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克里米亞戰爭、「東方問題」與維也納體系的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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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6 14:27　孫興傑 (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
內容提要
克里米亞戰爭是英國主導的同盟與俄國在歐洲大陸心髒地帶進行的一場戰爭，使「東方問
題」這一困擾歐洲體系的難題「內部化」，打破了維也納體系的「和平」狀態。「東方問
題」最終成為「百年和平」的轉折點。克里米亞戰爭意味著英俄兩個側翼大國默契合作的
終結，維也納體系從「梅特涅時代」轉向「俾斯麥時代」。側翼大國之間的戰爭壓碎了東
歐地緣政治的均衡結構，進而引發了「意大利問題」和「德國問題」的連鎖反應。維持歐
洲百年和平的重心從歐洲大陸的均勢轉移到海外擴張，將全球帶入一個「帝國的年代」。
克里米亞戰爭是由「東方問題」引發的第一場歐洲大戰，同時將奧斯曼帝國正式帶入到歐
洲國際體系之中。民族主義思潮以及俄國和奧地利關係的惡化，最終使巴爾干半島成為歐
洲體系的「黑洞」，進而成為歐洲大戰的「火藥桶」。克里米亞戰爭事實上結束了維也納
和會所確立的大國協調機制，迫使維也納體系進行了重組。
克里米亞戰爭是維也納體系建立之後，歐洲列強之間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區域戰爭，打
破了歐洲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對克里米亞戰爭的研究非常繁多，亨利・基辛格說：「克
里米亞戰爭，使維也納會議費盡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潰。東歐三王國團結的解體，
使溫和中庸的道德因素自歐洲外交消失。隨後是十五年的亂世，繼而再出現的穩定卻十分
不可靠。」從戰爭的起源來看，這是一場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如果放在歐洲體系的宏觀
框架之下，戰爭的原因如同它所產生的後果一樣，是維也納體系內部矛盾不斷累積和衝突
的爆發。
第一，歐洲霸權爭奪的中心發生轉移。18世紀存在的北歐體系基本合並於以西歐為核心的
國際體系之中，波羅的海沿岸不再是爭霸的戰場，東地中海成為新的戰場。「隨著蒸汽動
力的發展，英國不再依靠來自波羅的海的木材和船舶用品，俄國的大宗出口貨從木材變為
小麥，它的經濟中心也從波羅的海沿岸各省移至烏克蘭，他的生命線從桑德海峽移到黑海
海峽了。」法國國力復原，拿破崙三世自我加冕為帝，但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帝國管理者。
為了拆散普奧俄的聯盟，法國需要與英國合作。「東方的危機之後，夾在俄國和海權國家
之間的哈布斯堡王朝占據核心的位置」，盡管奧地利的國力不足以扮演這樣的角色，但是
，梅特涅通過維系與英、俄兩國的緊密關係，使奧地利成為維也納體系中的核心國家，梅
特涅本人也獲得「歐洲首相」的稱號。大國會議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歐洲治理的雛形
。「在1854年，維也納遠離了俄國，直到12月2日，它與俄國的敵人締約，這意味著1815
年體系最後的遺跡消失了，這場外交革命的影響要遠遠比考尼茨時期要更加深遠。再也沒
有喜歡維持現狀的三強，也沒有歐洲協調了。」在梅特涅去職之後，奧地利外交失去章法
。奧地利和俄國關係的變化，使得「東方問題」成為維也納體系中最為脆弱的一個環節。
第二，民族主義重塑歐洲國際體系的內涵。維系維也納體系的保守主義同盟在1848年遭到
重創，民族主義重新塑造了領土觀念。邁克爾・曼說：「凡是在兩個以上毗鄰領土實行集
中化的，都會導致一種有制約的多國體系的發展。因此，在多數情況下，國家內部權力的
增長同時也是一種多國體系內地緣政治外交的改組能力的增長。」拿破崙戰爭之後，王朝
國家逐漸讓位於民族國家，維也納和會所確立的「補償原則」在民族國家時代難以實現。
