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政經局勢猶深陷冷戰氛圍之中，共產中國受歐美各國圍堵禁
運，第一代中國通於是以香港為主要的田野研究地點，通過訪問當地的難民與華人所取得
的蛛絲馬跡中來建構當代中國的樣貌。其中的佼佼者不得不提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
究中心主任，今年已屆八十二高齡的傅高義（Ezra F. Vogel）。
藉由《日本第一》（1979）在美國與台灣掀起一股希望能夠解讀與借鑒日本崛起經驗熱潮
的傅高義，其著作《共產主義下的廣州》（1969）、《廣東改革》（1989）同樣深刻地描
述了當代中國的變化。自2000年退休後，由於認定「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
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傅高義再傾十年之力透過深入訪談並援引大量文
獻注釋完成了《鄧小平時代》（2011）一書。
在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可以由個人、黨與中國的發展等三個面向來解讀：
在個人方面，年輕時在法國與蘇聯活動的經驗不僅影響了鄧小平的嗜好，也使鄧有較同代
人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遭受妻小去世的打擊，使鄧產生內斂寡言、冷靜堅毅的性格；在
日後的政治低潮中他的家庭雖然亦受到牽連，但是他仍竭力保護家人並保持緊密的關係。
在黨內路線與權力鬥爭上，與毛澤東作為革命的浪漫派不同，鄧一生都是務實的現實主義
者，他重實權而不重虛名、表現聽話與「果斷」，深獲毛的信任，負責忠誠地執行一連串
毛所交代的政策，包括土改、1957年的反右運動、大躍進等，他未能阻止毛犯下錯誤的政
策也因此為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由於毛缺乏安全感、善變與猜疑，最終鄧也在文革期
間受到毛的軟禁報復。在對毛神化崇拜的政治環境底下鄧的姿態一直很低，他不斷地等待
機會並且知道何時低頭配合效忠。
在中國的發展上，對內鄧早已清楚地認知經濟落後的現實，相對於毛藉由各種運動敵視知
識分子，鄧則試圖振興中國的科學、恢復高等教育與文藝活動，並深信此舉有助於現代化
事業的開展，然而政治風向變化莫測一切都必須在包裝下小心地進行；對外鄧是文革後少
數能夠展現國際影響力的領導人，他擴展了共產中國的外交、強硬地處理了與英國關於香
港前途的談判。對比於被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具體
政經情勢中，傅高義更認為鄧事實上應是一個改革的務實支持者，他為中國找到了富強之
路。
在鄧小平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與責任上，傅高義認為鄧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
因此採取了強硬的行動，他批准了楊尚昆的「清場」方案，但是低估了對抗的強度；而抗
議群眾缺乏經驗，對政府抱有幻想誤判了形式，學生領袖也無法控制局面，最終導致了流
血鎮壓。傅高義有意識地希望隔開更長的距離去談論鄧的鎮壓決策與影響，這使他和他的
著作遭受嚴厲的批評：有中國學者認為鎮壓與後來的經濟發展無關，鄧把政治改革留給後
人也徒增風險；香港的學者則認為傅高度讚揚鄧小平，吹捧了權力至上的意識形態但卻缺
乏道德判斷。
在一場座談會中，我曾詢問傅高義對於目前的中國研究者有什麼建議，他坦率地承認
現在的學者除了花時間尋找教職並且鞏固學術地位之外，並不容易從事這樣長時間的研究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矚目的經濟成就，今日的研究者卻較少進行扣連總體結構與脈絡
因素的論述。傅高義的知識養成有其特殊的背景，這使他能兼具豐富的黨史知識、學理與
實務經驗，然而他的觀察或許同樣值得台灣的中國研究社群參考與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