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aptic (無明)
2019-08-24 23:27:32【伙伴外交】孫德剛：論21世紀中國對中東國家的夥伴外交
https://www.sohu.com/a/336035633_618422
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2019-08-24 08:06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摘要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逐步建成了立體多維的全球夥伴關係網。其以與世界大國的夥伴關係
為「點」，以與陸海鄰國的夥伴關係為「線」，以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夥伴關係為「片」
，以與國際組織的夥伴關係為「體」。點線片體相互支撐，彼此配合。中國在中東的「夥
伴關係網」，美、歐、俄在中東的「軍事聯盟網」和中東國家之間的「教派陣線網」形成
多元復合結構。中國在中東的夥伴選擇受對像國戰略合作能力與意願的雙重影響，主要包
括經濟實力、地區影響力、政權穩定性、雙方經濟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根據這五類因素
可將中國的中東夥伴國分為支點國家、結點國家、重點國家和據點國家。它們分別在海灣
、東地中海、紅海和馬格裡布四個次區域支撐著中國在中東的多維夥伴體系。中國的中東
夥伴外交與西方聯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表現為「新安全觀」與「傳統安全觀」、
「以發展促和平」與「以實力求和平」、「強化主權」與「強化安全」、「交朋友」與「
找敵人」以及「軟制衡」與「硬制衡」的差異。
一、問題的提出
夥伴關係是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外交學等不同學科的重要研究議題，涉及
手段、目標、期限、參與方式、責任與溝通等諸多方面，是行為主體通過合作促進共同利
益的理念、機制與行為的總和。在不同語境和不同學科背景下，夥伴關係的主體不同，小
到個人和企業，大到產業與國家。近年來國際上還出現了不同類型主體間相互合作、促進
共同利益的現像，如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夥伴關係。在國際關係和
外交學研究的語境下，夥伴關係專指主權國家的對外合作行為，包括經濟夥伴、政治夥伴
和安全夥伴等。廣義的夥伴亦包括軍事聯盟，如美國領導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以下簡
稱北約) 。美國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的聯盟也常常被冠以夥伴關係之名。
21世紀以來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內容。中國在中東的夥伴關
係具有多邊和雙邊兩種形態。前者指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聯盟 (22個阿拉伯國家，以下簡稱
阿盟) 、非洲聯盟 (包括10個非洲阿拉伯國家，以下簡稱非盟)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
員會 (海灣阿拉伯六國，以下簡稱海合會) 和阿拉伯馬格裡布聯盟 (利比亞、突尼斯、阿
爾及利亞、摩洛哥和毛裡塔尼亞五國) 以及伊斯蘭合作組織 (57個成員國) 開展的集體合
作，如中國與阿盟在2010年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在2018年進一步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
後者指中國對中東國家的雙邊夥伴外交，包括同阿爾及利亞 (2014年) 、埃及 (2014年)
、沙特阿拉伯 (2016年) 、伊朗 (2016年) 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阿聯酋) (2018年) 五
個中東國家建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土耳其 (2010年) 、以色列 (2017年) 、卡塔
爾 (2014年) 、約旦 (2015年) 、伊拉克 (2015年) 、摩洛哥 (2016年) 、蘇丹 (2016年
) 、吉布提 (2017年) 、阿曼 (2018年) 和科威特 (2018年) 10個國家建立的戰略合作關
係、創新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夥伴關係。
目前學術界關於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夥伴關係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其中理論
研究以國際關係和外交學理論研究為主，經驗研究以區域與國別案例研究為主。從理論研
究來看，孫憶和孫宇辰從經濟夥伴的概念入手，提出「夥伴國對華貿易依賴度及其與中國
的政治立場相似度是影響中國能否與之構建多重制度聯系的核心因素」；格奧爾格·斯特
呂弗 (Georg Struver) 探討了中國夥伴外交如何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之間加以平衡；
周亦奇等人對比分析了中國的夥伴關係與美國的聯盟體系；
王崢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視角探討了夥伴關係；陳志敏從現實理想主義出發，研究中國
在20世紀90年代的夥伴戰略；門洪華、劉笑陽、張銳、孫學峰、丁魯等學者則從戰略實施
的角度出發，考察中國如何構建、管理和升級夥伴關係。
以上研究均推動了理論發展，但仍未充分回答一些基本問題：第一，在冷戰結束後的10年
中，無論是西方大國還是新興大國，無論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還是地區中小國家，都
曾致力於發展夥伴關係，但為何唯獨中國在此後還在繼續堅持，甚至在21世紀初將其上升
為一項外交戰略，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以及其他政府文件中?第二，截至
2019年3月，中國同世界上很多地區組織 (包括歐盟、非盟、阿盟、東盟、太平洋島國論
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等) 和國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但為什麼只選擇同
178個建交國中的約90個建立了夥伴關係，背後的影響因素是什麼，是地域代表性還是與
中國國家利益的相關度?第三，中國的全球夥伴關係具有動態性和層次性，分為新時代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全方位戰略夥
伴關係、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戰略夥伴關係、全面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等諸多層次，中國對
夥伴外交實施差序式管理的原因是什麼?
