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告別卡斯特羅
新聞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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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個多世紀的掌權期間，卡斯特羅從一個廣受歡迎、魄力非凡的游擊隊領導人，淪為一
個傳統的獨裁者，就像是從另一個時代穿越而來的威權遺物，給古巴人民帶來了苦難。
他在1959年大膽奪取了古巴政權，此後終生享有國內外追隨者的強大個人崇拜。但在半個
多世紀的掌權期間，剛剛去世、享年90歲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從一個廣受
歡迎、魄力非凡的游擊隊領導人，淪為一個傳統的獨裁者，就像是從另一個時代穿越而來
的威權遺物。
在晚年，雖然出現了一些新朋友——如已故委內瑞拉領導人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
——給他捧場，但他受到了外國政府和人權組織的抨擊，而且被許多先前的支持者（甚至
包括他的女兒）拋棄。即便如此，卡斯特羅仍是20世紀最值得一提的革命人物之一。
對於這個固執、任性的造反者出身的政治家，他晚年發明並不斷重復的口號“社會主義或
死亡”是一句非常恰當的墓誌銘。作為政治家，當歷史潮流順應他時，他便順流而動；而
當歷史潮流逆他而行時，他敢於企圖阻擋。作為他那個時代掌權最久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先任總理，後任總統），他營造了自己的傳奇，直到晚年還留著胡須，身穿橄欖綠制服，
使他成為一眼即可認出的世界人物。
在天賦使命推翻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腐敗獨裁統治的驅使下，他
成就了一項非凡的領導力壯舉。紀律、勇氣、對民心的敏銳直覺、運氣以及人格力量的結
合，被證明比巴蒂斯塔的龐大軍隊更為強大。卡斯特羅的勝利給整個拉丁美洲乃至其他地
方的游擊運動帶來希望。
即便不理會對那場革命的神化描述，也不能否認卡斯特羅當年踏上了一段英雄般的旅程。
1956年11月24日，他登上老舊的“格拉瑪號”(Granma)游艇，從墨西哥海岸啟航，向古巴
進發。設計僅能搭載8人的格拉瑪號，擠滿了82名全副武裝的戰士。該船在沖上海岸時解
體，使登陸行動變得更像一場海難，而在遭遇最初的伏擊之後，只有21人幸存。
卡斯特羅帶領幸存的戰友進入森林覆蓋的馬埃斯特臘山脈(Sierra Maestra)，其中包括他
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和具有傳奇色彩、從阿根廷醫生成為國際革命主義
者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隨著卡斯特羅越來越得人心的反抗運動充分利用政府內部的弱點（最後連美國都放棄了對
政府的支持），巴蒂斯塔政權在不到兩年後垮臺。1959年1月，留著大鬍子的卡斯特羅以
勝利者的姿態搭乘一輛坦克出現在哈瓦那的大街上。那年他才32歲。古巴已是他的天下。
武裝奪權的壯舉，加上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1961年試圖（通過古巴流
亡人士在豬灣(Bay of Pigs)發起的入侵行動）推翻他未果，引燃了發展中世界整整一代
人以及歐美學生的想象力。對許多左翼人士而言，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實驗預示著新興國
家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卡斯特羅曾在山區的叢林中寫道：“這場戰爭結束後，對我來說，一場更廣泛、更大規模
的戰爭才將開始：一場我要針對（美國）發動的戰爭。我知道這才是我真實的歸宿。”
憑借個人魅力，卡斯特羅大步游走於上世紀60和70年代的世界舞臺。他是不結盟運動中頗
具影響力的成員；自封為大衛(David)，勇敢抗擊帝國主義巨人歌利亞(Goliath)。陷入與
蘇聯冷戰的恐懼之中的美國，把卡斯特羅視為對其地區霸權的直接威脅，歷屆白宮主人都
對古巴念念不忘，以至於卡斯特羅製造事端的真正能力被誇大了。
在美國眼裡，卡斯特羅構成的威脅如此嚴重，以至於中情局(CIA)據稱策劃了多起試圖暗
殺卡斯特羅或敗壞其名聲的陰謀和計劃。其中特別怪異的手段包括有毒雪茄、貝殼炸彈以
及讓他掉鬍子的化學品。
當然，即使華盛頓不那麽糾結，卡斯特羅也不會成為一個易於合作的夥伴。他對美國的態
度復雜且矛盾。雖然卡斯特羅鐘愛棒球，但他在內心始終認為美國是侵略者。他永遠不原
諒美國曾經支持巴蒂斯塔政權。這一立場，加上他自己品牌的社會主義主張，使他幾乎不
