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一年多的“黃背心”運動還未徹底平息，新一輪大規模罷工抗議活動又在法國上演。民眾上街遊行示威在法國時有發生，但自去年底以來，法國公民抗爭運動所表現出的持久性與廣泛性卻不常見。
兩隻相互牽扯的力量之手，正在推動法國陷入愈加嚴重的政治困難。第一隻手，就是只能增加不能減少的公民福利需求。“黃背心”運動的起因是法國政府決定加徵燃油稅，而加稅的一個原因是因高福利支出而不斷累積的財政赤字已壓得政府透不過氣來。這次法國人再次成群結隊走上街頭，則是因為馬克龍政府的養老金改革計劃觸動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法國是典型的高福利國家，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法國公民從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400多種名目的福利保險。舉例來說，法國3歲之前的孩子上政府補貼的托兒所，每月全託費用換算成人民幣還不到2000元。法國的失業保險也很優惠，失業者在失業兩年間可以領取每月最高5000歐元的失業金。根據經合組織(OECD)數據，目前法國養老金支出佔GDP的14%左右，在歐盟各國中僅次於意大利的16%，遠高於德國的10%和經合組織國家8%的平均水平。而且法國的養老金最低領取年齡為62歲，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國家之一。
這麼好的福利制度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建立和完善的，在戰後較長時間裡，進入全球500強的法國企業比德國還多，它們創造的稅收支撐起了龐大的福利支出。但高度完善的福利制度帶來的問題是，法國人的勞動精神越來越不如以往了，既然從生到死都有政府提供保障，那還費勁去工作賺錢幹嗎呢？法國的失業率近年來居高不下，但很多人並不是真的沒有工作能力或找不到工作，而是在“帶薪休假”。
與此同時，高福利制度是經濟景氣時代的產物，一旦經濟發展停滯、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又怎能繼續保障高福利支出呢？法國這些年來面對的一大問題恰恰在於經濟增長乏力，在此情況下赤字增加已是家常便飯，政府債台高築卻無法緩解。從1974年開始，法國政府公共支出就再也沒能被控制在預算之內，法國已連續40多年出現財政赤字，總額已近2萬億歐元，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0%以上。這個問題在十年前歐洲債務危機期間已經暴露得一覽無餘。
控制赤字和債務只能靠兩種辦法，一是減少福利支出。這等於要動法國廣大民眾的奶酪，嚴重背離福利標準只能提高不能降低的心理預期，自然很難獲得社會同意。1995年，時任總統希拉克試圖削減公務員養老金，但馬上引發地鐵、鐵路系統大罷工，政府在民意壓力下只好在政策上維持現狀。2010年，薩科奇政府為減輕退休金支付壓力，決定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逐漸延長至62歲，但法國民眾同樣以大規模抗議予以回應，這一提議之後成為薩科奇尋求連任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接替上他台的奧朗德政府則宣布延續以往退休政策。
另一種辦法是對相對富有者多徵稅，增加財政來源。1981年密特朗政府首次開始徵收富人稅。而在2013年，奧朗德政府將年收入130萬美元以上者適用的最高一檔所得稅稅率，從之前的46.7%提高至75%，但馬上出現的現象就是一些富人帶著財富“外逃”到稅率較低的國家做“稅收難民”，比如奢侈品巨頭路易威登的首席執行官貝爾納·阿爾諾就申請了比利時國籍，著名影星德帕爾迪厄則選擇入籍俄羅斯。“富人外逃”給法國政府帶來的壓力，是國內投資下降、就業機會和稅收來源減少等。
過去很長時期，企業稅收一直是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保障公民福利支出的主要來源，但自上世紀80年代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大潮來襲後，這一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越來越不靈了。經濟全球化的一大特徵是資本跨國流動比過去便利，在控製成本和增加利潤的雙重驅動下，資本持有者更傾向於到成本較低的地方投資，它給各國政府帶來的一大壓力是，如果不能滿足資本對更低稅收的要求，資本就可能撤離到其他國家，這將對促進就業和增加財政收入造成困難。
正是這個經濟全球化，成為牽扯住法國政府的另一隻手。它極大增強了資本與國家博弈的能力，使政府難以通過加稅來平抑赤字和債務。而為維護經濟活力對企業減稅、減少監管，雖然一定程度上會促進投資，但總體來說更有利於富人和金融從業者，還會進一步推高政府赤字、加大維持既有社會保障水平的難度。全球化使資本階層越來越富，使普通民眾的初次分配存在勞資失衡，更加依賴福利等再分配措施，在傳統利益代表機制失效的情況下，普通民眾認為只能用非常規手段表達政治訴求。
這是兩種背向而行的利益意願造成的政治困境，它揭示的一個時代性問題，就是經濟全球化急需在全球層面得到政治規制，否則不僅法國，還會有更多國家陷入社會動盪。(作者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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