從區域與國別的經驗研究來看，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於中國與中東國家夥伴關係的研究
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從國際安全視角考察中國與中東國家的安全合作關係，探討中
國「結伴不結盟」「以對話促衝突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干涉內政」和「和平共
處」等安全合作理念對夥伴關係的影響，分析中國與中東國家在地區和全球層面加強政策
溝通的意義。
第二類主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考察中國與中東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分析雙方貿易、
能源和產能合作的現狀與前景，探討「一帶一路」、上下游能源項目、工業園區、基礎設
施投資 (港口、核電站和鐵路) 、航空航天 (衛星導航與探月計劃) 等領域的合作，探討
「正確義利觀」和「以發展促和平」等理念在中東的實踐。
第三類主要從政治學和社會學視角探討中國與中東國家的政治和人文交流關係，包括治國
理政經驗交流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雙方在執政黨建設、改革開放、民族區域自治、經濟特
區建設、「一國兩制」、糧食安全、青年問題、生態文明建設、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
以上經驗研究兼具學理導向和政策導向，但對當前中國與中東國家夥伴關係的頂層設計研
究不夠深入，對中國與中東國家夥伴關係的特殊性梳理不夠細致，對中國的中東夥伴外交
與西方國家的中東聯盟外交的對比研究不夠系統。
本文以中國與中東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國
領導人關於中國中東外交的系列講話、中阿合作論壇歷屆部長級會議通過的宣言和執行計
劃、《中阿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宣言》、中東國家對華政策報告等官方文件為基礎，將
外交學理論同中東區域與國別案例研究相結合，考察21世紀中國對中東國家夥伴外交的概
念、推動因素、類型和特征。
二、中國特色夥伴外交的概念闡釋
冷戰結束後，中國外交的類型學研究日益興盛，如斡旋外交、經濟外交、公共外交、二軌
外交、高鐵外交、港口外交等。自1993年中國與巴西建立夥伴關係以來，構建全球夥伴關
係網成為中國外交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和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手段，夥伴外交應
運而生。
本文夥伴外交的概念是指：主權國家為追求共同利益和預防不確定性，在戰略合作協定基
礎上與他國 (國際組織) 構建整體合作框架，加強戰略協作、應對共同挑戰、促進互利合
作的外交理念、機制、行為和政策的總和。根據這一定義，夥伴外交具有以下內涵：其一
，它的主體是主權國家，客體是主權國家和由其組成的國際組織，各方深信夥伴關係是一
種低投入、低風險的「正資產」。其二，它的載體是戰略合作協定，包括圍繞建立戰略夥
伴 (合作) 關係而形成的政府公報、諒解備忘錄、聯合聲明等法律約束力較低的非正式協
定。其三，它強調頂層設計與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以此促進相互信任、增進共同安全和
推進共同利益。其四，它以「結伴不結盟」為原則，堅持開放性的國際合作，不針對第三
方，以規避政治風險。其五，它倡導求同存異，促進雙方各部門間的功能對接，鼓勵地方
、企業和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在低政治領域 (經貿、社會、文化) 主張深度融合，在高政
治領域 (國防、安全、主權) 強調獨立自主。
冷戰結束後，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中國、日本、印度等大國和其他發展中
國家紛紛超越軍事聯盟、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形成不針對第三方的全方位合作關係，為
夥伴外交的比較研究提供了豐富案例；中國的夥伴外交從實踐發展到理論，從局部發展到
全球，合作機制日趨成熟。2014年，中國領導人提出，要在堅持不結盟的前提下廣交朋友
，形成遍布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2019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
》這一重要政策文件六次提及夥伴，重申中國將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
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經過近30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
特色全球夥伴體系已初步形成，它是在不結盟和求同存異原則的指導下，從建立國際統一
戰線的需要出發，在全球範圍內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階段形成的多層次相
互依存關係。中國特色夥伴外交具有整體性、兼容性、平衡性與實踐性四大特征。
第一，整體性。與斡旋外交、經濟外交、文化外交、二軌外交等議題導向的局部性外交類
型相比，夥伴外交更具整體性。它從中國與對像國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關係出發，
加強頂層設計，做到了綱舉目張。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夥伴外交維護了中國的全球利益，
有利於參與全球治理、擴大全球影響力，對應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
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戰略布局。中國與大國的夥伴關係為「點」，與陸海鄰
國的夥伴關係為「線」，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夥伴關係為「片」，與多邊組織的夥伴關係
為「體」。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和多邊組織共同組成中國全球夥伴關係網的有機整體
。
第二，兼容性。中國之所以偏好夥伴外交，主要是因為作為冷戰產物的聯盟外交迄今仍然
在西方大國的外交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新興大國倡導的夥伴外交成為後冷戰時期國與國關
係的「新常態」，與聯盟外交具有兼容性。有學者認為，夥伴外交概念過於寬泛，幾乎無
所不包，合作目標與實現手段都具有模糊性。甚至有人認為，夥伴關係類似於「清談館
(talk shops) 」。這種對夥伴外交的誤讀在一定程度上是源於對其兼容性的理解還不夠
全面。美國在亞太和歐洲的盟友幾乎全部是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這彰顯了夥伴外交的強
大兼容性。
中國中東夥伴外交的兼容性更加明顯。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阿曼、埃及和以色
列等國是美國的盟友，伊朗、土耳其與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形成了「三角聯盟」，但這
並未妨礙上述國家分別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由於夥伴外交與聯盟外交之間具有較強
的兼容性，中東國家無須在大國之間「選邊」。2017年吉布提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同時又與美國、法國、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國保持「特殊關係」。正如中國國務委員、外
交部部長王毅所指出，夥伴關係與聯盟關係具有本質不同。前者更強調平等性、和平性與
包容性，後者更強調主從依附性、敵我對抗性和對外排斥性。
第三，平衡性。中國的夥伴外交與中國傳統的「中庸」哲學思想一脈相承。「中庸之道」
是經典儒家思想，其在承認事物辯證統一關係的基礎上追求不損害各方利益的中和與平衡
，摒棄鋒芒畢露與針鋒相對，強調柔性方式，以求同存異作為處理不同訴求的原則。從結
構主義角度看，夥伴外交形成了開放、多元和求同存異的對等結構，與中心—外圍結構的
聯盟體系形成了鮮明區別。
中國在開展夥伴外交時，會從地區力量的平衡出發，照顧世界主要地區國家的舒適度，避
免「厚此薄彼」、拉幫結派。中國通過「等距離」的夥伴外交充分展現了自身「不選邊、
不站隊、不結盟」的平衡外交理念。在新興大國中，中國與巴西和俄羅斯同期建立夥伴關
係；在北美洲地區，中國與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幾乎同時建立夥伴關係；在東亞地區，
中國和日本、韓國幾乎同時建立夥伴關係；在南亞，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同期
建立夥伴關係；在歐洲，中國與法國、英國相繼建立夥伴關係；在中東地區，中國與沙特
阿拉伯、伊朗相繼建立夥伴關係，2016年又同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第四，實踐性。中國的夥伴外交是中國外交實踐的結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逐步
從策略上升為戰略。近代以來，無論是美國、俄羅斯 (蘇聯) 、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還