「國家眾多的公民對國家權力和國家政策的認同取代了對王朝利益的認同。」民族國家的
觀念及其運動對維也納體系產生決定性的衝擊，從希腊起義開始，歐洲列強就被動地卷入
到「東方問題」的旋渦之中。在歐洲人的觀念中現代希腊被誤認為古代希腊。埃及帕夏對
奧斯曼帝國蘇丹的挑戰，又讓俄國深深介入到「東方問題」之中。圍繞黑海海峽的問題，
歐洲國家簽署了《倫敦公約》，「1840年的條約標志著奧斯曼帝國無條件加入了歐洲國家
體系」。
第三，公共輿論在外交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除了土耳其人之外，克里米亞戰爭
是一場沒人期待的戰爭，那麼，為什麼它會爆發呢？」除了國家利益的爭奪之外，公共輿
論對外交的影響是國際關係中出現的新的因素。與現代民族國家成長相伴相隨的是公民身
份的崛起，「大革命的核心是一種嶄新的公民身份觀念：強調公民必須具有普遍、平等的
地位」。與這種政治理念相伴的是商業報刊的興起，「19世紀商業報刊興起後，一直是新
聞傳播活動的思想指南、制度安排和法律規範」，商業報刊為大眾輿論的興起搭建了一個
平台。隨著俄羅斯介入巴爾干地區，英國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就出現了恐俄情緒，最直接
的例證就是《彼得大帝遺囑》。這份文件其實是一些波蘭、匈牙利和烏克蘭人偽造的，但
是在19世紀之後，經過媒體的發酵，它已經成為「俄羅斯威脅論」最有力的證據。直到冷
戰期間，這份文件還被認為是蘇聯擴張野心的依據。「大眾傳播的到來，特別是19世紀大
量發行報紙的興起以及20世紀廣播的出現，對於現代社會特有的互動經驗與原型的模式具
有深刻的影響。」媒體塑造了俄國觀：在英國人眼中俄國是西方文明、民主自由的威脅。
但輿論並不一定反映真相，正如李普曼所言，「一個人對於並未親身經歷的事件所能產生
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內心對那個時間的想像所激發起來的情感」。英國人將土俄於1853
年11月30日發生的海戰視為「錫諾普屠殺」，是俄國的野蠻行為。但是客觀而言，這是俄
國對奧斯曼帝國在多瑙河攻擊的報復。公眾輿論迫使得英國對俄采取了強硬姿態，議會授
權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調遣地中海艦隊應對俄國艦隊的威脅。可以說，「這是歷史上第
一場迫於媒體輿論和公眾觀點的壓力而引發的戰爭」。
第四，宗教情結與帝國野心相互交織。恩格斯將這場戰爭視為「神聖的戰爭」，他認為，
「對於雙方來說，這是宗教狂信的戰爭，對於俄國人來說，這是實現傳統的野心的戰爭，
對於土耳其人來說，這是生死存亡的戰爭」。俄國將保護東正教徒視為一種天命。面對俄
國的持續進攻，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對蘇丹的妥協態度大為不滿，宗教領袖要求蘇丹要麼
對俄國宣戰，要麼退位。奧斯曼帝國從亞洲的游牧部落召集兵員，准備開戰。盡管馬哈茂
德二世在位期間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一個軍事權力與宗教權力相結合的國家，在短期
內難以改變國家權力結構。宗教認同是國家建立之前最牢固的紐帶。蘇丹是穆斯林的精神
領袖，他不可能違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與意願，一味地追求和平。然而，最初挑起宗教爭
端的既不是奧斯曼帝國也不是俄國，而是法國。1740年，法國獲得在奧斯曼帝國境內天主
教在聖地朝聖的權利，此後，由於法國經歷了啟蒙運動、大革命等劇烈的歷史運動，因此
淡漠了聖地保護問題。俄國在1774年獲得對東正教的保護權，東正教借助俄國勢力在巴勒
斯坦不斷強大。1849年路易・拿破崙當選為總統，他想建立一個帝國，但是遭到多方面的
反對，於是便尋求天主教會的支持。1850年，路易派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希望恢復拉丁教
會在聖地的權利。在法國的重壓之下，蘇丹做出妥協。1852年，法國得到伯利恆教堂的鑰
匙，此時路易登基為帝，即拿破崙三世。聖地保護的糾紛在一定程度上是拿破崙個人政治
野心的產物。拿破崙三世在聖地保護糾紛中采取的強硬姿態，是對俄國在「東方問題」上