可避免地倒向了莫斯科。蘇古聯盟是一場基於利益的聯姻：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chev)及其繼任者提供廣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以換取古巴在蘇聯與美國的
冷戰中充當蘇聯的“貓爪”。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把世界推向了核戰爭的邊緣，突顯了這項政策的危險。這場對峙的症
結是蘇聯在古巴建造導彈發射基地，並在那裡部署了對美國構成威脅的中程核導彈。卡斯
特羅本人在這場對峙中淪為一個邊緣角色，他最早獲悉莫斯科決定撤回導彈是通過美聯社
(AP)的報道。
在蘇聯的庇護下（盡管卡斯特羅並非總是和莫斯科意見一致），他繼續追求著他的國際主
義野心，向非洲、中東、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派遣援助和軍事顧問，以支持相關政府和游擊
隊。也許他覺得自己受制於一個僅有1100萬人口的小島，必須輸出革命才能保證國內安全
。
他最大膽而有效的一次行動是1976年出兵安哥拉，支持該國在蘇聯支持下新成立的左翼政
府。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古巴投入安哥拉的兵力已超過5萬，這支軍隊最終在美國斡旋
安哥拉實現停火、而鄰國納米比亞達成獨立協議後撤出了安哥拉。
與蘇聯結盟解決了古巴迫切需要的燃料供應，並為其糖料作物找到了市場（之前美國是買
家）。優惠貸款和對蔗糖的高支持性價格，使古巴在醫療、住房和掃盲率方面取得了巨大
進步，這是卡斯特羅最引以為豪的成就。然而，這種安排掩蓋了嚴重的效率低下。它使得
古巴深陷單一作物經濟，並把這個島國與遙遠且毫無親和力的貿易夥伴捆綁在一起。
冷戰結束後，這種缺陷暴露了出來。曾在30年期間向古巴提供約650億美元財政援助的蘇
聯集團解體，使古巴不得不自謀生路。1989年後的4年裡，經濟萎縮過半，使這個島國陷
入深度衰退。
起初，卡斯特羅拒絕支持對中央控制的經濟模式進行改革，但隨著時間推移，他的政府似
乎越來越受制於經濟和社會力量，而非控制它們。最終，隨著經濟形勢惡化，他不得不向
現實低頭。在此過程中，他推翻了自己頭30年掌權時堅持的一些基本原則。
他開始吸引外國投資，允許使用美元，使私營部門活動合法化（包括農業領域的有限改革
），並默許關閉虧損國有企業帶來的失業。然而，他一直只是一個不情願的改革者，後來
又逆轉了一部分改革措施。
古巴的社會進步也受到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衰退的破壞。哈瓦那消失30年之久的賣淫活動
捲土重來。卡斯特羅的經濟遺產比較清晰：盡管存在種種社會不公，但他接手的經濟擁有
一個繁榮的中產階層，基礎設施也躋身於拉美最佳行列。但是，他的政策給古巴人民帶來
了苦難（甚至食物都要靠配給），迫使150萬人流亡海外，其中很多人居住在佛羅里達海
峽對岸的美國邁阿密，與古巴相隔僅幾十英里。
根據官方傳記，菲德爾‧亞歷杭德羅‧卡斯特羅‧魯斯(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1926年8月生於古巴的東方省(Oriente province)。但調查傳記作家已經證實，他的出生
日期被推前了一年，使他能夠進入該省的La Salle學校。他的父親安赫爾(Angel)是一位
來自西班牙加利西亞(Galicia)的移民，頗能吃苦耐勞，後來成為東方省一名富裕的種植
園主。第一任妻子為他生了兩個孩子。菲德爾的母親原來是家裡的一名女傭，在與安赫爾
結婚前就為他生下了菲德爾及其妹妹安吉拉(Angela)、弟弟勞爾，婚後又生了4個孩子。
卡斯特羅童年時家境富裕，但顯然缺乏文化熏陶——一位訪客曾形容其家庭氛圍“野蠻得
令人難以置信”。也許正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他第一次接觸到了影響他一生的反美主
義。他成長在美國人擁有的大型甘蔗種植園的陰影下。他的父親在1898年美西戰爭中作為
中士與美國人作戰。西班牙戰敗使美國得以支配古巴，而美國對一個又一個不得人心的獨
裁者的支持引起了民眾不滿。
古巴人很少瞭解卡斯特羅的私生活。1949年，他與米爾塔‧迪亞斯-巴拉特(Mirta Dí
az-Balart)結婚，後者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菲德立托(Fidelito)，但五年後他們離婚
了。他後來的伴侶、曾為教師的達莉亞‧索托‧德‧瓦里(Dalia Soto del Valle)又為他
生了5個兒子。卡斯特羅還有其他子女，其中包括阿裡娜‧費爾南德斯-雷韋爾塔(Alina
Fernandez-Revuelta)，她是卡斯特羅與社交名流娜蒂‧雷韋爾塔(Naty Revuelta)一段浪
漫史的結晶。
孩童時期，卡斯特羅有11年時間都上寄宿學校，其中7年是在耶穌會開辦的學校，這賦予
他強大的學識。他是一名出色的全面發展型學生；學校給他的最終評語認定，他很有可能
做出一番大事：“他將讓自己揚名。”