是其他歐洲大國，聯盟外交均是對外安全戰略中的基石，夥伴外交只是一種補充。中國是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唯一奉行不結盟政策的大國，對夥伴外交的偏好與近代以來中國對聯
盟的負面認識有關。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直是西方大國聯盟政治的犧牲品。中
國和蘇聯雖然在1950年結盟，但是20世紀60年代初兩國關係破裂，聯盟名存實亡，這進一
步加深了中國對聯盟的不信任感和對聯盟外交的負面看法。中國認為聯盟政治是引發戰爭
的罪魁禍首，霸權國以犧牲盟友的自主權為代價建立不平等的主從關係；認為聯盟加劇了
地區緊張局勢，容易誘發戰略誤判，還是霸權國家侵略弱小國家的工具。受此影響，中國
更加偏好獨立自主的夥伴外交。
中國夥伴外交的實踐探索根植於後冷戰時期國際格局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
，兩德統一，蘇聯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軍事陣營、兩個平行
市場的國際格局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全球化使整個世界整合成一個相互依存的市場，發達
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盡管存在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但已不存在對抗性的結構矛盾。中國
主張遵循新安全觀增進安全，削弱西方國家主導的軍事聯盟的影響，在多極化格局中形成
相互重疊的夥伴關係網，增強大國間戰略互信，維護各國的主權和獨立自主。這既符合中
國的國家利益訴求，又契合了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潮流。
從實踐出發，中國夥伴外交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從策略到戰略、從區域到全球的變化。
早在1999年，陳志敏就提出，世紀之交的中國在向綜合實力大國轉型的過程中應奉行夥伴
戰略，即優先追求國家的經濟發展，優先采用夥伴外交手段，重視發展和主要力量中心的
合作夥伴關係，以追求中國外交目標的最佳實現。金正昆則提出，中國的夥伴戰略重對話
、講合作，重視全方位、多層次地與世界各國積極而廣泛地發展良性互動的雙邊友好合作
關係。中國的夥伴戰略實際上等於公開宣告自己既不會主動與別國對抗，也不會謀求霸權
或者同別國結盟，而是尋求互利合作、利益共生。
冷戰後中國的夥伴外交實踐豐富了中國特色夥伴外交理論。盡管夥伴外交是中國外交的重
要手段，但是在冷戰剛結束時，其尚處於摸索階段。因此，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1997
年黨的十五大報告、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和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文本中均無夥伴、夥
伴關係或夥伴外交的表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在對外關係部分首次兩度提及夥伴概念
，即「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和「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和
真誠夥伴」。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全球夥伴關係的概念，指出「中國積極發展
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彙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
展的大國關係框架」。中國特色夥伴外交遵循從局部到整體的實踐路徑，是對中國30年夥
伴外交經驗的總結。
三、中國中東夥伴外交的推動因素
截至2017年年底，與中國建立了夥伴關係的國家與地區組織共有105個。其中亞洲36個，
非洲16個，拉丁美洲17個，歐洲和北美地區28個，大洋洲8個。22中東地區是近年來中國
夥伴國增加最多的地區之一。該地區共有包括阿拉伯國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南蘇
丹23等國在內的25國，按地域可分為海灣9國、東地中海5國、紅海6國、馬格裡布5國四個
次區域。其中，已經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有15國，包括海灣地區7國 (沙特阿拉伯
、伊朗、阿聯酋、伊拉克、卡塔爾、阿曼和科威特) 、東地中海地區兩國 (土耳其和以色
列) 、紅海地區四國 (埃及、約旦、蘇丹和吉布提) 和馬格裡布地區兩國 (阿爾及利亞和
摩洛哥) ，這體現出了地域代表性上的平衡。
中國對中東國家的夥伴外交與1949年後中國同中東國家建立的友好關係一脈相承。1963年
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來先後訪問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
、蘇丹和索馬裡這六個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四個非洲國家，提出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和非洲
國家發展關係的五項原則，包括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
、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支持非洲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等。改革開
放以來，中國和中東國家從「反帝」「反霸」「反殖」的政治夥伴演變為基於「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原則的新型夥伴。1999年，埃及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
中東、阿拉伯和非洲國家，開啟了中國對中東國家的夥伴外交。2016年《中國對阿拉伯國
家政策文件》指出：「阿拉伯國家是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
作，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夥伴。」
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其一，大國在中東
地區塑造了脆弱的多極格局，安全形勢始終具有不確定性，使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經常
受到域外大國中東戰略調整的干擾。其二，域外大國在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同地區國家的
「教緣政治」和以部落為基礎的「血緣政治」相互交織，使中國的夥伴外交面臨更加復雜
的地區環境。其三，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以維護國家主權、建立政治友好關係、拓展商
業利益、參與中東地區治理為主要訴求，雙方國內各部門存在協調統籌、政策對接的難題
。
美俄等大國國內均有觀點認為，21世紀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本質沒有變化，衝突、對抗、競
爭仍是國家間關係的主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喪失功能，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已
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因此美俄將中東地區國家分成「朋友與敵人」兩類，以實力求和平、
以軍備求絕對安全是其基本邏輯，但最終反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中國強調不衝突、不對
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互利共贏，反對零和博弈、贏者通吃。
21世紀以來，中國同中東15國建立了包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創新全面夥伴關係、戰略夥
伴關係、戰略合作關係在內的夥伴關係。中國對中東國家的夥伴外交體現在夥伴國數量不
斷增加、夥伴層級的不斷提高與合作內涵的不斷豐富上。中國在中東開展夥伴外交，會權
衡各種因素，其中對像國能力 (經濟實力、地區影響力、政治穩定性) 和意願 (雙方經濟
依存度、政治友好度) 是最主要的考慮。
第一，對像國經濟實力。中東國家的經濟實力越強，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強，
中國開展夥伴外交就越主動。經濟實力既包括國內經濟表現，又包括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
地位，其中的要素包括國內生產總值 (GDP) 、貨幣供應量、消費價格指數、生產價格指
數、消費者信心指數、就業情況、零售商品與食品銷售額、新增住房量、制造業與貿易增
加值、股票市場狀況等。本文選取GDP作為衡量中東國家經濟實力的標准。按照這一標准
，GDP居中東地區前十位的國家全部是中國的戰略夥伴；而在GDP居中東後十位的國家中，