主導權的反制。從表面來看，克里米亞戰爭起源於東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蘭教之間的博
弈，但是，在宗教對抗的背後是大國之間的權力政治。反法聯盟在戰後依然存在，但是法
國已經不是歐洲均勢的破壞者，俄國取而代之，尤其在1848年革命期間，俄國軍隊深入到
中歐。俄國在中亞地區的持續擴張，對英國在印度的地位也造成潛在威脅。在蘇伊士運河
未開通之前，奧斯曼帝國是英國通往印度的重要途徑。
第五，俄國在歐洲的擴張改變了歐洲權力的結構。維也納體系建立之後，英國與俄國分別
是大陸均勢體系的兩個平衡者，英俄關係對歐洲體系的穩定至關重要。18世紀末，英國就
意識到俄國可能是英國霸權的潛在挑戰者。但是在隨後的拿破崙戰爭中，英、俄成為反法
聯盟的核心支柱。兩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暫時隱沒起來。19世紀二三十年代，俄國在東方問
題上頻頻得手，還試圖與英國共同瓜分奧斯曼帝國，俄國占據了巴爾干半島及其海峽地區
，而英國獲得在埃及和克裡特島的主導權。兩大側翼大國分屬海權國家和陸權國家，對於
「東方問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英國更看重歐陸的平衡，而俄國則偏重領土的控制。然
而，「俄國即使是非常模糊的進攻性政策，也破壞了土耳其獨立的必要的假像，挑戰了歐
洲列強集體對近東的裁決權」。
英國並不希望奧斯曼帝國崩潰。英國國內對保護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地位爭論激烈，大致可
分為自由貿易論者和地緣政治論者兩派。前者認為，俄國是英國的貿易伙伴，不論俄國是
否在黑海沿岸擴張都不影響英俄之間的貿易，因此，英國不應為奧斯曼帝國這個異教國家
的獨立而與俄國交惡。19世紀中期，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的貿易額超過俄國；當英國工業革
命蒸蒸日上之際，歐洲大陸各國豎起了關稅壁壘，各種保護性關稅阻擋英國工業產品的流
入，而奧斯曼帝國根據條約實行不超過5%的關稅。因此，保護奧斯曼帝國的完整有利於英
國工業品的流入。持地緣安全觀的人則強烈要求英國遏制俄國在黑海的擴張。他們認為，
如果放縱俄國擴張不僅威脅到英國在歐洲國際體系中的威望，將國際體系的主導權拱手讓
給俄國；而且俄國步步蠶食奧斯曼帝國，最終將會占領君士坦丁堡，而該地是世界霸權的
支點。維護英國的海上霸權，就必須將俄國關在黑海之內。「帕默斯頓試圖以理性文明的
標准，在俄國和其他人類之間畫一條線，將俄國趕出歐洲，也就是把俄國從波蘭、波羅的
海諸省、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趕出去。」
克里米亞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維也納體系內部運作的機理。體系層次的解釋力主要來
自於結構，從維也納體系的均衡結構來說，「東方問題」是體系鏈條上最脆弱的一環，體
系內部的壓力傳導最終會在這個脆弱的環節爆發。然而，從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前的復雜
外交運作過程來看，這場戰爭具有「錯誤知覺」的特征，這是一場各方都願意看到的戰爭
，又是一場沒有做好准備的戰爭。
偶然的事件和人物點燃了戰爭的導火索。克里米亞戰爭緣起於俄國在1848年革命風潮中咄
咄逼人之勢。在鎮壓匈牙利革命時，匈牙利革命軍中有四位波蘭籍將軍逃亡奧斯曼帝國，
俄國要求引渡這四人，而奧地利要求引渡4 000名匈牙利人。奧斯曼帝國均予拒絕，並且
向英法求援。1849年10月，英法聯盟形成。英法聯盟的形成使戰爭一觸即發，如果此時出
現才能出眾的國務家，可能會通過高超的外交運作化解雙方之間的敵意。非常不幸的是，
聖彼得堡派出的全權大使與其說是一名外交官，不如說是一介武夫。奧斯曼帝國做出了一
系列讓步，宣布保障東正教會的各種宗教權利。但是，俄國大使緬施科夫在離開奧斯曼帝
國之前寫了一封極具挑釁的信，竟然說：「任何宣言之類，即使保障了東正教教會的單純
宗教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也是會被用來剝奪自古以來就公認屬於這個教會及其僧侶並且現
