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福山：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難以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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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4_21_547632.shtml
來源：「法意讀書」微信公眾號
導讀
新冠疫情不斷加劇，成為了全球範圍的“大流行”。在法國《觀點周刊》（Le Point）對
其進行的採訪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析了各國對新冠疫情的反應，
以及疫情對民主國家未來產生的後果。在他看來，國家製度與抗擊疫情的成果之間沒有必
然聯繫，決定各國表現的是國家能力與衛生製度，這同時還涉及到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問題
。在疫情開始之前，逆全球化趨勢其實已經出現，但這並不會使各國回到五十年前的狀態
，因此逆全球化要考慮的是程度問題。福山認為，特朗普兩個月來一直試圖淡化疫情，且
無力構建應對危機所需要的團結和集體信任，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仍能在十一月取得
連任，那意味著美國社會將出現嚴重問題。本文於2020年4月9日發表於《觀點周刊》官網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活在美國最早實行居家隔離的州：加利福尼亞州
。該州的居家隔離政策已實行了兩週。他所任教的斯坦福大學也已暫閉，他要在線上講授
政治學課程。現年68歲的福山曾與里根政府關係密切，他因為發表第一部作品《歷史的終
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而名聲大噪，該
作品的雛形來自於他在柏林牆倒塌和共產主義消失後緊接著發表的一篇文章。這部作品遭
到了多種簡單化的解讀，也招致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反對。後者
曾在1993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從歷史的對抗性和文化角度對福山做出回應
。
在這次採訪中，我們將看到福山不是那種為中國的成就激動不已的人，也不是那種一味譴
責中國的人。在他的上一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他一
直堅持各國要持續進行國家建設：這就是他的信條。這次疫情也證實了這點，福山的視角
是政治性的，並且包含了對於弗里德曼新自由主義的拒絕。如果他正在構思另一個故事的
開頭，那這個故事應該與此次疫情危機所催生的新的平衡有關。
觀點報：柏林牆倒塌後，您斷定了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勝利。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些國
家對抗病毒時竟表現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認為政體的類型與應對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間有任何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國，
它本可以表現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數據方面卻仍然存在一些疑點，而且它還使病毒傳
播到了其領土外。在民主政體中，有些國家表現的很好，例如韓國、德國和北歐國家，有
些則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如果一定要找到關聯的話，大概要著眼於民
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的美國，博
索納羅（Bolsonaro）在的巴西，·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在的墨西哥，
歐爾班（Orban）在的匈牙利。這些國家的情況都很糟，因為他們的領導人一直否認這場
疫情，為保持統治者的聲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為拒絕採取必要的行動，他們使整個國家
走向了災難。同樣，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獨裁政權也將受到疫情的重創。
Q：真正削弱西方的敵人竟是一場流感，您是否對此感到驚訝？
福山：我並不覺得這令人驚訝，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個，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何時
會發生，但卻考慮過有這個可能性。我們可以將這類事件與氣候變化進行比較，儘管氣候
變化的節奏會更慢些。我們知道所有國家在解決過程中都將遇到很大的困難，但同時也知
道這是我們未來生活的一部分。
Q：國家能力難道不是應對疫情的主要準則嗎？
福山：確實，國家能力是關鍵。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對公共衛生和緊急情況作出反應的能
力，但這同樣也依賴於人民對其國家、領導人及領袖才智的信任。於是問題就變成了：為
什麼有些民主國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卻相反？真正的分界線在於，有的國家國力強大
並擁有高效的衛生政策（無論是以何種形式），而另一些國家國力較弱且沒有這種衛生政
策（例如印度次大陸或非洲），後者將會經歷一場災難。
Q：雖然中國採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質疑，但中國難道不是再次證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
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干預和準資本主義的混合體。這個國
