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的奴隸制
觀察者 https://www.guancha.cn/YuanYe/2020_06_15_554144_s.shtml
袁野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6月11日，眼看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之火燒到了家門口，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
森口不擇言，來了一句“澳大利亞沒有奴隸制”（There was no slavery in Australia
）。
為免斷章取義，讓我們看看他的原話是怎麼說的：
主持人：總理，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無數的雕像因為與奴隸制有關而被推倒。這已經超出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範疇。在倫敦，市長稱每座紀念碑都將接受檢查，其中一座受
質疑的雕像是詹姆斯‧庫克船長。你對移除這些雕像有什麼看法？
莫里森：談到詹姆斯‧庫克船長，在他那個時代，他是在這些問題上最開明的人之一。我
的意思是，澳大利亞作為殖民地被建立的時候，例如新南威爾士，是建立在沒有奴隸制的
基礎上的。當運奴船繼續環遊世界的時候，當澳大利亞建立的時候……那時的澳洲是一個
相當殘酷的地方，但澳大利亞沒有奴隸制。
好吧，看莫里森改口道歉的速度，就知道他踩了多大一個雷。
一、“黑鳥”和“糖奴”
1865年，美國內戰激戰正酣，南方邦聯的船隻“謝南多厄”號停靠在了澳大利亞墨爾本附
近的菲利普灣港，42名澳大利亞人秘密上船，漂洋過海去為美國的蓄奴州而戰。
整個澳大利亞都為美國內戰興奮不已。澳洲歷史學家凱‧桑德斯指出，美國北方對南方的
封鎖使棉花和糖的出口受阻，這意味著澳洲可以趁機補缺，“昆士蘭被視為第二個路易斯
安那”。雄心勃勃的當地農場主試圖抓住時機，吸引英國的紡織工人移民前來，建立自己
的棉花工業。但他們很快發現，澳大利亞北部農村種植園的條件根本吸引不來英格蘭人。
“1863年，”《澳大利亞的邦聯人》一書的作者、澳大利亞記者特裡‧史密斯寫道，“航
運巨頭兼企業家羅伯特‧唐斯在昆士蘭州的洛根河上建立了一個棉花種植園。他確信，如
果支付白人的工資，種植園就永遠不會盈利，於是他派了一艘縱帆船到南太平洋去招募島
民。船隻載回了67名美拉尼西亞人，他們被派去採摘棉花。他們最初被稱為‘卡納卡（
Kanakas）’，夏威夷語的‘自由人’，但被白人用作貶義詞，類似於‘黑鬼’。”
“雖然島民勞工得到了工資、食物和住房，並得到了如果願意就可以回家的承諾，但隨著
所謂的‘契約勞動’在澳大利亞東部蔓延，這種做法很快墮落為一種叫做‘黑鳥（
blackbirding）’的奴役形式。”史密斯接著寫道。
也就是說，在大英帝國正式廢除奴隸制整整30年之後、在亞伯拉罕‧林肯簽署《解放奴隸
宣言》的同時，奴隸制在澳大利亞正式誕生了。“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了任何道德上
的猶豫。”史密斯寫道。
在接下來的41年裡，來自80多個太平洋島嶼（包括現在的瓦努阿圖、新喀裡多尼亞和所羅
門群島）的62000多名南太平洋島民被帶到澳大利亞，大部分被投入了甘蔗種植園，淪為
“糖奴”（Sugar slaves）。有些人是自願來的，但多數人不是——“黑鳥人”（即奴隸
販子）用不同程度的欺騙和直接的脅迫來“說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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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前往澳大利亞的“卡納卡”
“勞工貿易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是島民是如何被‘招募’的。官方文件與南太島民代代
相傳的口述歷史記載相衝突。他們是被強迫、脅迫、欺騙或勸說離開家園坐船去昆士蘭的
嗎？答案是肯定的——所有這些方法都被使用了。”“昆士蘭歷史地圖集”網站寫道。“
歐洲人利用他們對太平洋島民社會的瞭解進行貿易，強迫男女和兒童離開他們的家園。老
一輩的人會回憶起在昆士蘭航運碼頭，祖先像牛一樣被販賣的故事。”
島民在澳大利亞所面臨的條件極其惡劣。他們被作為“動產”買賣，行動自由受到限制，
並受到“殘酷的待遇和虐待、性行為控制，以及強迫勞動。”
西澳大利亞州金伯利的一個畜牧站勞工吉米‧伯德回憶說：“白人會拔出槍殺死任何反抗
他們的土著人，殺完人也不會有絲毫不安。他們一點都不怕！”
昆士蘭州的一名土著婦女魯比‧德‧薩奇則說：“你正坐著干自己的事，一個畜牧站經理
會走過來對你說，‘我想要幾個黑傢伙’……就像來挑一隻貓或狗一樣。”
史密斯則描述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案例：“一個名叫約翰‧唐克雷德的人被指控偷走了一個
名叫Towhey的島民男孩，這是亞瑟‧戈塞特的財產。申訴人發誓說，他可以證明自己是這
個男孩的主人，他在法庭上展示了孩子腿上和身體側面打有的烙印。法官罰唐克雷德10英