在仍屬於他們的其他權利、特權和豁免權，因此帝國當局將認為這種宣言是對俄國及其宗
教的敵對行為。」緬施科夫是一個急躁、傲慢的軍人，對繁瑣的外交和談非常不屑，他寧
願以軍事手段解決復雜的國際爭端。而沙皇尼古拉斯認為，與英國就「東方問題」達成了
共識，兩國聯手可以處理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最具有戰爭欲望的法國也並非真想發動戰爭
，研究拿破崙三世的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到1853年秋天，法國駐維也納大使也沒有想
到會發生戰爭，法國力促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和解，當然，俄國作為危機的始作俑者是要付
出一些代價的。
貝納多特・施密特系統研究了克里米亞戰爭之前的歐洲外交運作，他認為：「沙皇從一開
始就知道自己要什麼，並且觀察到歐洲並沒有聯合起來反對他，而不會放棄自己的要求，
如果土耳其接受了這些要求，就會打破近東地區的平衡。拿破崙三世可能想要戰爭，但是
卻實施了一次具有和平意圖的閱兵。英國一開始毫無疑問是要求和平的，但是他並沒有向
俄國傳遞出要抵制後者要求的信號，而且必要時會使用武力，事實上，這鼓勵了沙皇固執
己見。奧地利的態度直到最後也是曖昧不明，而土耳其則玩了一場極好的游戲。在這樣的
混沌的情勢之下，避免戰爭也只能依靠奇跡了。」從過程來看，維也納和會確立的以國際
會議解決大國衝突的機制已經難以運轉。維持維也納體系更多地依靠不完全信息的傳遞，
甚至是彼此的威懾。俄國占領多瑙河兩公國，這一行動讓奧地利警醒，普魯士也有所擔憂
。他們加入到英、法行列，起草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維也納照會，「意識到了俄國的所
謂的合法要求並沒有尊重蘇丹的主權。」俄國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動了英法的奶酪，一國
可以憑借軍事實力而改變體系內的安排，而「必勝主義」的錯誤知覺也會讓戰爭成為可能
的戰略工具。大國之間的戰爭無外乎利益、恐懼和榮譽，威懾能夠有效果的前提是彼此的
威脅具有可信性，引起對方的恐懼。然而，英法和俄國都關注榮譽，「沙皇尼古拉的失敗
之處在於他的榮耀感、對自身堅持事業的偏執以及對軍事實力的信心使之拒絕了妥協」。
而英法「決定不讓俄國和平撤退，為了榮譽而堅持軍事勝利」。最終的結果就是，「克里
米亞戰爭，這場大家都不願意看到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終於還是打響了」。
這場戰爭前後持續了近三年，雙方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半島展開了長時間的對峙，最終
英法聯軍攻陷了俄國的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從本質上說，克里米亞戰爭是當時在亞洲擁
有強大利益的僅有的兩個世界強國之間的衝突。戰爭的過程和結構暴露出俄英這兩個主要
對手的軍事劣勢。沙皇俄國的落後一目了然，但英國作為唯一世界強國的優勢也是大可懷
疑的。不管怎樣，1854年春，沙皇俄國和英法兩國間這場戰爭的爆發，標志著19世紀世界
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從軍事發展來看，克里米亞戰爭是蒸汽時代戰爭的開始，啟動了
一個軍備競賽的時代，歐洲的武器水准得以持續更新。從戰爭空間來說，東歐地區成為歐
洲霸權爭奪的核心地帶，「聯軍攻陷塞瓦斯托波爾，摧毀了俄國黑海艦隊，事實上也就達
到了他們的作戰目標，也就是保住君士坦丁堡，使之不致受到來自北方的海上攻擊。圍攻
塞瓦斯托波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方戰線的小型預演」。克里米亞戰爭不是歐洲百年
和平的插曲，而是歐洲歷史的轉折點，「克里米亞戰爭也許可以算得是自彼得大帝以來最
有決定性的一次衝突，因為它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政治狀況，這種狀況最後促成了中歐民族
的統一和歐洲均勢的根本改變。所以說，克里米亞戰爭的後果不是在巴黎條約的條款中，