家所關切的，即便不能說是實現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幫助。我們不要忘了中國
悠久的集權歷史，這一傳統在日、韓等一些鄰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是，這種模
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複製借鑒，例如在拉丁美洲，這種強大政府的傳統並不存在。像
中國這樣的政權更有能力應對緊急情況，但韓國等其他國家若想取得同樣好的成績，則不
必訴諸這種強製手段。因此，這次疫情並不能證明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Q：我們正處於劇烈的逆全球化趨勢中。您對其未來有何預見？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們正在考慮遏制全球
化。這次疫情將促使人們思考。不過在許多公司都打算調整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以便
優化資源時，如果仍認為整個經濟領域將把產業調回本國以實現自給自足，那無疑將是荒
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發展水平，這是不可能的。儘管逆全球化極有可能出現，
但要考慮的只是程度問題。
Q：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國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的
終結與歷史的複興》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這個體系已走向遲暮？
福山：在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為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併對我進行了攻擊，原因仍
在於我寫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但是，並不能說因為我描述了一個體系（自由
主義者將國家視為主要敵人的體系）的絕對地位，就意味著我贊同該體系的價值觀。相反
，我認為如今我們看到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彗星尾巴，它已經死了，我們將回到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乾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
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並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Q：若要顛覆您的書名，這可能是個新故事的開始嗎？
福山：這一定要謹慎。我們不會因為聽到更專制政權的蠱惑，就完全拋棄自由主義模式，
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
Q：在您的書名中，“最後一個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沒有“權力意志”、沉迷
於無聊和安逸中的虛無主義者。我們是生活在這種情況中嗎？
福山：在民粹主義政權和民粹浪潮抬頭的歐洲及美國社會尤其如此。民粹政權向人民保證
了現狀，但並不真的關心人民的主要訴求，也不為爭取地位和獲得承認而進行鬥爭。我認
為，這些民粹主義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確實經歷著“歷史的終結”，因為它們以削弱了的形
式重演著那些已經存在的想法：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但是這種重演也適用於社會民主
主義……
Q：法國正在圍繞口罩問題爭辯不休。目前我們缺少口罩，美國是什麼情況呢？
福山：真糟糕，我們似乎有著同樣的擔憂。口罩和呼吸機的短缺從一月份起就已經被預料
到了，但是人們沒有採取任何重啟相關生產的措施。這證明一個國家為了生存，首先需要
專家，需要一個無私致力於公眾利益的人，然後還需要能聽取前者意見並做出相應決定的
領導人，而我們的總統卻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說大流行與我們無關。
Q：從目前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福山：一個政治教訓。作為美國人，我堅持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
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並且自戀無知的跳梁小丑已經讓我們十分擔憂了，但是
真正考驗這類領導人的，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危機。此外，他並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必須
的團結和集體信任。如果在發生了這麼多事後，他仍能在十一月連任，那麼美國人的問題
就真的很嚴重了。如果是別人當選，那我們就可以將此作為重要的教訓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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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　新冠疫情的政治思想震盪
https://www.hk01.com/%E5%88%86%E6%9E%90%E8%A9%95%E8%AB%96/463733/
撰文：葉德豪　最後更新日期：2020-04-22 09:59
以《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聞名的美
國政治學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初接受法國《觀點報》（Le Point）訪問時直認