除約旦、蘇丹和吉布提外，均未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第二，對像國地區影響力。中東國家的地區影響力越強，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能力就越
強，中國開展夥伴外交就越主動。地區影響力的核心是軍事能力，包括武器裝備、指揮、
通信、情報、對關鍵地區的控制能力、戰鬥人員士氣和素質等主客觀因素。中東國家國情
差異較大，軍事實力參差不齊。各國拓展影響力主要有三種方式：其一是軍事力量投射，
其中的佼佼者如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其二是依靠宗教和教派力量，如沙特阿拉
伯和伊朗分別在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地區具有獨特地位；其三是獨特的戰略資源，如海
灣國家擁有油氣資源，摩洛哥擁有磷酸鹽，埃及扼守蘇伊士運河，伊朗扼守波斯灣，土耳
其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吉布提扼守亞丁灣等。本文選取軍費開支作為衡量中東國家地區
影響力的指標。按照這一標准，軍費開支居中東前十位的國家中除敘利亞外，全部是中國
的戰略夥伴；而在軍費開支居中東後十位的國家中，除約旦和吉布提外，均不是中國的戰
略夥伴。
第三，對像國政治穩定性。中東國家穩定性越強，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強，中
國開展夥伴外交就越主動。夥伴關係著眼於中長期合作，需要穩定和可預期的政治環境作
為保障。如果對像國局勢動蕩、中央政府喪失權威，就難以開展中長期戰略合作，中國的
夥伴外交就會面臨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中東國家的政局動蕩有內生與外生兩方面原因。
前者主要是因部落、民族和教派衝突而導致國家認同感下降，甚至陷入內戰和事實上的分
治，這在索馬裡、也門、黎巴嫩、蘇丹和巴勒斯坦等國表現得較為突出；後者指因外部力
量干涉而導致政府喪失權威，從而出現孱弱的中央政府，如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
。本文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公布的國家穩定指數作為衡量中東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標准，其
主要基於12個子指標。它們分別是：國家安全架構、派系鬥爭、群體性事件、經濟衰落、
經濟發展失衡、人才外流、政府合法性、公共服務、人權與法治建設、人口壓力、難民與
流離失所者比例以及域外力量干涉。在中東排名前十的穩定國家中，除巴林和突尼斯外，
全部是中國的戰略夥伴；而在中東最為動蕩的十個國家中，除伊拉克、埃及和蘇丹外，其
他均不是中國的戰略夥伴。
第四，雙方經濟依存度。中東國家與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越高，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意願
就越強，中國開展夥伴外交就越主動。以海合會六國、埃及、約旦、以色列和摩洛哥為代
表的一些國家在安全上依靠西方，在經濟上則奉行多元平衡戰略；以伊朗、敘利亞、阿爾
及利亞、蘇丹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在安全上依靠俄羅斯，在經濟上也奉行多元平衡戰略。
中東國家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意願與雙邊經濟依存度息息相關。近年來，中東國家與區
域外的貿易依存度遠超過地區內國家之間的貿易依存度。東亞國家內部的貿易依存度高達
51%，拉美國家內部為19%，非洲國家內部為16%，中東國家內部僅為10%，其中馬格裡布國
家之間低至4.8%。中東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是歐盟、中國、美國、印度、日本等域外力量
，而不是域內國家。中國與中東國家的經濟依存主要體現在能源、貿易和投資等領域。
就能源關係而言，近年來，雖然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奉行多元化戰略，但是中東仍是
中國能源進口的主要來源地，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科威特、伊朗、阿聯酋等國是
中國的主要能源合作夥伴。就貿易關係而言，截至2018年，中國是伊朗以及10個阿拉伯國
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僅次於歐盟和美國) ，也是
阿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僅次於歐盟) 。2017年，阿聯酋成為中國在中東的第二大貿易夥
伴，雙邊貿易額達530億美元，共有4000多家中國公司在阿聯酋開展業務，這帶動了雙方
夥伴關係的升級。就投資而言，截至2018年，中國是中東的第一大投資國，「一帶一路」
倡議與中東國家的發展戰略尤其契合，形成了中國與對像國在投資領域的相互依存。中國
在摩洛哥的銅礦與鋅礦開發、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石油開發、阿爾及利亞的東西高速和非
洲最長隧道建設、埃及首都新城建設、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橋建設、華為通信網建設、
中國—埃及蘇伊士運河經貿合作區建設上都進行了大額投資，這些都帶動了中國夥伴外交
的發展。本文以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雙邊貿易額為指標，考察雙方的經濟依存度。在中國與
中東國家雙邊貿易額上排名前十的國家全部是中國的戰略夥伴，而在排名最後十位的國家
當中，僅蘇丹和吉布提是中國的戰略夥伴。
第五，雙方政治友好度。中東國家對華政治友好度越高，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意願就越
強，中國開展夥伴外交就越主動。政治友好度主要表現在中國與中東國家相互維護對方核
心利益的意願和高層互訪頻次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其中主權
是重中之重。高層互訪主要體現在出訪領導人的政治級別與頻率上。本文選取中國與中東
國家高層領導人互訪次數作為政治友好度的考察指標。根據這一指標，除阿曼、伊拉克、
約旦和蘇丹外，2011年以來中國與其他11個戰略夥伴的高層互訪均超過4次。而在尚未與
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10個國家中，它們與中國的高層互訪總體上都在0—2次之間。
四、中國中東夥伴外交的差序化管理
長期以來，一些中外學者都對中國的夥伴關係構建存有質疑，認為夥伴關係缺乏實質性內
容和可信承諾，更像是空洞的概念或表達雙方友好意願的標簽，因此中國在戰略夥伴的選
擇上也具有隨意性。但是，中國與中東國家發展夥伴關係的實踐表明，夥伴外交是頂層設
計、相互統籌、反復醞釀的結果。它旨在將普遍性與針對性相結合，長期性與階段性相結
合，整體性與層次性相結合。事實上，中國的夥伴國在地域和功能上都有較強的代表性。
當然，夥伴關係的「名」與「實」並非絕對一一對應，但是一般而言，不同層次的夥伴關
係確實體現出夥伴國之間的親疏遠近。21世紀以來中國通常遵循「無戰略夥伴關係」「構
建戰略夥伴關係」和「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路徑來動態管理在中東的夥伴關係。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將中東25國分為綜合性大國、中等強國和小國三類，指出中國對
在中東的夥伴外交采取了差序化管理的方式，即在綜合考慮對像國經濟實力、地區影響力
、政權穩定性、貿易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五個因素的基礎上，將15個戰略夥伴國分為四個
不同層次：第一層為與五個綜合性大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第二層為與其他兩個綜合性
大國的戰略夥伴 (合作) 關係；第三層為與三個中等強國的戰略夥伴關係；第四層為與中
東五個小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具體來說，中東國家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的能力 (經濟實力、地區影響力、政權穩定性)
和意願 (貿易依存度、政治友好度) ，決定了其在中國中東夥伴關係網中的地位。根據對
像國的總體權重，中國對夥伴關係進行了差序化管理。本文將把中東國家分為支點國家、
結點國家、重點國家和據點國家四類。
(一) 支點國家
支點國家是中東地區的綜合性大國，在中國中東夥伴關係網絡中發揮著支點和樞紐作用，
是中國維護全球利益、安全和影響力的重要支撐。例如，俄羅斯就是重要的全球支點國家
。中俄雙方不僅確立了國家元首年度會晤機制、建立了元首熱線電話，而且在總理和部長
級別擁有多個直接聯系渠道。39中國與中東國家建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層級上雖然比
不上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也具有某些相似特征，雙方的戰略合作也具有
全球意義。中國在中東的五個全面戰略夥伴———阿爾及利亞、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
和阿聯酋構成中國在中東夥伴外交中的支點國家。它們分別是馬格裡布、紅海和海灣地區
的支點，發揮著支柱作用。支點國家有如下三點特征：
