◎陳平原
　　從“詞彙的結構”到“觀念的歷史”
　　
　　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的“導言”中，雷蒙‧威廉斯稱：“燕卜蓀
在其著作《複雜詞彙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中，發現了《
牛津大詞典》裡的許多缺失。我同意他的觀點……”（中譯本，10頁）這話讓我想
起英美新批評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和燕卜蓀
（William Empsom,1906–1984）與中國學界的深厚淵源。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瑞恰慈任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教授，講授“西洋
小說”、“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等課程，其著述《意義之意義》、《文學批
評原理》、《科學與詩》等，很快引起中國讀者的強烈興趣。如葉公超、朱自清、
錢鍾書、曹葆華等，或評論，或譯述，或借鑒，都開始關注瑞恰慈的學說。一九三
七至一九三九年，瑞恰慈的學生燕卜蓀先後任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教授，講授英國
文學等。在此期間，燕卜蓀開始撰寫其代表作《複雜詞彙的結構》。戰後的一九四
七年，燕卜蓀重來北大任教，直到一九五二年方才歸去。燕卜蓀之在昆明講授英國
當代詩歌，直接影響了“九葉詩人”如穆旦等，這點常被文學史家提及。我則關注
曾在清華大學或西南聯大任教的瑞恰慈和燕卜蓀，如何深刻影響了其同事朱自清的
學術思路。
　　在《語文學常談》（一九四六年版）中，朱自清提及，現代的語義學與傳統訓
詁學之“從歷史的興趣開場，或早或遲漸漸伸展到現代”不同，更注重“從現代的
興趣開場伸展到歷史”。英國批評家瑞恰慈之強調語言文字是多義的，是由該詞的
全部歷史以及具體語境確定的，必須分辨語言文字的四層意義（文義、情感、口氣
、用意），尤其是瑞恰慈“不限於說詩，而擴展到一般語言文字的作用”，這點讓
朱自清深感佩服（參見：《朱自清全集》三卷，172–173頁，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
八八年版）。朱先生生前編輯的最後一書《語文影及其他》，收錄有《說話》、《
撩天兒》、《如面談》、《論廢話》等十則分辨語詞的短文，該書的序言，開篇即
自報家門：“大概因為做了多年國文教師，後來又讀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書，自己
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發生了濃厚的興味。”（同上，三卷，333頁）。至於公開表
態，欣賞並追摹燕卜蓀，更是在此前十幾年。《詩多義舉例》（一九三五年版）中
，作者稱：“去年暑假，讀英國的 Empson 的《多義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覺著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試用於中國舊詩。”（同上，八卷，208
–209頁，一九九三年版）
　　在文史研究中，將語義分析和歷史考據相結合，朱自清最成功的著述還屬《詩
言志辨》。此書原擬名“詩論釋辭”，包括四篇詩論，考辨的是批評史上至關重要
的“四個詞句”，即“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序》中說：
“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蒐集
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
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同上，六卷，127–
131頁，一九九○年版）此等“從小處下手”，仔細辨析詞義的方法，在朱自清看
來，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正途，更切實可靠，也更有學術價值。
　　可是，關注“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這一研究策略，不見得非從瑞
恰慈和燕卜蓀那裡拜師學藝不可，傳統中國學術也有類似的思路。比如，朱自清在
《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一九三四年版）中，就稱：“郭君還有一
個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義，他的書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這裡。例如‘文學
’、‘神’、‘氣’、‘文筆’、‘道’、‘貫道’、‘載情’這些個重要術語，
最是纏夾不清；書中都按著它們在各個時代或各家學說裡的關係，仔細辨析它們的
意義。懂得這些個術語的意義，才懂得一時代或一家的學說。”（同上，八卷，19
6–197頁）日後，在評論羅根澤、朱東潤的批評史著作的《詩文評的發展》中，朱
自清再次強調：“文學批評裡的許多術語沿用日久，像滾雪球似的，意義越來越多
。沿用的人有時取這個意義，有時取那個意義，或依照一般習慣，或依照行文方面