「新自由主義已然死去」，而這場疫情所顯示出的是人們需要「一個強大國家政府」。
雖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直主張「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扣連，不過福山早
在2007年就曾在《衛報》撰文指出他口中的「歷史終結」是終結於有着自由市場的民主體
制，而在美國標準而言過於管控自由市場的歐盟才更切合他「後歷史時代世界」的想法。
當時，在福山的眼中，「如果一個社會想切合現代，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體制之外並無其
他選項」，而類似歐盟般「超越主權和傳統權力政治」、「建立跨國法治」的全球化嘗試
，更是歷史結終的標誌。
自由民主體制不再是「終點」？
13年後的今日，專權體制下的中國抗疫成就難以否認，而不少自由民主國家卻未見同樣成
就，福山也不得不為其過去的想法作出辯護和解釋。
福山認為，中國的抗疫成就，並不代表自由民主體制的失敗；一國抗疫成功與否的要素在
於國家有沒有「強而有力的政府」與「有效的醫療政策」，而這跟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並
無關係。他就舉出德國、韓國等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抗疫有成例子為證。
不過，當福山能夠這樣解釋中國體制的抗疫成就，其實也就是顯示出他不能普遍化其「自
由民主體制為歷史終結」的論述——至少在抗疫所顯示出來的管治成果方面來看，自由民
主體制在這個維度之下已不再是「現代社會」的「唯一選項」。
雖然福山依然認為此刻西方民粹主義崛起，重新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幟，只是「弱化了的既
有理念」的重現而已，因此更加證明「我們」活在自由民主制度這個「歷史終結」之中。
可是，這裏的「我們」似乎已難以將中國包括於其中。
「大政府」的回歸
同時，福山將抗疫之成歸功於「強大國家政府」的角色，也顯示出新自由主義這一套「以
國家政府為主要敵人」的意識形態「已經死亡」，正如新冠疫情之前美國社會逐漸接納「
官辦全民醫療保險」等「大政府」政策主張的既有趨向一般。
可以說，新冠疫情讓人民重新發現了「政府的關鍵角色」，正式為新自由主義既有的衰敗
劃上句號。這在美國共和黨政府疫情之中向人民發放福利、救助企業，並要求航空企業以
認股證方式取得政府就業補貼之中就明顯可見。
福山本人更預言，未來的世界將回到1950至1960年代的自由主義：各國除了有自由市場與
私有產權之外，還有着有效的政府機制，去舒減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
「去全球化」隨之而來
在新自由主義衰敗之下，全球化當然也不能幸免。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3
月時就曾明言：「這場傳染病大流行顯示出，一些商品和服務必須置於市場規則之外。將
我們的食物、自保與維持既有生活方式的能力交託他人，是愚蠢的行為。」
在自由市場的法則之下，一時之間的成本考量就是一切，因此不少醫療用品的生產都集中
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例如法國於2009年曾有過16億個口罩的戰略儲備，後來卻因成
本考量而由之逐步將之降至2019年底的1.4億個——新冠疫情來襲卻顯示出自由市場下的
全球化趨勢必須有所限制。
如果同一套「自給自足」的邏輯在醫療產品上適用，我們似乎難以阻止它逐步蔓延其他關
鍵產業。曾經否定德法兩國組成跨國高鐵巨企的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就表明將推動立法阻止外國支持的企業收購歐洲公司。德國的抗疫救市撥款也
預留了1,000億歐元用作阻止外國趁德國企業股價下挫而作出敵意收購。
福山認為，在疫情之前，「去全球化」的風氣已在——例如特朗普的保護主義關稅政策—
—疫情只讓這種反思來得更急而已。不過，他認為去全球化不會讓國際貿易回到數十年前
的景況，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歷史本身就沒有終結
這一句「程度的問題」正正顯示出政治、經濟思想的本質。無論是自由民主體制，還是專
權體制，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主張「大政府」的國家主義，無論是全球化，還是反全
球化，其實這些概念都活在柏拉圖的天堂之中，不能在現實世界找到。我們能夠在現實世
界找到的，是某一個特定的國家，當中的某些制度比較有自由民主的成分，另一些卻比較
有專權的成分——這就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因此，說人類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體制，
本身就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命題，犯上了類別錯誤。
當然，熟悉黑格爾的福山喜歡將歷史的發展配上一道理性的軌跡。如果人類社會的歷史是
理性的，如果理性的作為是有目的的，那麼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有目的的。對於福山而言
，這個目的也許就是在塵世不能得見的、完美的自由民主體制，作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
永恆存在的「最終目標」。
不過，正如福山2007年在《衛報》文章所述，他對於為何自由民主體制是歷史終結的解釋
，是在於「沒有其他選項能夠得到更好的結果」。這一種說法，似乎已被各國應對新冠疫
情的不同結果所擊倒。因此，福山也就難以再有力地聲稱自由民主體制是歷史的終結。
其實，即使只談各個所謂的「自由民主」社會，它們其實一直在追尋着兩個不可或缺卻互
相衝突的目標，一是「自由」，二是「平等」。過多的自由帶來了不平等，過多的平等又
帶來了不自由。這永遠一種沒有終點的擺盪與發展。在1992年《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
發表後近30年的今天，福山竟親眼目睹了這個愈發明顯的鐘擺活動，也許就不得不重新修
正其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