而是在此後五十年的歷史中表現出來」。1854年2月，英國議會就戰爭問題進行辯論時，
首相羅素認為，英國應該宣戰，原因在於，「這不僅僅是保護土耳其，更是要保護德意志
和所有歐洲國家的獨立」。由此可見，東方問題已經成為維持歐洲體系的重要方面，甚至
是焦點問題。克里米亞戰爭的實質在於，英法與俄國就歐洲均勢進行博弈，俄國在中歐地
區的進軍，尤其是在巴爾干地區，使得「德意志自由」遇到了極大的挑戰。
克里米亞戰爭是歐洲體系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大國政治的結構在重新調整，「就算它不是
動因，至少也是催化劑」。東歐三強出現裂痕，而英法結盟，意味著拿破崙戰爭給歐洲造
成的衝擊基本結束。可以說，克里米亞戰爭雖然發生在東方，但賭注卻是在中歐，是德意
志與意大利問題。泰勒認為，「克里米亞戰爭是為了重建歐洲體制而打的」。神聖同盟隨
著克里米亞戰爭而終結，歐洲的協調機制蛻化。「克里米亞之戰，非常驚人地證明了俄國
的落後」；俄國在歐洲的地位一落千丈，側翼大國的地位動搖，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去世又
為俄國的衰落增添了一個注腳。俄國一直以來是一個軍事立國的國家，拿破崙戰爭期間，
俄國軍隊成為抗擊法國侵略的中流砥柱，贏得了巨大聲譽。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俄國擔任
歐洲憲兵的角色便是依靠這支令人畏懼的軍隊。而俄軍在克里米亞戰場上的表現使其軍事
大國的聲譽受到質疑。恩格斯認為，「在一個不開化的國家裡為了維持堂皇的文明外貌所
作的人為的進展和不斷的努力，看來已經使俄國筋疲力盡，使它染上了類似肺病的病症」
。
俄國的衰落為拿破崙三世在歐洲外交舞台上的崛起提供了契機。克里米亞戰爭使法國逐漸
擺脫了反法戰爭失敗的陰影，成為歐洲大陸新的霸主。克里米亞戰爭使「俄國人第一次清
楚地看到奧地利會在巴爾干反對他們：在聖彼得堡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去君士坦丁堡的
路要經過維也納」。 在戰爭期間，哈布斯堡帝國立場不堅定，最終加入英法陣營，成為
俄國的敵人，維也納和會之後建立的神聖同盟不復存在。1848年，俄國軍隊幫助哈布斯堡
帝國鎮壓了匈牙利起義，但是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哈布斯堡帝國卻以槍口回報俄國，哈
布斯堡帝國將為這種背信棄義之舉付出代價。在未來的普奧戰爭之中，俄國保持善意中立
，最終使奧地利在德意志被邊緣化。「這是近代歐洲歷史上，德意志的絕大部分第一次被
一個單一權力中心所支配。德意志各邦國爭奪主導權的鬥爭暫時告一段落，即將到來的是
歐洲各國爭奪霸權的新時代。」
克里米亞戰爭之後，黑海及其海峽成為俄國的一塊心病。巴黎和會上，俄國不得不接受黑
海中立化，「黑海水域及其沿岸對各國商船開放，正式地和永久地禁止沿岸國或任何其他
國家的軍艦通行」，無論俄國還是奧斯曼帝國都不能在黑海沿岸「設立或者保留任何陸海
軍軍火庫」。這一條款將俄國關閉在黑海之中。為了擺脫項上鎖鏈，俄國不得不在多種外
交場合做出妥協，普法戰爭之後，沙皇才獲得了廢除「克里米亞體系」的機會。總之，未
來歐洲國際體系變動的因子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被激活，這也是東方問題徹底歐洲化的標
志。
「普魯士在戰爭中不情願地采取了中立政策，而奧地利則對俄國發出了羞辱性的最後通牒
，因此俄國對奧地利更加不滿。從此以後，俄國人將奧地利視為其征服巴爾干的最主要障
礙。在之後的幾十年間，很多俄國人喊出了‘越過維也納直達君士坦丁堡’的口號，聖彼
得堡的沙皇也認同這個想法。」俄國和奧地利之間的梁子一直沒有解開。當這兩個國家的
地緣政治擴張方向集中於巴爾干半島之後，歐洲體系所聚合的各種矛盾和壓力就會通過奧
地利和俄國傳導，最終使巴爾干半島成為歐洲，乃至全球國際體系矛盾的爆發點。毫不誇
張地說，克里米亞戰爭重新塑造了十九世紀的國際秩序。大國之間的均衡秩序和協調機制
已經成為歷史。因此，一場看上去沒有必然性的戰爭，其實是歐洲深層次矛盾的產物。
從此，民族主義思潮注入歐洲國際體系之中，國際體系對國家的規制發生巨變。民族主義
思潮改變了歐洲大國的內部結構，俄國開始了農奴制改革，奧地利變成了奧匈二元帝國，
