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城、空間與階級：牛津的鎮民、紳民鬥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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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脫歐以來，各國的大報小報都紛紛關心起牛津大學和英國統治階級人脈密不可分的關聯
。許多報導討論牛津大學富家子社團「布靈頓俱樂部」（Bullingdon Club），描述前首
相卡麥隆和同黨脫歐大將強森，如何透過這個只招收上流社會男學生的社團相遇和相交；
也有報導追蹤現任首相梅伊和她在牛津大學地理系同窗女同學們，紛紛婚配給同校的菁英
和貴族，在今日英國的政治經濟界叱吒風雲。
這些故事都把牛津校園描繪為英國上層階級複製優勢的重要空間；但事實上，這個空間中
的成員十分複雜，並不總是為上層階級服務——在牛津大學數百年的歷史中，上層階級在
這個空間中的人脈和錢脈累積，其實也時常受到其它階級的挑戰。
大學城的空間權力關係通常十分微妙。大學是仕紳生產知識的地方，而它所在的城區，通
常是為仕紳階級服務的鎮上勞力工作者所生活的地方。前者是穿著學袍的紳民，後者是在
地居住與工作的鎮民，兩者之間時有衝突，被稱為「鎮民與紳民之爭」（town and gown
）。
在牛津大學，居住在大學城的鎮民與學院裡的紳民之間的衝突已經有數百年歷史。其中最
為人知且最血腥的一次，發生在1355年，一場鎮民與紳民在市中心酒吧的口角衝突，升高
為數百名學生與附近城鎮居民互毆的流血衝突，造成60多名學生和30餘位鎮民死亡。越鬥
越狠的牛津鎮民與紳民，在中世紀的流血衝突甚至促成了學者的逃亡——其中一部分牛津
學者避居劍橋，才創設了今日的劍橋大學。
▎中世紀的衝突
中世紀大學城的鎮民與紳民為什麼衝突？
在經濟上，牛津城那時的經濟結構非常倚賴牛津大學的消費，大學是當地貨品和服務的最
大購買者。鎮民的工作以供給大學日常生活必需品為主，包含了肉販、鐵匠、裁縫、木匠
...等。也因此，牛津大學對價格談判享有無上的優勢，使得當地鎮民階層深感自己的經
濟生活，被已經相對優渥的紳民階層剝奪。
在政治方面，鎮民和紳民各有其法院，但又想擴張自己法院的管轄權。大學在當時還擁有
自己的警察權，對大學週邊的街道都進行了宵禁，也引起居民的不滿，最終導致鎮民對紳
民的反撲。
鎮民與紳民血戰，換來的是之後數百年更多的羞辱。牛津大學與統治圈和宗教圈緊密的關
聯，使得大學被持續賦予更多的特權。在1355年的浴血之戰後，每一任的牛津市長被命每
年需給付牛津大學關於血戰的賠償金，並須每年親至大學教堂為此進行懺悔，一直到了19
世紀，牛津大學才終於放棄了這些權利。
▎工業化與階級鬥爭
到了19和20世紀，學院內的紳民和以勞力工作為主的鎮民之間，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歧見
，開始以新的形式出現。
19世紀工業革命後，許多牛津的保守菁英階層反對在當地發展工業；然而，對於當地勞動
階層而言，工業意味著就業和收入。不過在20世紀，牛津城仍發展成了英國汽車工業的重
要根據地，而仕紳階級建議將汽車工廠遷離，這些經濟利益衝突，亦勾起了數百年來紳民
與鎮民不愉快的回憶。
同時在政治方面，牛津大學在英國政治界菁英的影響力，意味著政治特權的延續。一直到
20世紀中期，牛津大學的畢業生都還能自己選出一席屬於「牛津大學」的國會議員。直到
邁入21世紀之際，牛津大學在稅收和地方政治上也都還享有若干權利。
▎當代消費空間與階級
在本世紀，牛津大學雖然仍然是上層階級嚮往就讀的學校，並持續產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
界具有影響力的校友，然而，上述的政治特權──包含稅收、警察和選舉權──多數已不
復在。不過，這並不表示鎮民與紳民的隔閡已經完全消失。
舊日菁英和平民生活的差異，在消費和生活風格方面仍然被保存下來。在1900年和1931年
，成年男性在工廠工作的薪水分別約是73英鎊和153英鎊；然而，同時期的牛津大學生零
用錢卻大約是300英鎊。即使到了今日，儘管中產階級和國際學生大量湧入牛津大學，牛