鎊的盜竊罪，戈塞特拖著他的年輕奴隸走了。”
“有關此案的新聞報導衷心支持這一判決，並提出了有益的建議：‘對於議會來說，在波
利尼西亞勞工法案中加入‘品牌’條款可能還不算太晚。’”
1880年，昆士蘭頒布了《太平洋勞工法》，用法律規範了太平洋島民勞工貿易，“以確保
島民進行有償勞動”。但法案對改善島民們的境遇沒有一丁點幫助。島民們被要求籤訂三
年的工作合同。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的工資每年也只有6英鎊（白人勞工為30英鎊），
更多時候則只能得到衣服和食物，而沒有錢。法案還規定，島民們只能在製糖業工作，而
且必須在距離海岸線30英里的範圍內工作。
1891年，英國反奴隸制雜誌《英國反奴隸制記者》刊登了一份“現代澳大利亞奴隸地圖”
，文中引用了英國記者亞瑟‧沃根對昆士蘭州的報導：“被販運的土著勞工，包括兒童和
成年人，已淪為奴隸。”
澳洲種植園主對待奴隸，甚至比美國南方的奴隸主還要殘酷。“在這種條件下進行三年的
強制勞動，對歐洲人來說是致命的。”墨爾本拉籌伯大學副教授特蕾西‧巴尼瓦努阿‧馬
爾表示，“食宿條件極差，醫療基本缺失。”
這些“契約勞工”被排除在基本的社會服務之外，直到19世紀80年代，昆士蘭州才為他們
建起了醫院，另一些醫院則設立了單獨的“卡納卡”病房。在1868年到1889年間，島民們
的死亡率達到了驚人的19％，被帶到澳大利亞的6.2萬人中，超過1.5萬人死亡，絕大多數
被埋在他們倒下的地方的無名墳墓裡。
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命運，甚至比這些島民更淒慘。“一些警察對黑人和黑人婦女（白人
如是稱呼澳洲土著）所做的事情，與讓歐洲驚恐不已的保加利亞暴行不相上下。”1880年
10月2日，《昆士蘭報》上的一封讀者來信如是寫道。10月21日，議員約翰‧道格拉斯（
後來成為昆士蘭州總理）在議會上發言，表示：“把土著人俘虜，而不是開槍打死他們，
是很有可能的……但毫無疑問，打死他們是擺脫他們最簡單的方法。因此，自由黨的立場
是：昆士蘭人應該停止殺害土著人。相反，他們應該奴役這些人，這樣他們就不必再去奴
役契約勞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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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拍攝於1890年昆士蘭的一處糖料種植園（昆士蘭州立圖書館）
二、奴隸在澳大利亞一直存在到20世紀50年代
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建立，新政府通過的第一批法律就包括《太平洋島民勞工法案》，內
容是自1904年起禁止任何島民入境，並在1906年之前將所有在澳島民驅逐出境。這些“契
約勞工”成了“白澳政策”的第一批犧牲品。
澳大利亞首任總理埃德蒙‧巴頓是“白人種族純潔性”的忠實守護者，島民驅逐令的積極
推動者，他毫不掩飾地引用了美國南方的“教訓”：“黑人現在不能被驅逐出境，是因為
他們人數眾多，而且他們的種族已經在美國的土地上紮根。”巴頓說，“我們不建議澳大
利亞出現這兩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
“在他們來之前，這個國家並不需要這些外來的黑鬼；當他們離開時，我們也不會感到有
什麼損失。”《西澳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道，“我們把他們流放到比他們離開時條件更
好的故土，這並不是對他們不公正。”
成千上萬的倖存勞工又一次被趕上船，帶回太平洋上。其中一些人已經在澳大利亞生活了
幾十年，和家鄉斷了聯繫，根本沒有“故土”可去；一些島民不記得自己的家鄉在哪裡，
“黑鳥人”的記錄也模糊不清。對很多人來說，被遣返回“故土”意味著死路一條。
島民們成立了太平洋島民協會進行遊說，最終成功說服國會修改了法案，1654名島民獲准
留在澳大利亞。但他們也算不上“幸運兒”：直到20世紀40年代，島民們的處境與1880年
代相比仍舊沒什麼變化。
“在許多方面，20世紀第一個25年工作場所立法中的種族歧視，比19世紀的身體虐待和歧
視更具破壞性。”“昆士蘭歷史地圖集”寫道。澳大利亞的“廢奴”僅僅停留在了法律層
面，在實踐中，契約勞工們（現在主要由土著居民充任）的境遇仍然與奴隸別無二致。
1927年，澳大利亞北領地（簡稱北澳）原住民保護官赫伯特‧巴斯多指出土著們正“被奴
役，簡直就是奴隸”；30年代初，他的繼任者塞西爾‧庫克認為，澳大利亞違反了《國際
聯盟禁奴公約》規定的義務。1930年，澳大利亞內政部長阿瑟‧布萊克雷寫道，北領地“
似乎存在某種形式的奴隸制，對土著的勞動沒有任何報酬”。1932年，北澳大利亞工會將
土著工人描述為“奴隸”，工會成員歐文‧羅說：“如果大英帝國沒有奴隸制，那麼北澳
就不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因為奴隸制確實以最糟糕的形式存在於這裡。”
1944至1946年，人類學家貝恩特夫婦對北澳地區畜牧業的土著勞工進行了調查。調查報告
被扣下，直到1987年才得以出版。其中寫道：“（土著人）既不擁有他們居住的小屋，也