第一，支點國家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立體多維地幫助中國拓展政治、安全和經濟影響力。它
們是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戰略夥伴，也是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重要合作者。阿爾及利
亞是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是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重要提案國，在阿盟、非盟、
地中海聯盟等多個平台中都堅定支持中國。中國是第一個承認阿爾及利亞的非阿拉伯國家
，連續多年是其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2014年，雙方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公
報指出：「面對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的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兩國應繼續開
展協調與磋商，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發揮關鍵作用。
」
中國直到1990年才和沙特阿拉伯建交，但是雙方戰略合作進步最快，2006年和2009年中國
領導人兩次前往訪問。沙特阿拉伯是中國在中東的最大貿易夥伴，其在海合會、伊斯蘭合
作組織等地區組織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016年中國領導人正式訪問沙特阿拉伯，兩國
在《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指出：「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不斷
向前推進的背景下，中沙關係越來越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兩國已成為彼此在全球的重要
合作夥伴。」
埃及是阿盟和非盟的雙重代表，也是阿盟總部所在地，是中東地區和阿拉伯國家中的第一
人口大國。2014年中埃聯合聲明宣布將在聯合國改革、「南南合作」、中非關係、中國與
阿盟關係、金磚國家組織、伊斯蘭合作組織、「中東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區」等全球和地
區事務中加強磋商。
伊朗是中東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大國，在阿富汗、也門、敘利亞、黎巴嫩、難民和反
恐等地區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其也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長期觀察員國，是中
國的重要政治與經濟合作夥伴。
第二，中國與支點國家高層互訪頻繁。2016年和2018年，中國領導人出訪了沙特阿拉伯、
埃及、伊朗和阿聯酋，它們均與中國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埃及總統阿蔔杜勒·法塔
赫·塞西 (Abdel Fattah al Sisi) 則分別於2014年12月、2015年9月、2016年9月、2017
年9月、2018年9月和2019年4月六次訪華，出席了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和金磚國家領導人
廈門峰會。
此外，阿爾及利亞總理艾哈邁德·烏葉海亞 (Ahmed Ouyahia) 、沙特阿拉伯國王薩勒曼
·本·阿蔔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和王儲穆罕默德
·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
勒納哈揚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 等
也多次訪華。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希望在西方國家對中東能源依存度下降、亞洲大國對中
東能源依存度上升的情況下減少對美戰略依賴推行「向東看」外交。根據「2030願景」計
劃，沙特阿拉伯將利用亞洲的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推動工業化進程。2017年薩勒曼國王
訪華，2016年和2019年穆罕默德王儲兩度訪華。這些互動旨在與西方國家維持地緣政治夥
伴關係的同時，與中國建立地緣經濟夥伴關係。
第三，中國與支點國家為實現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設定的目標，通常會建立各種常設對接機
構。如2016年中埃簽訂《關於加強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五年實施綱要》後，兩國間相
繼建立聯合國問題磋商機制、非洲問題磋商機制、反恐磋商機制、產能合作機制、經貿聯
合委員會、中埃防務合作委員會、國防科技工業合作聯合委員會、科技聯合委員會和文化
聯合委員會等機制。中沙於2016年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後，成立了高級別聯合委員會，
中方牽頭人是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沙方牽頭人是穆罕默德王儲。截至2019年2月，雙方已
舉行了三次高級別委員會會議。此外，中國和伊朗也成立了經貿聯合委員會。
(二) 結點國家
結點國家是指中東夥伴國中具有特殊地位，在中國與世界大國 (或大國集團) 開展合作、
維護中國全局利益時能夠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從而形成「中國—結點國家—世界大國」
關係。中國與結點國家的夥伴外交具有全球影響，但是雙邊關係尚未達到全球戰略層面。
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結點國家的代表。
土耳其是中東地區最大經濟體和二十國集團成員，也是連接歐亞大陸的紐帶，在黑海地區
、地中海地區、伊斯蘭世界、歐亞大陸和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中都發揮著獨特作用。土耳
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ˇan) 奉行新保守主義和新歐亞
主義 (又名「新奧斯曼主義」) 的外交政策，在中東事務中積極發揮作用：派兵敘利亞，
在卡塔爾、蘇丹、索馬裡等國部署軍事力量，同卡塔爾建立「親穆兄會」聯盟，與沙特阿
拉伯爭奪地區主導權。
2010年中國領導人訪問土耳其，雙方一致同意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其也是中國迄今在中東
的唯一戰略合作夥伴。中土聯合聲明指出：兩國將「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推進世界多極
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為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不懈努力」。2010年兩
國設立了軍事合作高級對話會 (副總參謀長級別) 。2011年，兩國成立了外交部聯合工作
組機制，合作內涵不斷豐富。
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埃爾多安作為唯一一位中東地
區國家元首出席會議。在經濟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土耳其「中間走廊」計劃相互
契合，土耳其成為「中亞—西亞經濟走廊」框架下中國投資中東基礎設施的重點地區。在
貿易上，土耳其成為中國出口歐洲商品的重要中轉站。在安全上，土耳其是中東和伊斯蘭
世界唯一的北約成員國。中土兩國在聯合軍演、軍事互訪和軍事技術交流等領域建立起密
切關係，成為中國與北約發展關係的橋梁。2018年7月，埃爾多安在會見中國領導人時強
調，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反對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願同中方在國際事務中溝通
和協調。
以色列也是中國在中東的結點國家。2017年中以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係，以色列成為中國
在中東的獨特戰略夥伴 (類似中國和瑞士的創新戰略夥伴關係) 。兩國聯合聲明指出：「
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正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色列在創新、研發領域具有全球
公認的領先地位。」中以還建立了若干機制以推動合作關係。2013年，雙方建立政府間經
濟技術合作機制。2014年5月，雙方建立創新合作聯合委員會機制，以色列外交部與中共
中央黨校還建立起聯合培訓機制。
中以戰略合作有助於推動中國與第三方的合作，成為中國開展全方位外交的橋梁和紐帶。
在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係的過程中，雙方一致同意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以色列作為創始