意大利抓住為數不多的窗口期實現了統一。毫無疑問，拿破崙三世熱情擁抱民族主義，並
試圖扮演中東歐民族主義保護者的角色。「由於拿破崙三世，巴黎會議對各民族集團爭取
自決和修改1815年維也納解決方案也起了共鳴。」但是，民族主義本身是對帝國的反叛。
拿破崙三世雖然攫取了皇帝稱號，顯然，他沒有辦法將這兩種不同的理念整合在一起。「
在決定性的對外事務領域，拿破崙無法長期掌控1848年時冒出來的難題，那就是如何將大
眾運動力量編織進權勢政治謀算。大廈的楔石已經墜毀，政權隨之喪失成功秘訣，法國進
入它的生涯凋落期。隨它不能再集合必要的精神和物質力量，它的霸權抱負證明在每個方
面都徒勞無用。」在意大利統一的過程中，拿破崙三世的外交政策進退失據，無法控制意
大利的統一進程，最終，中東歐的民族主義獲得了領土空間，改變了中東歐地緣政治版圖
，大大懲罰了法國。
戰後歐洲國際體系重回激蕩時期，歐陸體系與海外體系之間的互動更加激烈。英、俄是維
持歐洲體系的兩個「側翼大國」，兩大強國之間的戰爭，以及俄國戰敗與衰落，使俄國失
去了介入和主導歐洲大陸事務的能力。恩格斯認為，克里米亞戰爭使俄國「第一次迫使它
放棄了無論如何決不讓出兼並的領土的原則。它的最有組織的部門——軍事部門的一切行
政制度徹底地破產和崩潰了。尼古拉二十五年來夜以繼日地苦心經營的事業被埋葬在塞瓦
斯托波爾城堡的廢墟中」。英國的勝利雖然算不上完勝，卻進一步加強了英國的霸權地位
。霍布斯鮑姆認為，「只有一個大國是真正的工業和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也只有一個國家
擁有真正的全球政策，如一支分布於全球的海軍，此即英國」。克里米亞戰爭也是工業時
代戰爭的先聲，工業革命的進展重新定義了歐洲與海外之間的關係。1826年，英國外交大
臣喬治・坎寧說，「需要一個新世界來支撐大廈將傾的舊世界」。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了歐
洲的平靜時代，歐洲大陸內部的變動與海外殖民擴張同時推進，而海外擴張在很大程度上
吸納了民族主義和工業革命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的能量。相比於海外殖民體系，歐陸的地位
在下降，全球政治囊括了歐洲的國際政治，這也為「東方問題」提供了一個調整和喘息的
短暫窗口期。
克里米亞戰爭因奧斯曼帝國而起，但是戰爭並沒有解決「土耳其怎麼辦」這一核心議題。
戰後，奧斯曼、俄國以及奧地利三個帝國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而巴爾干民族主義思潮湧
動，「東方問題」形成了雙重博弈的邏輯：奧斯曼帝國內部的改革與探索能否「守住」自
己的帝國邊疆；巴爾干民族主義與域外大國相互勾連以期獲得獨立。
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不得不暫時調整國家策略，戰爭失敗至少表明俄國在黑海、巴爾
干半島的擴張遇到強有力的外部反彈，也就是歐洲體系內部出現了阻止俄國繼續擴張的力
量。尼古拉二世盲目的戰爭，最終將幾十年在巴爾干地區審慎經營獲得的戰略資產，全部
喪失殆盡。此外，戰爭暴露出俄國全面落後的狀態，軍事擴張需要經濟發展作為基礎，這
使俄國資產階級慢慢發展起來。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就為俄國的內部歷史、為本民族的
思想界的運動及其反映即社會輿論奠定了開端，這社會輿論盡管還很微弱，但是它愈來愈
具有重要意義，愈來愈不容人忽視」。亞歷山大一世的改革包含各種矛盾，當改革陷入失
敗之後，他就訴諸浪漫的民族主義，啟動俄羅斯在近東新一輪的擴張。
而奧地利基本失去了對歐洲的影響力，戰爭使奧地利失去了所有朋友。奧地利對意大利的
戰爭是奧地利失去大國地位的轉折點。梅特涅雖然已被趕出權力中樞，但是作為維也納和
會為數不多的見證者，他看到了自己時代的結束，以及奧地利的衰落。「在這最後的關鍵
時刻我們仿佛見到這個老成謀國的政治家，站在那裡拼命地向那個年輕的皇帝招手示意，
要他從那條危險的道路上回轉過來。」然而，奧地利皇帝已經發兵意大利，奧地利將在一
個沒有朋友的條件下進行一場難以取勝的戰爭。
奧斯曼帝國從這場戰爭中獲益良多。歐洲列強為奧斯曼帝國打了一場大戰，《巴黎條約》
規定，「土耳其政府被准許分享歐洲公法和歐洲協調集團的利益」，各國將「尊重奧斯曼