津大學和週邊昂貴的私立寄宿中學，仍然有許多來自菁英家庭的學生，享受較一般牛津受
薪階級收入更優渥的生活。
這些的差異，至今仍表現在日常生活的空間區隔裡，譬如說：鎮民和紳民常去的酒吧並不
相同，彼此不常混同。鎮民的酒吧是當地居民歡聚的所在，紳民則常以酒吧作為學術知識
產出的場所，學院文人在此討論創作的構想，《納尼亞傳奇》、《魔戒》的作者都在這些
紳民酒吧中發想和相互切磋。這兩者在外觀和訂價上雖無顯著的差異，彼此之間距離也不
過數分鐘的腳程，但鎮民與紳民仍然會魚貫走入屬於自己社會位置的酒吧，坐入數百年前
已暗暗訂好了的空間秩序。
紳民與鎮民的消費場所雖然有所區隔，但彼此仍時常在街道、醫院和其他公共服務的空間
相遇，因而引發各種輕蔑、嫉恨和憤怒的情感。
像是卡麥隆和強森所屬的布靈頓俱樂部，在鎮民心中就以醉酒、鬧事和喧嘩聞名。這些從
伊頓等昂貴的私立寄宿中學畢業的年輕男學生，群聚在市中心，開著高分貝的座駕，在許
多街區呼嘯而過，破壞公物後再以付高額賠償金來收尾。鎮民對於這些衣著談吐得體，行
為卻令人搖頭的年輕學生感到憤怒，稱之為「菁英流氓」（posh hooliganism）。
另一方面，這些牛津大學和周邊的私立寄宿中學的菁英學生，也時常對鎮民展現輕蔑的態
度，許多學生戲稱鎮民為「鎮仔」（townees）或「平民」（plebs）。「鎮仔」一詞指的
是穿著休閒衣著、運動鞋、配戴閃亮的假珠寶配件的鎮民，用以嘲弄鎮民服裝風格不若菁
英正式高雅；「平民」一詞則來自於拉丁文──一種傳統上是上層階級才會學習的語言，
它指的是血統平凡、缺乏高貴出身的人。這些稱呼帶有貶意，尖酸地嘲諷牛津鎮民的社會
地位和品味低落。
▎鎮紳之爭不只在英格蘭
大學和它們所在的社區之間的衝突，不只發生在牛津。除了歐洲，許多亞洲和美洲高等教
育機構所在之處，都有學術機構周邊鎮紳衝突的記錄和研究，這些衝突彼此之間有驚人的
相似之處。
大學所在社區的經濟結構，時常是它與大學衝突的重要原因，學生與鎮民的階級差異造成
的行為模式差異是一個問題，公共資源的分配和稅賦承擔也時常造成爭議，因為大學佔用
了社區的公共資源，稅賦上卻未必能與鎮民們等比承擔。以美國為例：許多富有的大學原
本依法享有房地產稅減免，然而房地產稅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如此一來，這些大
學對社區公共建設的財源極少付出，然而其師生卻對當地社區的公共服務帶來沉重的負擔
，這使得鎮紳嫌隙漸起，在這個鎮紳利益衝突的背景下，大學才慢慢發展出一系列回饋社
區的計畫。
那麼台灣有沒有類似的故事？
在牛津求學和工作多年後，終於有機會返鄉。回到台北，時常造訪中研院，一次和一位當
地耆老閒聊，她談到中研院便激動了起來。
她說，她們居民在地世代務農，中研院初初發展的時候，卻徵用了周邊居民的土地。這些
土地上蓋了很棒的幼兒園，卻不是這些當地居民可以優先享用的教育資源；這些土地上蓋
起了圍牆，牆內有五星級飯店來開設的高級餐廳和咖啡廳，但這些優雅昂貴的地方，也不
是她平時習慣去消費的場所。她談到的，是鎮民與紳民之間的消費風格歧異，以及伴此而
生的社區公共資源分配爭議，這讓我想起了牛津。
台北市政府對於中研院周邊空間的發展願景，是借重中研院在國內科技研發的重要角色，
在它週邊推動相關產業前進，並蓋一條空中廊道，將研究機構、產業園區、高鐵和捷運站
、和高級百貨商場之間串連起來。
我很好奇耆老會怎麼想？她以後主要的消費和生活空間會在地面，而知識菁英卻時常行於
空中。我同時想起英國科技產業的空間藍圖，一度計畫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之間打造一
條科技產業廊道，將知識生產機構和相關產業劃在廊道之內，進一步區隔廊道之內與廊道
之外的世界。
牛津鎮民與紳民的故事，是世界各處很多知識生產機構的空間鬥爭縮影。研究機構的發展
，時常被描繪為替當地社區帶來就業機會，許多政府也將研究機構的發展，看作是都市發
展計畫中的重要手段──特別是促成科技產業聚落的手段。然而在地居民未必全盤接收這
種簡單的論述，也未必總是正向地認知這些發展。自有大學的歷史以來，如何與社區共生
，是各地的研究機構持續面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