成員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框架下，加強與第三方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創新合作。
「中以+第三方」的合作模式使以色列成為中國在中東的重要結點國家，也成為中國與其
他大國 (如美國) 和大國集團 (如歐盟) 開展全方位合作的窗口。
當然，中以創新全面夥伴關係盡管具有兼容性，但難免會受到美國因素的干擾。2019年以
來，美國對於中資公司參與阿什杜德港和海法港的投資與運營表達了不滿，認為此舉威脅
到美國第六艦隊在地中海的安全。
(三) 重點國家
重點國家即在中東地區擁有相當體量和經濟發展潛力、在周邊地區能夠發揮輻射作用的地
區強國。在中國中東夥伴外交中，蘇丹、伊拉克和摩洛哥是重點國家的代表，它們分別在
紅海、海灣和馬格裡布地區發揮輻射作用。
首先，上述重點國家是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上的合作對像。2015年，中國和蘇
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蘇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中國
政府為實現國家統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中國「支持蘇丹為維護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及
加強國內各地區安全與穩定所作的努力」。2016年，中國和摩洛哥的聯合聲明也強調，堅
持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
其次，重點國家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合作對像。中國與蘇丹在聯合聲明中強調：「中國
將蘇丹視為在中東地區和非洲的戰略夥伴和緊密朋友；加強在聯合國改革、氣候變化、國
際發展合作等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與配合。」中國和伊拉克一致同意「就雙邊關
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戰略溝通，不斷擴大共識，鞏固戰略互信」；中國與
摩洛哥在聯合聲明中指出，雙方對中非合作論壇為加強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和支持
南南合作做出的寶貴貢獻深表滿意，中方贊賞摩洛哥在中阿合作論壇和中非合作論壇中發
揮的作用。
最後，重點國家為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發揮了輻射作用。在東非地區，蘇丹是面
積最大的國家，是中國在東非地區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在海灣地區，無論是從
面積還是人口來看，伊拉克都是地區強國，中國則是其第一大貿易夥伴，在該國投資能夠
產生輻射作用；在馬格裡布地區，摩洛哥是中國的重要夥伴國，其具有阿拉伯國家、非洲
國家、地中海國家和大西洋國家等多重身份，成為中國在馬格裡布地區推進「一帶一路」
的合作夥伴。上述三國是中國在這三大次區域推進互聯互通的重點國家。
(四) 據點國家
據點國家是指面積小、人口少、經濟體量有限，但對華友好度較高、參與經貿合作項目熱
情較高，能夠對中國在中東的利益保護發揮據點作用的夥伴國。這類國家包括卡塔爾、阿
曼、吉布提、約旦和科威特五國。
首先，據點國家的體量和經濟規模有限。如吉布提人口不足100萬，是非洲最不發達的國
家之一。卡塔爾、阿曼、約旦和科威特也都是人口小國，國民均少於500萬人。這些小國
處於大國的夾縫中，往往成為地區衝突的受害者，同域外大國開展戰略合作有助於平衡地
區大國。如吉布提處於索馬裡、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裡亞之間，科威特曾遭受伊拉克薩達
姆政府的入侵，約旦處於以色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大國的角力之中，阿曼和卡塔爾
則處於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地緣政治博弈的陰影之下。
其次，據點國家占據著重要的地理位置。如吉布提扼守從紅海到亞丁灣的海上咽喉，約旦
擁有亞喀巴這一關鍵港口，阿曼、科威特和卡塔爾靠近石油儲量占世界近一半的波斯灣地
區。獨特的地理位置使這些小國擁有重要的戰略資源，可以在大國的政治博弈中保持動態
平衡。在吉布提，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和中國同時擁有軍事基地。2017年11月，吉
布提總統伊斯梅爾·奧馬爾·蓋萊 (Ismail Omar Guelleh) 指出，吉布提占據著重要的
戰略位置，是一個可以幫助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實現穩定的「島嶼」。此外，阿曼和約
旦也長期奉行大國平衡戰略。
最後，據點國家對華友好度較高，積極發展對華經貿關係。上述五國在與中國建立戰略夥
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均宣布「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支持中國政府在台灣、涉疆、涉藏等問題上的立場」。2014年，中國和卡塔爾宣布將「
進一步加強軍工軍貿合作，增進在技術裝備、人員培訓等方面的軍事合作，開展軍事院校
間的交流」。中方歡迎卡塔爾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中國和阿曼宣布兩國
將以杜庫姆中國產業園為龍頭，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阿曼「九五規劃」對接。2015年
，中國和約旦在聯合聲明中指出，「一帶一路」具有重要意義，雙方願共同探討在此框架
下的合作，實現互利共贏。2017年11月，中國領導人在會見蓋萊時指出：「中方支持吉方
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願同吉方就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洲和平與安全
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和協調。」2018年，科威特宣布將進一步與中國加強政策
溝通，圍繞中科共同編制的雙邊合作規劃綱要，推動「一帶一路」與科威特「2035國家願
景」對接。
表一：中國中東夥伴外交的層次
┌──────┬─────┬─────┬─────────┬───────┐
│ 結伴對象 │ 夥伴層級 │ 結伴時間 │ 夥伴關係類型 │ 所在區域 │
├──────┼─────┼─────┼─────────┼───────┤
│ 阿爾及利亞 │ 支點國家 │ 2014 年 │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 馬格里布地區 │
├──────┼─────┼─────┼─────────┼───────┤
│ 埃及 │ 支點國家 │ 2014 年 │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 紅海地區 │
├──────┼─────┼─────┼─────────┼───────┤
│ 沙地阿拉伯 │ 支點國家 │ 2016 年 │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 海灣地區 │
├──────┼─────┼─────┼─────────┼───────┤
│ 伊朗 │ 支點國家 │ 2016 年 │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 海灣地區 │
├──────┼─────┼─────┼─────────┼───────┤
│ 阿聯酋 │ 支點國家 │ 2018 年 │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 海灣地區 │
├──────┼─────┼─────┼─────────┼───────┤
│ 土耳其 │ 結點國家 │ 2010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東地中海地區 │
├──────┼─────┼─────┼─────────┼───────┤
│ 以色列 │ 結點國家 │ 2017 年 │ 創新全面夥伴關係 │ 東地中海地區 │
├──────┼─────┼─────┼─────────┼───────┤
│ 蘇丹 │ 重點國家 │ 2014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紅海地區 │
├──────┼─────┼─────┼─────────┼───────┤
│ 伊拉克 │ 重點國家 │ 2015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海灣地區 │
├──────┼─────┼─────┼─────────┼───────┤
│ 摩洛哥 │ 重點國家 │ 2016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馬格里布地區 │
├──────┼─────┼─────┼─────────┼───────┤
│ 卡塔爾 │ 據點國家 │ 2014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海灣地區 │
├──────┼─────┼─────┼─────────┼───────┤
│ 約旦 │ 據點國家 │ 2015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紅海地區 │
├──────┼─────┼─────┼─────────┼───────┤
