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910/c10gao/zh-hant/
中國日漸擴大的教育不平等
北京——每年九月，在常被譽為「中國哈佛和M.I.T.」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校園裡，
都會遍布神采奕奕的大一新生，他們是從中國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教育體制中脫穎而出的
優勝者。這些少男少女們與他們在其它國家的同齡人一樣國際范兒十足：穿着潮流新品，
拿着智能手機，他們或分享出國旅行的見聞，或交流着對《生活大爆炸》和《神探夏洛克
》等英美電視劇的熱愛。
他們註定擁有光明的前途：幾十年後，他們就將進入政府高層機關，或是掌舵國有銀行和
其他跨國公司。然而在他們似錦前程背後，卻是他們所代表的日益狹窄的社會階層。
中國提供九年義務教育，並將考試分數作為唯一標準選拔大學生，這也在國外常常被褒獎
為促進教育均等分配的典範。中國學生在國際標準的考試中耀眼的成績也似乎更加印證了
這樣的看法。但中國教育獲得的這些讚譽或許只是虛名。
雖然中國在民眾中極大地普及了基礎教育，讓大學畢業生人數翻了四倍，但另一方面它也
造就了一個欺貧凌弱的體制：以官僚阻撓和收入門檻拖累着社會下層力爭上遊的步伐。
導致這個問題的罪魁禍首之一，便是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在農村還有着6000萬
「留守」兒童，他們由爺爺奶奶帶大，父母去了遙遠的城市打工。當他們在城市的許多同
齡人在設備一流的校園裡讀書，接受科班出身老師的輔導時，農村孩子們卻還都蜷縮在破
敗的教室里，在缺少合格老師情況下艱難地學習英語、化學等高難度科目。
另一些孩子跟隨父母來到城市，成為農民工子弟，然而他們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同樣有限
。政府的諸多限制讓他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戶口制度將他們獲得公共社會服務的權利與
他們的出生地綁定，將他們擋在了城市公立學校的門外。很多民工子弟只能選擇那些教育
質量較差，收費更高的私立學校。最近的戶口改革多針對一些小城市，對於彌補城鄉教育
機會差距來說杯水車薪。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裡，一些新政似乎更加劇了這些歧視。很多
務工者別無選擇，只能將孩子送回農村老家。
中國要求絕大多數的學生在家鄉參加高考，而頂尖的大學又將更多的錄取名額分配給了北
京、上海這些一線城市。一項研究發現，一名北京本地學生相較於來自貧窮的農業大省安
徽的學生，考上北大的幾率幾乎是後者的41倍。
即便在城市戶口擁有者之中，教育機會的分配也極不均等。城市學校質量良莠不齊，而且
進入頂尖學校的競爭也滋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為了讓孩子獲得一個進入頂尖小學的名額
，父母們常常繳納上萬元的「自願捐贈」。而在一些一流中學，比如我的母校，這些費用
有時會高達13萬美元（約80萬元人民幣）。父母多交錢還可以得到其他好處，比如開個好
價錢讓老師給自己的孩子單獨補課，儘管這種行為被有關部門明令禁止，但在現實中仍比
比皆是。
為了剷除腐敗現象，北京今年出台新政，要求學生就近入學。但這些新措施並沒有阻止家
長們鑽體制空子，而僅僅把金錢引向了另一個市場。好學校所在地段的房產已經成了北京
今春最搶手的商品。許多家庭爭先恐後地從奢侈小區的寬敞洋房搬進了名牌小學旁的破舊
公寓。在西城區某搶手居民區里，一套107平方英尺的公寓售價就高達55萬美元。
中國的教育一貫極其注重考試分數，如今它已經變成了一場以另一個數字論成敗的角逐。
當高三學生們走進高考考場，進行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試時，他們成敗的幾率早已
註定，不僅取決於十年寒窗的努力，還取決於他們在補習班中傾注的費用，他們父母為獲
得城市戶口而四處奔波的年頭，以及大學在他們的省份分配的錄取名額。從古代就沿襲至
今的科舉制一直是社會流動的核心動力，但這種考試制度如今卻在加劇已經根深蒂固的階
層分化。
我的母親70年代後期曾在北京大學念書，她記得身邊同學背景迥異——從黨員幹部子女、
知識分子後代，到剛從車間里走出來的工人，到自邊遠省區的農民。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
，經濟開放不僅帶來了巨額財富，還帶來了收入不均，這些都讓中國頂尖高校圈子裡的多
樣性近乎蕩然無存。
中國已經宣稱要將自身生產出口型的經濟模式，向知識和創新驅動型模式做出轉變。要達
成這個目標，便需要允許中國青年人有條件充分探索他們的潛力。只有當一個湖南農民的
兒子和北京公務員的女兒都可以夢想通過努力在北大金榜題名時，外界對於中國教育作為
社會公平均衡器的讚譽才是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