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奧斯曼帝國「被明確地納入歐洲強國的協
作之中，各國政府保證尊重土耳其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巴黎和約》第一次正式將
奧斯曼帝國接納進歐洲國際社會之中。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奧斯曼帝國在西方列強的
監視下開始了改革進程，其目標便是建立一個西方式的具有國家能力的現代國家。西方列
強希望奧斯曼帝國在軍事、財政、行政等三方面進行革新，建立有序均衡的國家結構。但
奧斯曼帝國的轉型並不成功，造成奧斯曼帝國困境的根源在於帝國試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
現代軍隊，但是卻沒有在經濟方面進行配套改革。奧斯曼帝國面臨的根本困境是現代性的
衝擊，西方經過幾百年積累形成的國家能力結構對於帝國而言是異質性的，面對這種衝擊
與挑戰，帝國只有進行漸進性的改革，逐漸塑造與重建國家能力。
《巴黎條約》簽訂之後，奧斯曼帝國獲得了繼續改革的時間與空間。始於1839年的改革在
戰後繼續推進，從改革的內容來看，我們可以將這場持續幾十年的改革運動視為奧斯曼帝
國國家能力轉型與重建的嘗試與努力。這次改革被稱為「坦齊馬特」，在土耳其語中，即
為「改革」之意。這次改革的深度與廣度是空前的，是奧斯曼帝國面對西方現代性做出的
一次反應。改革派領袖都深受西方社會發展、政治思潮的影響，其中提出改革倡議的賴希
德便是典型代表。賴希德生於官宦之家，年少進入仕途，在多個職位上供職，獲得了豐富
的政治經驗，對奧斯曼帝國存在的弊端有切身體會。1839年，奧斯曼帝國受到埃及的威脅
，而賴希德認為，埃及不過是帝國危機的表像，帝國如果不采取深徹的改革，即便消除了
埃及的威脅，帝國也難以長久存在下去。這種深刻的認識源於賴希德豐富的海外背景，他
先後任奧斯曼駐倫敦和巴黎大使，熟知歐洲事務，了解西歐的國家制度。在賴希德的主導
之下，蘇丹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其宗旨在於「改善非穆斯林的境況，以減少帝國境內
非穆斯林臣民的不滿與反抗」。改革法令的核心內容包括：第一，保證蘇丹臣民的生命安
全、榮譽與財產；第二，建立一個規範的征稅與征兵體系；第三，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例如建立刑法體系，消除貪腐等。這種具有現代性的改革措施自然會
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對外戰爭也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奧斯曼帝國獲得了較為寬松的國際環境，同時也受到英法
的壓力而進行了第二階段的改革。從改革的內容來看，這是奧斯曼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過
程中的一次系統的努力。幾代改革家都認識到低效無能而又蠻橫的行政管理是奧斯曼帝國
邁向強國之路的最大障礙，因此，第二階段的改革著力創建一個完整統一的行政管理制度
，以統一的法令作為規範，尤其是參照拿破崙法典而編纂了帝國民事法典，這是奧斯曼帝
國邁向世俗國家的重要步驟。此外，國家觀念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變化，在統一法令、統一
行政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家認同，需要將所有不同信仰的教徒都轉化為「奧斯曼人」，
以國家認同取代宗教認同。坦齊馬特改革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就，但是，這場持續長達數
年的改革，的確是系統地引入現代性對古老的帝國進行改革，與其說這場改革是在創建一
個新的國家，不如說是在破壞一個舊的帝國。正如托克維爾所言：「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
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