│ 吉布提 │ 據點國家 │ 2017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紅海地區 │
├──────┼─────┼─────┼─────────┼───────┤
│ 科威特 │ 據點國家 │ 2018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海灣地區 │
├──────┼─────┼─────┼─────────┼───────┤
│ 阿曼 │ 據點國家 │ 2018 年 │ 戰略合作關係 │ 海灣地區 │
└──────┴─────┴─────┴─────────┴───────┘
資料來源：外交部網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
，訪問時間：2019年6月24日；Georg Stru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pp.62-64。
五、中國中東夥伴外交的理念特征
國家間的合作形式千差萬別，聯盟外交並非夥伴外交的對立面。兩類合作都有外溢效應，
但是前者的排他性較強，後者的排他性則較弱。軍事聯盟協定屬於「硬法」，其安全承諾
具有法律約束力，盟友間達成和履行協議的成本較高；夥伴關係所依賴的戰略合作協定 (
如聯合聲明) 是一種「軟法」，雙方的承諾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但能夠在實踐中根據新情
況和新任務不斷推進合作，具有高度靈活性。66在「結伴不結盟」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與
中東國家的夥伴關係也具有戰略意義。自1949年以來，中國和中東國家關係的發展經歷了
由雙邊到多邊、由意識形態主導到務實合作主導的演變過程。中東國家成為中國構建全球
夥伴關係網和與發展中國家整體合作的重要一環，同時中國的夥伴外交與西方的聯盟外交
也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
第一，中國中東夥伴外交倡導新安全觀。21世紀以來，中東地區的安全架構具有多元復合
特征，其中包括美、歐、俄在中東的軍事聯盟網，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地區大國
在中東的教派陣線網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大國在中東的戰略夥伴網。「三網」並存，
域內和域外大國在中東地區建立起了相互重疊的雙邊和多邊合作體系。
與聯盟外交倡導的傳統安全觀不同，21世紀亞洲大國在中東建立的戰略夥伴網倡導新安全
觀。中、印、日、韓等在中東構建的戰略夥伴網絡面臨軍事聯盟網和教派陣線網的雙重張
力，中阿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印度—巴西—南非合
作組織、環印度洋聯盟、二十國集團、非洲發展東京國際會議組織等都是新安全觀的載體
。中國特色中東夥伴外交體現出中國在中東日益拓展的地緣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的衝突
解決意願和逐步提升的大國協調與全球治理能力。同時，中國倡導的新安全觀也為中東的
地區衝突解決提供了新思路。
中國在中東奉行不結盟政策，與衝突各方均保持友好關係。中國對中東國家的夥伴外交和
「結伴不結盟」的思想有助於中東國家緩解安全困境。中國主張在全球化時代和同一國際
體系下，中東各國應摒棄冷戰思維、減少零和博弈。在新安全觀指導下，中國努力構建新
型國際關係，避免集團政治與結盟對抗。2018年7月，中國領導人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
部長級會議上指出：「域外力量應該多做勸和促談的事，為中東和平發展提供正能量。要
摒棄獨享安全、絕對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輸我贏、唯我獨尊，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
持續的安全架構。」從這種意義上說，聯盟外交和教派政治的前景是悲觀的，中國中東夥
伴外交的前景是樂觀的。前者受威脅驅動，以制裁、封鎖、遏制、威懾、戰爭作為維護絕
對安全的手段；後者主張循序漸進，以合作求安全，追求共同安全。
第二，中國中東夥伴外交主張「以發展促和平」。聯盟外交追求「以武力求和平」，大國
通過軍售、部署軍事基地和聯合軍事技術開發等手段提升盟友軍事實力，從而維護盟友安
全。盟友之間在國防和外交層面加強對接 (如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部長的「2+2」磋商機
制) ，但商務、文化等部門參與較少，其合作呈現經濟和安全二元分離的特點。中國中東
夥伴外交追求「以發展促和平」，通過促進對像國的經濟社會進步，維護其國內和平與穩
定。夥伴外交著眼於未來，旨在建立利益共同體，以經濟促政治，以政治促經濟。它倡導
經濟和安全的二元融合，領導人通過頂層設計，統領雙方政治、安全、經貿、文化關係，
促進相互投資與貿易，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舞台上協調立場。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促進雙
方各領域交流，對內統籌、相互對接，通過互利合作消除夥伴國的不穩定因素。
聯盟的功能具有單一性，本質是戰爭共同體，是「以武力求和平」的體現；中國特色夥伴
外交的功能則具有綜合性，是「以發展促和平」的體現。當前，中國是中東地區的最大投
資國、最大能源進口國和僅次於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結伴不結盟」的夥伴外交符合
中國在中東的利益。夥伴外交將中東地區國家整合成利益共同體，通過利益共同體形成安
全共同體，通過安全共同體形成價值共同體。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是其中的隱性邏輯。
2016年，中國領導人在開羅阿盟總部發表主旨演說時指出：「我們在中東不找代理人，而
是勸和促談；不搞勢力範圍，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不謀求填補‘
真空’，而是編織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網絡。」
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服務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大局，而不是與其他大國開展
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爭奪。中國在中東開展夥伴外交時無意拓展勢力範圍，也無意排擠
其他大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影響力，更無意重構中東秩序。正如趙穗生所言，中國努
力與外部世界建立良好關係，旨在為其現代化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第三，中國中東夥伴外交有助於強化主權原則。聯盟外交強化安全，夥伴外交強化主權。
在軍事聯盟體系中，盟友之間往往會形成引領與追隨、中心與邊緣的主從關係。聯盟條款
指向共同面臨的威脅，屬於安全驅動，以制衡敵人為首要任務，中小盟友僅擁有有限主權
。不僅如此，在美國與敘利亞和伊拉克庫爾德組織之間，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之
間均開展了聯盟外交，其中結盟的一方均是非國家行為體，這進一步削弱了對像國主權。
冷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的分裂主義加劇，加上外部勢力的干涉，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問題，馬格裡布地區的柏柏爾人問題，伊朗的
俾路支問題，索馬裡蘭的獨立問題，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南蘇丹的衝突問題等，嚴重
影響了中東國家的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中國中東夥伴外交不涉及核心主權讓渡，而是
強調獨立自主；夥伴國不分實力強弱，一律平等。夥伴關係規定了全方位合作的基本原則
和方向，保留了巨大的靈活合作空間，而不設定具體規範。它指向未來，屬於目標驅動，
通過戰略合作進一步強化夥伴國主權。
中國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夥伴外交的對像是主權國家以及主權國家組織 (如阿盟、非盟
、海合會、阿拉伯馬格裡布聯盟等) ，避免與非國家行為體建立戰略關係，彰顯主權原則
。如2015年，中國和伊拉克在聯合聲明中就指出：「雙方承諾繼續在涉及國家主權、獨立
、領土完整與安全問題上給予對方堅定支持，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2)
第四，中國中東夥伴外交尋求「交朋友」。聯盟外交遵循「找敵人」的思維，夥伴外交遵
循「交朋友」的思維。中國發展夥伴關係，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以政治制度為標准，其
遵循的原則是雙方互利共贏。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是統一戰線理念在中東外交中的實踐
。在冷戰後多極化的背景下，中國主張國際社會成員通過聯合自強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
盡管它們在個體訴求和利益排序上千差萬別) 。在「擴大朋友圈」理念指導下，中國強調