，極其錯綜複雜。要明白這種詞語的確切的意義，必須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
同上，三卷，30頁）而到目前為止，沒有材料證明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等人在
撰寫批評史時，直接受到瑞恰慈或燕卜蓀學說的影響。
　　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判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版），其特別引人注目處，確實在對於諸多重要文學觀念的精彩辨析。
可此類以文學觀念的演進為中心來構建批評史的研究框架，我以為與新文化運動時
期胡適之提倡“歷史演進法”有關，但也是擅長考據的清儒之拿手好戲。藉考證特
定詞彙的生成與演變，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實在是
“老樹新花”。關於這一點，可借用胡適、傅斯年對於清儒阮元學問的表彰。
　　胡適完成於一九二三年的《戴東原的哲學》，論及阮元之“最長於歸納比較的
方法來尋出文字訓詁的變遷”，尤其是對《性命古訓》這樣最能體現其“比較方法
與歷史眼光”的著述推崇備至：“阮元的性論的重要貢獻還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
的結論。他用舉例的方法，蒐羅論性的話，略依時代的先後，排列比較，使我們容
易看出字義的變遷沿革。”“這種方法用到哲學史上去，可以做到一種‘剝皮’功
夫。……我們對於一切哲學觀念，也應該常常試用這種剝皮手段。阮元論‘性’，
至少能指出古今‘性’字的意義不同，至少能教我們明白哲學觀念是常常隨著時代
變遷的，單是這一點已可算是很重要的貢獻了。”（《胡適全集》六卷，437、449
、451–45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類似的說法，可見於傅斯年最重要
的著作、出版於一九四○年的《性命古訓辨證》。該書的“引語”這樣評價阮元的
《性命古訓》：“阮氏聚積《詩》、《書》、《論語》、《孟子》中之論性、命字
，以訓詁學的方法定其字義，而後就其字義疏為理論，以張漢學家哲學之立場，以
搖程朱之權威。夫阮氏之結論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則足為後人治思想史者所儀
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是也。”（《傅斯年全集
》二卷，505頁，湖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
　　“觀念”有輕重，“沿革”有長短，“剝皮手段”有精粗，但在內在思路上，
清儒之關注“字義的變遷沿革”、希望“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
與今人耳熟能詳的“觀念史”研究，不無相通處。二○○五年，江蘇教育出版社推
出美國哲學家、觀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洛夫喬伊所著《觀念史論文集》（吳相譯
），全書共十六章，除作為“總序”的“觀念的歷史編纂學”外，所論有“十八世
紀思想中的‘自尊’”、“作為美學規範的‘自然’”、“自然神論和古典主義的
相似性”、“論諸種浪漫主義的區別”等。此書的論述策略，與二十年前便已經譯
介進來的韋勒克的《批評的諸種概念》（丁泓等譯，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其實沒有多少差別。
　　關於“觀念史”，中國學界更為熟悉的，恐怕是美國人懷納（P.P.Wiener）編
纂、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譯並刊行於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的《觀念史大辭典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這套大書共四冊，包括政治與法律
卷、哲學與宗教卷、文學與藝術卷、自然與歷史卷。至於另外一套觀念史大書，雖
尚未有中譯本，卻因為一場學術爭論而聲名遠揚（參見：《中華讀書報》二○○○
年三月二十九日所刊孫周興《實踐哲學的悲哀》等），那就是德國的《哲學歷史詞
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該詞典是德國學術圖書協會
出版社（WBG）出版的一套大型哲學概念史詞典，共十二卷。很希望有“好事之徒
”，肯下大功夫，將這套大書譯成中文，以便我輩不懂德文者也能翻閱利用。
　　“新訓詁學”與外來詞研究
　　
　　還是雷蒙‧威廉斯，其《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一書的《導言》稱：“
本書中的註解與短評所屬的語義學則是‘歷史語義學’（historical semantics）
的分支，其明顯的特徵是不僅強調詞義的歷史源頭及演變，而且強調歷史的‘現在
’風貌 現在意義、暗示與關係。”（中譯本，17頁）所謂語義學（semantics），
其範圍與傳統訓詁學相當，治學方法上則有很大差異，故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將其稱
為“新訓詁學”。
　　一九四七年，在《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上，王力發表《新訓詁學》，
