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對德育與國民教育科的呼聲愈演愈烈，9月7日晚間在政府總部前廣場的抗議集會更
吸引了數萬名的市民參與；在群情壓力下，特首梁振英旋於9月8日晚間宣布取消在2015年
正式全面推行該科的規劃，轉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展、是否獨立成科與如何開展該科。
然而，不少當地輿論對這樣重大的政策轉向與讓步表示懷疑。其中，國民教育家長關
注組已宣布正式成為註冊組織，並且將公開募款、聘請職員；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
也表示不會加入政府的開展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批評其沒有正當性且代表性不足。
儘管廣場上的占領與絕食行動已宣告結束，但相關爭議已轉型為持久戰，香港仍深陷「衝
突螺旋」（spiral of conflicts）的困境中。
「衝突螺旋」指的是政府在特別是涉及「中國因素」的政策，例如邊境開發、自由行乃至
國民教育，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漸上升而廣泛的社會爭議。「衝突螺旋」的惡化首先呈顯
於對政府滿意度的不足，因此親民動作與民生措施的成效亦極為有限，若缺乏妥善應對最
終將迫使政府面臨嚴峻的管治危機。
「衝突螺旋」的根源在於香港政治本質上的正當性（legitimacy）缺陷：至今行政長官仍
是由小圈子選舉委員會選出，並且受到北京的指揮與干預；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爭議
已久，在制度變革的侷限下，短期內看不到於根本上修補正當性的可能。相較於殖民地時
代除了政經環境的變遷之外，今昔有兩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差異：
第一是中港互動下政府角色的變化，香港社會有不少輿論質疑特區政府在中港融合的過程
中究竟能不能以本土利益為先。這種質疑並非無的放矢，在制度上行政長官必須同時向北
京與香港負責，但是由於特首在施政上主要受北京及其在港力量支持，因此當存在利益衝
突時，港人對特首捍衛本土利益的信心就會受到挑戰。九七前香港在經濟上猶能維持相對
的自主，在商業與金融方面避免犧牲自己的利益，港督一方面做為英女皇的權力象徵代表
，但是通常更多地在私底下扮演了捍衛殖民地利益的代言人角色。七十年代的英國解密檔
案顯示，當面對英國外交部與政黨的干預時，港督往往最終會選擇捍衛香港的利益，更不
用說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國內與北京的雙重壓力下仍執意推動回歸前的政治改革。然而九七
後北京不但主導了香港民主化的方式與速度，更使得香港在經濟上也需要向其尋求融合與
支持，加重其依賴。
第二是諮詢政治的裂解，這一種源於殖民地時期為達到政治吸納與改善施政的制度工具，
早已面對重重批評與挑戰。香港社會已經不甘於被吸納進官方的溝通渠道，也不相信這一
種平台能夠反應意見甚至影響決策。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政府的問責架構日益臃腫，各
類諮詢委員會也龐雜不堪，歷次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於各類問責制的評價長期不理想，然
而政府卻仍以為邀請幾個知名度較高的人士加入閉門的委員會，並確保其組織意見與利益
受到保障就可以緩和多元利益的訴求，明顯忽視政治參與模式的變化。
在此背景之下，有輿論尖銳地質疑特首「賣港」、國民教育只是北京下達的政治任務；市
民不願意透過各類委員會幫政府政策背書，也不承認諮詢過程具有代表性，國民教育衝突
於是愈演愈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日前接受訪問時曾含淚表示：「有一班人，對政府猜
忌、沒有信任」、「為何政府盡心盡力，勤政為民，但他們就是不信任，無論說甚麼都不
相信」，反映出政府高官至今仍不了解市民對他們是否會捍衛香港利益的質疑。梁振英政
府上台前後社會抗議的次數與人數均大幅攀升，乃是「衝突螺旋」惡化的具體表徵，絕非
部分偏頗傳媒所謂「少數人被別有用心人士與勢力誤導」的結果。
儘管特區政府在群情壓力下的讓步似乎標幟了公民社會暫時取得階段性的成果，然而
要強化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特首應以民意為依歸、捍衛香港的整體利益，有理有
節地向北京坦承部分施政的實際困難，避免北京的誤判與直接干預；在諮詢政治被批評為
樣本戲與代表性不足的局勢下，政府尤其不應該忽視甚至曲解民意的走向。唯有如此，存
在於香港政局的「衝突螺旋」方能夠在正當性先天不足下避免最終走向管治危機的再次爆
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