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洛莫·班雅米：以色列如何失去美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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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國外交家喬治·鮑爾（George Ball）曾經說過，以色列需要從其自身“不由自主”
（in spite of herself）實行的自殺式政策中被拯救。在一篇1977年《外交事務》雜誌
刊載的文章中，他呼籲美國不偏不倚地推進阿以和平。但儘管鮑爾有關以巴衝突問題的現
實立場在美國國務院官員中屢見不鮮，但卻一直被視為美國政治體制的禁區，現有政治體
制長期以來就以色列問題達成了幾乎神聖的共識，至少持續到目前為止。
可以肯定，在某種程度上，鮑爾的立場只代表極少數。歸根結底，美國從未動搖保持以色
列“軍事能力質的優勢”的決心。事實上，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政府打破了為以色列
提供軍事援助的所有歷史紀錄，儘管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從不願採用美國納稅人買單的軍
事優勢來為和平冒點估算過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仍然在為以色列目中無人的吞
併政策提供支持。
但情況肯定已經發生了變化。目前美國政界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看法高度分化，年輕一代更
多地看到偏執的以色列欺壓被剝奪權利的巴勒斯坦人，而逐漸淡忘了最初的猶太復國主義
史詩。對他們來講，以巴衝突已經成為某種人權問題，而且這種人權問題還備受爭議。以
色列的辯護者正面臨著大學校園內的親巴勒斯坦運動，而這種狀況是從學生抗議越南戰爭
以來從未出現過的。
2014年一項蓋洛普民調顯示，雖然佔微弱多數的美國人認為以色列有理由在2014年襲擊加
沙，但30歲以下的年輕人卻僅有25%持上述觀點；高達51%的30歲以下民眾公開宣稱以色列
的行動缺乏合理性。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一項民調顯示，高達84%的民主黨和60%的共和黨
更傾向於一國解決方案，也就是由單一民主政府保障所有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享受平等權
利。
上述變化已經得到了美國政界人士的關注。近幾個月來，民主黨議員在佛蒙特州參議員帕
特里克·萊希領導下，已經呼籲調查以色列“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對巴勒斯坦人
施以酷刑和法外處決。而美國駐以大使丹·夏皮羅去年1月在演講中，提出以色列實際是
在西岸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這一說法震撼了以色列的政權者。
伯尼·桑德斯參議員打破了框框，在總統競選中呼籲改變民主黨的以巴衝突立場。通過強
調巴勒斯坦人所處的困境，桑德斯不僅凸顯了自身以道德為重的世界觀，這樣的觀點當然
很有可能演變為理想主義，同時凸顯了他理解一種重要的選民情緒。多虧他的努力，將於
本月晚些時候召開的民主黨大會注定會標誌著該黨立場的轉折。
共和黨同樣威脅要疏遠以色列，但卻以一種更具破壞性的方式。該黨11月總統大選的推定
提名人唐納德·特朗普已經表示，他不會批准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暗示他認為兩國方
案失敗的責任更多是在以色列一方。相反，他表示自己將在以巴衝突中扮演“某種中立的
角色”。
特朗普的表態似乎對其支持者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很多人都因為他的反體製做法而喜
愛特朗普。如果他們鄙視的體制內政客支持以色列，那麼合理的推斷是那種政策肯定是有
問題的。
危險之處在於特朗普正在發掘保守派選民群體中某種公開的排外因素。事實上，他得到了
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支持，包括前三K黨領袖大衛·杜克。有鑑於此，特朗普的崛起對美國猶
太人而言是個非常壞的消息，而且實際上所有美國少數族裔群體都應為此而感到擔憂。更
糟的是，特朗普的影響，甚至可能超越美國影響到其他地方的極右翼領袖，比如奧地利的
諾伯特·霍費爾，後者可能模仿他的策略煽動並利用塵封已久的本土主義。
對以色列而言，尤其考慮到以色列長期依賴共和黨議員推動其議程，特朗普當選總統肯定
是一種重大損失。比方說2011年，共和黨議員竟然在不通知白宮的情況下安排內坦亞胡對
國會議員講話，目的是阻止國會通過奧巴馬長期以來一直與伊朗談判的核協議。
但這還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有個不那麼親切的白宮盟友是一回事；但如果特朗普當選並
將其“美國優先”的外交哲學付諸實施，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儘管將本國利益放在首位本身並無不合理之處，但特朗普所持的觀點令人回想起二戰前孤
立主義者和反猶團體呼籲美國安撫希特勒。對特朗普及其成百上千萬支持者而言，“美國
優先”意味著美國開明的全球使命的結束。外國勢力，無論他們是誰，應當付錢購買美國
的服務。
因為對歐洲反對其巴勒斯坦政策的公共輿論充耳不聞，以色列政府顯然已經失去了歐洲的
支持。現在，以色列曾幾何時在美國堅不可摧的堡壘正在受到威脅。當然以色列必須意識
到無視這種挑戰幾乎等同於跳下懸崖。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長，現任托萊多國際和平中心副總裁。著有《戰爭的傷
疤、和平的創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劇》（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