在哈瓦那大學攻讀法律期間，他樂於接受校園政治的挑戰和暴力，但也有花花公子的名聲
。的確，在與哲學系學生米爾塔結婚後，他本可以選擇一條富足並享受特權的人生道路。
他父親當時的身價已達到50多萬美元。
他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但法律無法實現他的宏大野心。他把精力投入政治，在巴蒂斯
塔1952年發動軍事政變後，他認定自己不能在體制內有所作為。同年，他向父親索要3000
美元以資助一場暴動（他拿到了140美元）。之後，他與一小群志同道合者發動了一場自
殺式的冒險行動——攻打古巴聖地亞哥的蒙卡達兵營，希望以此激起人民起義。1953年發
動的這場進攻徹底失敗。卡斯特羅幸運地活著被俘。
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因其在庭審期間的自我辯護而出現轉機，他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反將
巴蒂斯塔政權推到了被告席上。他的演講以令人難忘的一句話收尾：“判決我吧，沒有關
系。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當卡斯特羅還身陷囹圄時，這篇演講就被秘密地編輯並發表。
兩年後的1955年，卡斯特羅獲釋，從此成為了一名職業革命者。
他的意識形態是一套將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機會主義雜糅在一起的自製理論。可以說，
卡斯特羅最看重的是他的偶像、19世紀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馬蒂(José Martí)的思想。
卡斯特羅利用古巴共產黨奪取了權力，然後罷免了黨的領導層，搶占了黨的話語。
他聲稱，要取得進步，就只能實行指令經濟，同時依靠忠誠的一黨體制下嚴密控制的國家
機器。隨著蘇聯的援助消失後古巴人深受經濟崩潰之苦，這種觀點日益遭到懷疑，但體制
保證了卡斯特羅像管理自己的領地一樣統治著古巴。
卡斯特羅的統治手段交織著任性、強迫症和不帶感情的務實，這一切產生了許多具有諷刺
意味和自相矛盾的現象。他在公開場合斥責資本主義的罪惡，但卻為世界（包括美國）的
頭號資本家們舉辦私人晚宴。這些人訪問古巴，與他會面，尋找商業機會。
在革命初期，他煽動反天主教情緒，以排擠基本上支持巴蒂斯塔政權的保守的教會體制。
30年後，在敏銳地感覺到古巴復興的天主教會可能威脅他的內部權力基礎後，他擴大了官
方對宗教的寬容，並在1996年策劃了一場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
梵蒂岡的歷史性會面。這次會面商定了教皇的古巴之旅。
一向多疑的卡斯特羅只願意把權力下放給自己弟弟勞爾。長期擔任武裝力量部長的勞爾在
2008年接替哥哥出任古巴總統，並在3年後成為古巴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最欣賞
的紅顏知己是塞莉婭‧桑切斯(Celia Sanchez)，後者從他還在山區的武裝鬥爭生涯早期
開始就幫助安排他的日程。桑切斯1980年因癌症去世，她的死讓卡斯特羅陷入了深深的憂
鬱之中，自此再也沒有完全恢復。
從那時起，他似乎越來越不接地氣，1989年的一起醜聞——幾名古巴高級將領據稱參與了
哥倫比亞黑手黨的毒品走私活動——嚴重抹黑了他的形象。他下令對幾名首犯執行死刑，
而其中一名軍官在部隊里深受官兵愛戴，似乎表明他被卡斯特羅兄弟視為競爭對手。
他的言行——冗長的家長式作風講話、對官員的斥責以及公開承認錯誤——使他有時受到
古巴人的擁戴，有時則惹惱古巴人，或讓人民厭煩。其言行還暴露出無限膨脹的自高自大
。卡斯特羅從不相信民主，曾經把多黨政治形容為“多重廢物”。他認為言論自由在發展
中國家是一種奢侈品，他也蔑視選舉的理念，從而疏遠了很多當初支持古巴革命的人。
他拒絕支持重大的政治變革而且繼續迫害國內反對者，因此遭到了外國政府和人權組織的
尖銳批評，並阻礙了古巴在蘇聯集團解體後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的進程。他在國內的
支持率也每況愈下。逃亡的人數成倍增加，就連他的女兒阿裡娜也逃到美國。
卡斯特羅利用美國的敵視和持續的貿易禁運來證明其維持一黨制社會主義以及迫害反對派
的合理性。貿易禁運成為他最強大的宣傳武器之一，他不切實際的努力只是為了證明自己
永遠不會屈服於“山姆大叔”。這種努力固然持久，但卻使卡斯特羅和他的國家在一個時
過境遷的世界中變得不合時宜，尤其是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2014年12月17
日宣佈要與古巴重新建立外交關系並考慮解除禁運之後。歷史似乎並未宣判他無罪，而只
是把他拋在了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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