集體安全和共同治理，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倡導開放性，不排斥對像國與其他域外大國
及地區大國建立聯盟關係。76這些與聯盟「找敵人」的思維形成鮮明對比。
第五，中國中東夥伴外交奉行「軟制衡」。迄今為止，集團對抗的「硬制衡」是中東地區
的主流理念。就軍事聯盟網而言，美國組建的中東戰略聯盟 (由海合會六國、埃及和約旦
組成的設想中的「阿拉伯版北約」) ，美以聯盟，北約框架下的西方大國與土耳其的聯盟
、美歐與伊拉克和敘利亞庫爾德人的聯盟，俄羅斯與伊朗、敘利亞、土耳其構建的戰略聯
盟或者「准聯盟」都是大國在中東「硬制衡」的體現。就教派陣線網而言，伊朗、沙特阿
拉伯、以色列、埃及、阿聯酋、卡塔爾等國各自以教派為基礎組成了不同的安全共同體，
如伊朗、敘利亞巴沙爾政府、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等形
成了事實上的反美、反以「抵抗聯盟」；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巴林、約旦、埃及等國則
形成伊斯蘭反恐聯盟 (實際上劍指伊朗) ；以色列與海合會國家形成了針對什葉派集團的
「心照不宣聯盟」；在遜尼派陣營內部，以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為首的阿拉伯國家
組成了「反穆斯林兄弟會聯盟」，以土耳其、卡塔爾和蘇丹為代表的國家形成了「親穆斯
林兄弟會聯盟」。上述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教派紛爭，實際上也是地區領導權
之爭，而「硬制衡」貫穿其中。
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客觀上「稀釋」了大國聯盟體系的影響力，有助於多極化格局的形
成，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形成了一種「軟制衡」。在中東地區，美、歐、俄的盟友幾乎
全部是中國的戰略夥伴，中國與這些地區國家建立夥伴關係，有助於其避免在戰略上和其
他大國形成不對稱的依附關係。美國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強迫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
、蘇丹、約旦、阿爾及利亞和阿聯酋等國家加快「民主化」步伐，而與中國建立的戰略夥
伴關係則緩解了這些國家承受的政治壓力。卡塔爾、阿曼、科威特和吉布提等中小國家在
地區大國的夾縫中尋求生存，而與中國建立的夥伴關係無疑增強了這些國家政府的能力建
設和政權安全，提高了安全自主性。
六、結論
中國開展夥伴外交源自對聯盟外交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的認識。在中東地區，無論是軍事
聯盟網還是教派陣線網，本質都是集團對抗，主張涇渭分明的敵友對峙。作為社會主義新
興大國和不結盟國家，中國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在「結伴不結盟」和求同存
異的基礎上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這符合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各方利益。
21世紀，中國夥伴外交的內涵已悄然發生變化，中國開展夥伴外交的對像已從大國和周邊
國家轉向中東、非洲和拉美中小國家，從雙邊合作拓展至多邊合作，從對主權國家的夥伴
外交轉向對地區和國際組織的夥伴外交，從實體夥伴轉向議題夥伴。例如聯合國非洲維和
夥伴關係的動態發展及其與大國建立的協調、合作與共生關係，就為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
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設提供了重要機遇。此外，全球發展夥伴關係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的核心精神和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傳統夥伴關係的內涵。中國特色夥伴外交也
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中國在中東的雙邊和多邊夥伴外交是21世紀中國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的重要內容。就雙邊
夥伴外交而言，中東國家的經濟實力、地區影響力、政權穩定性決定了其與中國開展戰略
合作的能力；經濟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則決定了其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意願，其中經濟
依存度更是中國開展夥伴外交的關鍵因素。按照中東15個夥伴國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的能
力與意願，可將其分為支點國家、節點國家、重點國家和據點國家四類，它們在地域上和
功能上不同程度地對維護中國在中東的利益發揮著立體多維的支撐作用。中國夥伴外交與
西方聯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前者倡導新安全觀，後者倡導傳統安全觀；前者強調
「以發展促和平」，後者強調「以實力求和平」；前者有助於夥伴國強化主權，後者則偏
重於強化安全；前者旨在「交朋友」，後者旨在「找敵人」；前者是「軟制衡」，後者是
「硬制衡」。
展望未來，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也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吸引力可使中東國家從與中國的夥伴外交中獲利，並以此為基
礎擴大互信，夯實夥伴關係的基礎。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夥伴關係目前還停留在低政治
階段，一旦遇到高政治領域中的衝突，中國的夥伴外交就會受到嚴重阻礙。處於安全困境
中的眾多中東國家希望中國在安全上能發揮更大作用，但是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重點仍
然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以避免卷入地區紛爭。夥伴國的安全公共產品訴求與中國的經濟公
共產品供給之間還不能完全匹配。
第二，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難免會受到域外大國因素的影響。中國在中東開展夥伴外交
中的重要不確定性因素是域外大國。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中具有全局性影響的雙邊關
係，美國在中東的聯盟外交與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雖具有兼容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摩
擦，前者甚至會對中國在中東開展夥伴外交形成掣肘。在伊朗、蘇丹、伊拉克和阿爾及利
亞等國就出現過類似局面。伊朗是中國在中東最重要的政治和經貿夥伴之一，也是「一帶
一路」倡議的支點國家。中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石油購買方和投資方，截至2018年
年初，中國通過進出口銀行累計向伊朗提供貸款高達850億美元。2018年5月，美國退出伊
朗核協議並追加制裁。2019年4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稱將把伊
朗石油出口量「減少到零」。這些都對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構成了挑戰。此外，中國參
與沙特阿拉伯、埃及、以色列、阿曼和吉布提等夥伴國商業港口建設的做法也引起美方的
猜疑並受到指責。
第三，中國在參與中東地區安全事務中如何發揮戰略夥伴國的優勢，仍需進一步探索。中
國在中東的15個戰略夥伴國大多具有可觀的經濟體量和地區影響力，政局相對穩定，與中
國的經濟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也較高。但時至今日，中東地區仍有10個國家未與中國建立
夥伴關係，包括也門、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馬裡、利比亞等處於衝突狀態的國
家。這些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日益邊緣化，且國內安全問題有常態化和外溢趨勢，成為
中東地區安全治理的重點與難點。如何與中東夥伴國中的支點、結點、重點和據點國家在
中東衝突地區加強合作，形成「戰略夥伴+」的合作模式，對於中東和平與發展將發揮顯
著的積極作用。
第四，中國在中東的夥伴外交還須在建章立制方面提高創造力。中國已經為全球夥伴關係
貢獻了很多物質性公共產品，但是在非物質性特別是思想性公共產品的提供方面，卻遭到
了很多質疑。迄今為止，中國在中東地區大國之間趨利避害，開展多軌夥伴外交，這有助
於「以發展促和平」，彌合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遜尼派與什葉派、
親穆斯林兄弟會聯盟與反穆斯林兄弟會聯盟、親西方陣營與「抵抗聯盟」之間的分歧。但
是，如何在夥伴外交過程中提出中東安全治理的新理念、新主張、新途徑，如何通過實施
夥伴外交來做到既維護中國的商業利益，又能夠在中東衝突解決中貢獻中國的思想性公共
產品，幫助中東國家構建利益共同體、安全共同體乃至命運共同體，仍需要較長時間的探
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