批評“舊訓詁學的弊病，最大的一點乃是崇古”。“我們研究語義，首先要有歷史
的觀念。……漢以前的古義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後新起的意義也同樣地值得研究
。無論怎樣‘俗’的一個字，只要它在社會上佔了勢力，也值得我們追求它的歷史
。……總之，我們對於每一個語義，都應該研究它在何時產生，何時死亡。”字義
不同於術語，更不是每一個字義都值得你傾心關注。不僅描述某一語義的演變，或
擴大，或縮小，或轉移，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的歷史與文化因素。那是因為，“一切
的語言史都可認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語義的歷史又是語言史的一部分。從歷史上
去觀察語義的變遷，然後訓詁學才有新的價值”（參見：《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
冊，320–327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年版）。對於王力建立新的訓詁學的主張，學
界頗有好評。或稱其文“是一篇從理論上宣示傳統訓詁學向現代語義學發展的重要
論文”（參閱晁繼周：《二十世紀的現代漢語詞彙學》，見劉堅主編：《二十世紀
的中國語言學》，41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或曰：“他提出了兩
個觀點非常重要。一個是歷史觀點，一個是語言社會性的觀點。”（趙振鐸：《訓
詁學史略》，335頁，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我無力介入語言學界的相關論爭，但我知道，歷史學家歷來對漢語語源的考證
感興趣，甚至希望其伸展開去，變成“從小處入手”的文化史。比如陳寅恪先生一
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致沈兼士》，便有如此宏論：“大著讀迄，歡喜敬佩之至，
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國近日著作能適合此定
義者，以寅恪所見，唯公此文足以當之無愧也。”（《陳寅恪集‧書信集》，172
–173頁，三聯書店二○○一年版）沈文《“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初刊一九
三五年的《國學季刊》五卷三期，確實是一篇好文章。而我相信，陳寅恪此說，頗
有“藉他人杯酒，澆自家塊壘”的意味。
　　要說從“歷史語義學”的角度從事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最合適的對象，莫過
於西學東漸以來產生的眾多“外來詞”。二十世紀初年，王國維撰《論新學語之輸
入》（《教育世界》九十六號，一九○五年四月），強調：“言語者，思想之代表
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這句話倒過來說便是，我們可以
通過辨析“新言語”之輸入，來探究“新思想”之輸入。實際上，目前的中國學界
，對此項工作抱有極大的熱情。
　　關於外來詞語研究，語言學家自是本色當行。高名凱、劉正琰的《現代漢語外
來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已著先鞭；日後的《漢語外來詞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則更為實用。譯介進來的國外學者著述，日本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等譯，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版）關於日
本譯詞的研究，有開拓之功，而義大利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現代漢語詞
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黃河清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一九九七
年版），論述更為專深且系統，故更為學界所重視。
　　思想史以及學術史、文化史學者的介入，使得“外來詞”研究獲得了更為廣闊
的視野；同時，也潛藏著因越界操作，而可能馬失前蹄的危險。劉禾著《跨語際實
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一九○○——一九三七）》（宋
偉傑譯，三聯書店二○○二年版）在英語世界獲得廣泛好評，譯成中文後，也頗受
中國學界的讚賞。最近，文學評論家王彬彬在《文藝研究》上發表嚴厲的批評，涉
及作者的古漢語修養以及辨析外來詞的能力（《以偽亂真和化真為偽——劉禾《語
際書寫》、《跨語際實踐》中的問題意識》，《文藝研究》二○○七年四期）。但
王並非語言學家，只是指出其若干誤讀之處，並未能顛覆該書的基本假設。
　　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則沒有那麼幸運，新書剛一問世，碰到的狙擊手就是真正
的專家。中華書局二○○四年十月出版馮著《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
漢字術語生成》，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文匯報》上，便發表了旅日學者沈