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
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通
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坦齊馬特的改革撬動了古老而僵化的帝國結構，反對之聲壓
過歡迎的掌聲，這是帝國的一種自衛式地接受現代性，接受現代性的目的在於抵御西方的
蠶食與侵略。神權國家向世俗國家的轉變中，不知不覺地借助民族主義的力量。因此，改
革非但沒有將邊緣統合到帝國中心，反而強化了邊緣地帶的分離傾向。因為民族主義領袖
將帝國的改革視為對民族獨立事業的危害。
坦齊馬特改革激發了土耳其的覺醒，這主要源於西方現代性的介入。克里米亞戰爭之後，
英法兩國的勢力快速增長，蘇伊士運河開通、安納托利亞的鐵路以及外資銀行的出現，不
是槍炮而是資本瓦解著這個帝國的結構。「奧斯曼政府變得更加依賴於外國貸款，並且迅
速為外國金融機構所控制。」坦齊馬特改革為英法資本的滲透打開了方便之門。由於帝國
沒有建立完整的財稅體系，政府便對英法貸款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因為這種財源既簡單又
容易。1854年帝國向英法銀行團借入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利息及償債基金累計達1200
萬英鎊，超過當年帝國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歐洲一些債券持有者便成為一股關心土耳
其改革的新興力量，而他們得到保證的權利，為他們在土耳其一旦違約時干涉其內政打開
了方便之門。」強大的金融體系是國家強大的後盾，金融實現了財富跨時空的轉移與交換
，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也是現代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的金融體系內置於國家建構與
經濟發展之中，而簡單的借貸並不構成金融。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發展除了市場經濟發達
之外，還需要一個強大有效的財稅體制，而奧斯曼帝國通過借款替代財政無疑是飲鴆止渴
。受利益驅動，各國銀行團紛紛向奧斯曼帝國借款，有些借款甚至是強制性的。金融史家
戈登指出：「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本家本身——他們太貪婪，他們總是犧牲市場整
體利益來服務於他們自己的利益。」1873年，資本主義體系爆發危機，奧斯曼帝國貸款的
渠道被切斷，巨大的還貸壓力迫使帝國政府不得不增加新的稅賦，而此時帝國遭受亢旱，
農業歉收，餓殍遍野，因此，各地反抗不斷。
對奧斯曼帝國邊緣地帶而言，「克里米亞戰爭完全是列強之間的衝突；被統治的各族人民
——斯拉夫人、希腊人或羅馬尼亞人——與戰爭的發生是毫不相關」。即便如此，「克里
米亞戰爭阻止了俄國向巴爾干的進一步擴張，為日後各民族的獨立提供了可能」。法國成
為歐洲大陸新的霸主，拿破崙三世采取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外交政策，帝國邊緣的民族解
放運動得到法國的支持，俄國為了重建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也采取一種默認與支持的態度
。帝國邊緣的民族獨立運動與帝國失敗的改革運動迎頭相撞，勢必再次引爆東方問題這顆
地雷，而此時，歐洲體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東方問題」有了新的內涵，已經
遠遠不是「土耳其怎麼辦」那麼簡單，而是形成了雙重博弈的結構。被克里米亞戰爭忽視
的巴爾干民族主義運動，是對歐洲殖民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雙重反叛。最終，歐洲國際體
系和「東方問題」都被不斷「巴爾干化」的巴爾干半島所掣肘，甚至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