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拉美之亂與模式之爭
用“亂”字總結今年拉美政治生態的特徵應該是恰如其分的：委內瑞拉“雙總統”之亂尚未塵埃落定;玻利維亞左翼總統莫拉萊斯在騷亂中避走他國；阿根廷在左右再對決的亂像中迎來左翼重掌大權;“優等生”智利出現了近年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烈度最強”的騷亂。
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拉美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似乎在反複印證著這個認識的正確性。當外界要給智利過去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算總賬時，新自由主義者是不會輕易認輸的。他們一直認為，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為內核的新自由主義是經濟效率和資本利潤的“發動機”，其他模式無法比擬。他們堅信，新自由主義模式具有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智利很快會從危機中走出來，重新成為引領拉美的典範模式。
當然，不能因為智利騷亂就將新自由主義批得一無是處，但不可否認的是，新自由主義絕非治療拉美經濟社會發展痼疾的靈丹妙藥。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實踐，無一例外地迅速產生了兩極分化的結果，在拉美更是如此。正如著名學者阿爾貝爾所言，為了給經濟強筋壯骨，就不惜造就一個兩極分化的世界，這種代價得不償失。
智利騷亂後，歐洲模式的青睞者難掩心中喜悅。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在智利受挫並不反襯歐洲模式的高明和勝利。歐洲國家奉行的以“福利傾向”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秩序政策,一方面起到了拉平收入差??距、調節階級關係、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豐厚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強了人們對國家的依賴性，淡化了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意識。所謂歐洲模式只是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注入國家控制與社會公平內涵後的一種具有折中性和平衡性的權宜體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自由競爭與國家干預、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的矛盾，無法破解“大政府”必然招致“弱市場”與“低利潤
”的宿命。尤其是當國家干預取得暫時成效時，人們容易過多相信國家干預“有形之手”與市場自發“無形之手”的相容性，而忘記了二者之間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事實，其結果進一步加重了對國家干預手段的依賴，最終導致適得其反的後果。
在拉美，學界除了經常討論新自由主義模式和歐洲模式孰優孰劣外，近年來中國模式漸成熱議話題。拉美學者認為，成就中國道路的要素之一是政局穩定，感嘆在穩定政局之下“中國能製訂那麼多的五年計劃，我們拉美有的國家連一年計劃都難做到”。有拉美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已經不再拘泥於“大小政府之爭”，而是追求“更聰明的政府”，即讓市場在配置資源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拉美持續多年的模式之爭在反复證明：世上既沒有高出一等的發展模式，也沒有一統天下的終極模式。發展模式是一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具有特徵鮮明的發展體系，模式之間只能結合國情相互借鑒而非盲目移植。發展模式優劣的鐵律是：只有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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