國威的《學術“搶灘”不可取——驚讀馮天瑜新著〈新語探源〉》，批評此書“缺
乏原創性”、“疏於考證”、“體例失當”，接下來斷言：“著者的學術準備尚不
足以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學術的成敗絕不在於一時的熱鬧”，言下之意，此
書不過是趕熱鬧的“搶灘”之作。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文匯報》又刊出馮
天瑜的《學術乃天下公器——答沈國威君》，其中有曰：“筆者沒有把自己的研究
定位在語言學圈內，而是試圖發揮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勢能，開掘新語生成所包
蘊的歷史文化內涵。”“拙著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來中外文化互動間的語彙變遷
，重點又放在十六世紀以降，更詳細展開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以筆者閱覽所及
，這樣的論著似不多見，或許有助於讀者全面把握新語生成史這一論題。誠如沈文
所說，相關各段都有專論在先。然而，綜匯式的把握也是必需的，這正如有了專門
史、斷代史還需要有通史一樣。”“綜匯前說，引出新的理路或結論，也是一種創
造。”這裡涉及不同學科、不同世代、不同學術訓練的學者之間，學術趣味以及治
學方法的差異。對此，《文匯報》上周振鶴、柳園等人的評述，有進一步的發揮。
至於馮天瑜先生，不久後出版的《“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二○○六年版
），“意在從‘封建’詞義的歷史考察入手，進而在概念史的論析上展開，故聯稱
‘考論’，亦即由詞義史之‘考’導入思想文化史之‘論’，所做的是一番‘知識
考古學’工作”（8頁），比《新語探源》一書更具獨創性，顯示了作者的博學深
思，以及綜合統籌的能力。
　　在《新語探源》的“後記”中，作者談及：“西方現代學者也注目於考察詞語
與語境的關係，考察詞語形式及意義伴隨社會文化變遷而發生的更革，法國學者福
柯的《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英國學者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詞彙
》等論著是這方面的前沿之作。”（630頁）至於劉禾的《跨語際實踐》，主體部
分乃是“從跨語際實踐的視角，分別考察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的不同層面”，作者
稱：“為了不使我的工作被誤解為雷蒙‧威廉斯式的關鍵詞研究，我願意強調我的
關注點不在於考察詞語、概念以及話語的變化含義，據認為這些變化反映了更為廣
大的歷史進程。”（6頁）有人樂於正面引證，有人急於劃清界限，但不管立場如
何，威廉斯《關鍵詞》的巨大身影，促成了後來者“影響的焦慮”。
　　晚清以降，隨著時代的急遽變化，大量外來詞（或曰“新學語”）出現。眼下
這些新學語再也不僅僅是語言學的研究範疇，正越來越成為歷史學家者關注的對象
。那是因為，學者們意識到，這些外來詞，往往提供了新的學術思路、文學觀念、
政治文化立場，乃至具體的日常生活之細節與趣味，描述其興衰起伏，可以凸顯近
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歷程（參見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
《開放時代》二○○三年四期）。
　　“新學語”之進入中國，經由了一系列的介紹、扭曲、挪用、延伸的過程。理
解並闡釋這一過程，必須將上層與下層的對話、創生與傳播的互動，還有從萌現到
定型的全過程，做綜合性的考察，才有可能得出令人心悅誠服的“新見”。而當下
學者之所以紛紛關注這一課題，除了學術思路的拓展，更因為數據庫的巨大優勢。
最近若干年，隨著網路技術的日新月異，各種專業數據庫紛至沓來，而研究者也大
都能嫻熟運用E時代的各種技術，使得此類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參見金
觀濤、劉青峰：《中國近現代觀念起源研究和數據庫方法》，《史學月刊》二○○
五年五期）。
　　從“關鍵詞”說到了“觀念史”，又轉到“語義學”、“外來詞研究”等，似
乎思路有點雜亂。其實，這麼處理，乃別有寄託。做文化史、批評史、思想史、學
術史的，必定都會關注核心概念。至於是否使用威廉斯意義上的“關鍵詞”，取決
於一時代的學術風尚，也取決於個人的文化趣味。之所以把事情說“複雜”，目的
是顯示不同的學術路徑。“江山代有才人出”，學界時有新思潮（以及“新術語”
），正常的狀態是：舊學新知，互相競爭。有人追求血統純正，一以貫之；有人喜
歡博採眾長，融會貫通，各有各的利弊。有時候，不追求“全新的境界”，並非力
所不及，而是欣賞賀麟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收《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
一九八八年版）中所說的：“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歷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英〕雷蒙‧威廉斯著，劉建基譯，三聯
書店二○○五年版，27.00元）
《讀書》2008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