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2期許是，中國的精英群體，尤其是執政當局，進一步化解政統與道統的對立、緊
張。
華夏五千年歷史乃是華夏之道自我展開的歷史。其間，道統與政統雖有緊張，但不管是皇
權、還是精英群體，對道統始終保持敬畏。儒家士君子群體更是以衛道為己任。
中共建政，令道統—政統之正常關係完全顛覆。延續新文化運動全盤性反傳統思想，當局
致力於全面摧毀傳統，此舉得到城市知識份子等精英群體的全力協助。但毛的目標不止於
此，他既想充當皇帝，也充當哲人，試圖全盤構建一個現代道統，以替代綿延五千年之華
夏道統。由此，政統對道統全面開戰，權力與生活處於戰爭狀態。
這是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全部問題的總根源。從五十年代開始，鄉村精英遭到系統鎮壓，知
識份子屢次遭受迫害，私人工商業者被全面改造，皆因當局欲消滅道的現實承載者——紳
士群體。為此目的，當局也消滅家庭，消滅私有財產，消滅市場機制。
甚至中共黨內殘酷鬥爭，也起因於黨內明智者欲緩解道統、政統之對立，比如，《論共產
黨員的修養》試圖援儒入馬。此努力遭到激進派狙擊。
悖道而行者，其無後乎？毛氏此種倒行逆施，當然無法長久維持。鄧時代之總體特徵是放
棄重建道統之雄心。
由此，權力對社會的控制有所放鬆，而於不自覺間奉行黃老之術，放權讓利，與民休息。
由此，人民的傳統而自然的生活得以伸展自我，社會得以重建自我，總而言之，道統得以
在艱難的環境中自我重建。
可以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所發生的全部良性變化，就是傳統之復歸。私人財產制度、市
場制度是中國普通人熟悉的生活方式。社會自治也是傳統中國治理之基本模式。正是傳統
之復歸，帶來局部的自由，與奇跡般的繁榮。
但是，這個復歸是不完整的，遭遇嚴重阻礙。全部的阻力來自精英群體，尤其是以反傳統
為榮的知識精英與迷信物質主義的權力精英所結成的奇怪的文化—政治同盟。
毫無疑問，民眾的回歸意願是本能而強烈的。過去三十多年間傳統的復歸，係以民眾自發
的回歸為先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精英群體及整個主流文化、社會、政治建制，基於種
種現代意識形態和惟理主義迷信，對這種回歸趨勢採取警惕、疑惑、很多時候是抵制的態
度。
也許可以說，當下中國最為根本的衝突就是，民眾向傳統回歸的意願，與包括政府在內的
精英群體的惟理主義迷信之間的對立。民眾不自覺地循道而行，精英群體卻因為知識的傲
慢而拒絕面向道。
最可憐的是，這些精英以為自己在追求自由，其實，他們在無意中延續著毛的事業。過去
二十年間精英與民眾日趨嚴重之分立、對立，根源正在於知識份子抱持的知識與中華道統
之分立、對立。這就是中國精英群體之公共形象在過去二十年逐一崩塌的深層根源。
當然，過去十年中，中國思想界已再悄然間發生了一場巨大的變化：回歸儒家。不少學者
、商人、民間精英也開始回歸儒家，歸宗道統。當局也在扭捏中局部地回歸。中共十七屆
六中全會公報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
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宣導者和發展者。最為重要的是第一句話，
它當然不是歷史陳述，而是面向未來的政治宣示。這表明了當局回歸華夏道統的意願。
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精英、當局回歸道統，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均可理順，比如，精英
、大眾將會恢復團結，中、外將重建恰當關係，體制內、外或可化解敵意，而這些對於依
然面臨著根本性制度轉型的中國而言具有決定性意義。
惟有回歸道統，中國人才能在確立文明主體性的基礎上，構建保障人之尊嚴與自由的制度
，過上人之為人的美好生活。不回歸道統，人民就無從登場，國家就不存在，談何自由，
遑論立憲？因為，人民是由文化界定的，國家則是由道統賦予生命。
2012年，精英群體，包括當局，在回歸道統的道路上，能否邁出重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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