不擁有建造小屋的土地，他們沒有租住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隨財產一起被出售或轉讓。
”
直到1958年，著名土著藝術家艾爾伯特‧納馬吉拉的律師仍然在辯護中表示，澳洲《1953
年福利條例》是違憲的，因為頒布的立法是“對北領地部分人口實行奴役的法律”。
“這篇文章將論證，許多土著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至少直到50年代，如果不是更晚，
滿足同時期的澳大利亞法律和國際法對‘奴隸制’的定義。”莫納什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
史蒂芬‧格雷在《客廳裡的大象：奴隸制與“被偷走的工資”的爭論》一文中寫道。
“的確，澳大利亞不像美國南方那樣是一個‘蓄奴之國’；土著人也不是全部一直生活在
‘奴隸制’的狀況下。”格雷寫道，“儘管如此，僱主對‘他們的’土著工人行使了高度
的控制，在某些情況下，將他們作為動產買賣……他們的選擇自由和行動自由受到限制，
而不論是否未經同意。土著人民受到恐嚇和武力威脅。存在暴力、殘酷對待和虐待、性行
為控制和強迫勞動等情況。”
“許多牧民的行為得到了法律的授權，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違法而不會受到追究，這一事
實意味著僱主能夠對他們的員工實施一種‘合法脅迫’，這與奴隸制的法律解釋相一致。
”
三、一些人一直在試圖“洗白”歷史
很多人，包括著名的歷史學家，一直否認土著勞工，特別是北領地牲畜站的土著勞工，是
“不自由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阿內‧麥格拉斯就認為，土著人“從未真
正被殖民”。她強調，“土著居民也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畜牧站”。另一些學者則指出，
土著工人留在他們傳統的土地之上或附近，而不是從遙遠地區招募，這一事實使得奴隸制
“幾乎不可能實現”。
但即使是這些學者，也無法否認僱主和土著勞工的權力關係中所固有的高度控制。“無論
歷史學家如何詭辯，‘我們曾經為奴’的觀念都深深根植於澳大利亞原住民和美拉尼西亞
人的意識之中。原住民的‘殖民化勞動力’地位，正被他們當前的低收入、高失業率和就
業不足狀況所證明。”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安‧科托伊斯和克萊夫‧摩爾寫道。
可學者的研究是一回事，澳大利亞社會的認識又是另一回事。種族主義思想在這片大陸根
深蒂固，“白澳政策”直到1973年才廢除就是證據之一。至於歷史觀方面的問題，更是數
不勝數。2014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就在歡迎時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的
演講中說，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澳大利亞“只有一片灌木”。他的這番言論，和莫里森如
今的“澳大利亞沒有奴隸制”一樣，都算是言為心聲，將“白澳”們真實的隱秘想法表露
無疑。
所以，“歷史戰爭”果不其然地也在澳大利亞爆發了。和美國南部一樣，澳大利亞，尤其
是昆士蘭州遍佈奴隸販子的雕像，該州兩個主要城市——麥基和湯斯維爾，更是用“黑鳥
人”的名字命名的，他們分別是兩座城市的創立者。這並不奇怪：澳大利亞北部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靠這種“契約勞動”建立起來的。不僅如此，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國家公園以及
悉尼的一條街道，都是用這些奴隸販子的名字命名的。
澳大利亞的保守派們也和美國右翼一樣，堅定地“捍衛”他們的“英雄”。《澳大利亞人
報》就大聲疾呼“澳大利亞的歷史不能與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相提並論”，並抨擊了澳大
利亞原住民記者斯坦‧格蘭特修改悉尼庫克雕像題詞的呼籲。
“格蘭特企圖將美國內戰的遺產拖入澳大利亞歷史，這無論如何都不合適，”《澳大利亞
人報》寫道，“他試圖發起一場政治運動，挑戰澳大利亞歷史上的一些公認的偉人的雕像
，特別是庫克和拉克倫‧麥覺理（英國派駐澳大利亞的最後一任全權新南威爾士總督），
這是純粹的新聞機會主義。”
昆士蘭大學歷史與哲學探究學院的克萊夫‧摩爾也表示，重要的是要記住人們行為的歷史
背景和所處的時代，而不是用現代標準來評判歷史人物。“這些人不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違
法的，”他說。“他們是企業家，他們試圖扭轉局面。今天，我們會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
可恥的，但在他們那個時代，人們不會這樣看。”
莫里森的言論證明，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澳大利亞人不這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