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美國的”政治正確”？
來源：《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3期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1966
作者：佟德志，天津師範大學教授 ；樊浩，天津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編者按：近日， 美國非裔男子遭暴力執法致死事件引發的抗議活動持續蔓延，多地和平
示威逐漸演變成暴力騷亂。這次事件，是美國長期以來種族矛盾長久積攢的一次集中暴發
。黑人的權利問題是美國歷史的遺留問題，黑人平權運動中，“政治正確”將批判性指向
種族主義觀念，反種族主義成為“政治正確”的內涵之一。“政治正確”在起起落落的聚
訟紛爭中逐漸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如何看待美國的”政治正確“，是當下研判美
國情勢和國際關係的關鍵性問題。
在當代美國話語體系當中，“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指在語言、行為和社會政策層面保護或是避免冒犯少數群體而形成的一種評價標準。經
過近一個世紀的演變與發展，“政治正確”在起起落落的聚訟紛爭中逐漸成為美國政治文
化的一部分。當代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受挫，新民粹主義、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尤其是川
普當選後的種種政策使得“政治正確”更成為最具爭議的文化觀念之一，進入美國公共爭
論的核心。
“政治正確”是一個非常含混、語義多變的詞彙。本研究以雷蒙‧威廉斯的“歷史語義學
”為基本方法，以“政治正確”的源起、發展與演變為線索，從語義流變的角度探討美國
“政治正確”的三重向度。
“政治正確”的詞源及語義指向
從詞源的角度來看，“政治正確”的詞語構造是現代現象。根據美國學者的考證，首次出
現形容詞性質的“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是在1793年的切斯霍姆訴喬治亞
州(Chisholm v. Georgia)的司法判決中。美國最高法院收錄了判決書，原文表達是：“
這種不準確(Inaccurate)的情感和表達普遍存在於我們的共同語言中，甚至在我們表達歡
樂的語言中也是如此。祝酒詞用‘美國’取代‘美國人民’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Not
Politically Correct)。”然而，威爾遜法官是在字面意義上使用該詞，是上文政治不準
確(Inaccurate)的反義替換，是指人民而非國家才擁有美國的真正權威，因此“向各州敬
酒”違反了“準確的”政治觀念理論和現實。此案涉及當時聯邦管轄權界限的爭議，判決
過度維護聯邦權威，遭到州權主義者的反對。此後，美國通過第11條憲法修正案，推翻了
此案的判決，圍繞此案產生的爭論以及“政治正確”概念也被淡忘。需要指出的是，此時
“政治正確”的含義並不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語義指向。
“政治正確”形成意識形態的語義指向與20世紀的左翼思潮有密切關聯，文化左翼與政治
左翼共同賦予了“政治正確”全新的語義內涵。文化左翼主要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和文化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代表。文化左翼為“政治正確”增添
了批判性指向。1923年，喬治‧盧卡奇(Georg Lukacs)聯合一部分德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
子，以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學院”為參照，在德國的法蘭克福大學成立社會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被譽為“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法蘭
克福學派融合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分析方法，建構了批判理論。在批判
理論看來，傳播共產主義的最大障礙來自當時的西方文化，因此，批判理論對西方文化中
“基督教、資本主義、權威、家庭、父權制、等級制度、道德、傳統、性約束、忠誠、愛
國主義、民族主義、遺傳、民族中心主義、習俗和保守主義”等元素進行批評，目的是摧
毀、取代傳統信仰和現有的社會結構，使西方文化“政治正確”，最終在文化馬克思主義
的基礎上進行社會革命和重建。
文化左翼對美國政治正確的文化維度影響重大。馬爾庫塞的觀點是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
時期“反文化”的重要來源。這場運動“目標很明確，因為抗議是針對整個文化體系的，
包括現存社會的道德……所以人們可以正確地談論一場文化革命”。貝蒂‧弗裡丹
(Betty Friedan)成為當代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儘管她不屬於法蘭克福學派，但卻
深受該學派的影響。這些學者提出的觀點進一步豐富了“政治正確”的批判指向。1933年
，納粹勢力掌控德國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部分成員前往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幫助下
，重建了該學派，在美國境內廣泛傳播文化左翼思想。因此，文化左翼的批判性直接影響
了民權運動時期的“政治正確”觀念，反文化和女權問題成為美國“政治正確”討論的主
要議題。
大致在同一時期，政治左翼為“政治正確”增添了一致性指向，“政治正確”概念的另一
個內涵是與政治主流在行動和思想上保持一致。當時的美國也是在類似意義上使用“政治
正確”這一概念。是否在思想上及行為上與官方保持一致，是衡量“政治正確”與否的標
竿。例如1934年,《紐約時報》報導稱，納粹德國只向“政治正確”的純粹雅利安人發放
報導許可。1953年，切斯勞‧ 米洛斯(Czeslaw Milosz)在他的著作《俘虜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中使用了波蘭語poprawny politycznie(政治正確)，簡‧ 齊隆科(Jane
Zielonko)將這一概念翻譯為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確)。
政治左翼話語中的“政治正確”在美國當時的話語中成為被諷刺的對象。20世紀20年代，
美國國內開始出現意識形態性質的“政治正確”用法。1921年，美國工人黨(Workers
Party of America)通過的黨章序言中說道：“對手社會黨因沒有記錄唯一正確和純正原
則的陳述而受到批評。”美國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認為：“儘管它自
豪地宣稱自己具有革命性的純正性和正確性，但它卻垂死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政
治正確”用法轉變為左翼內部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嘲諷。
我們看到，“政治正確”在美國屬於舶來品，文化左翼和政治左翼對這一概念的早期語義
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文化批判性和政治一致性兩個重要指向。儘管“政治正確”的詞
源在美國形成的也比較早，但後來延續的“政治正確”主要來源於20世紀的文化和政治左
翼思潮，他們挖掘、使用了這個詞語，基於意識形態建構了“政治正確”的批判性、一致
性指向，同時也使這一概念帶有諷刺性意味。“政治正確”形成的批判、一致與諷刺的語
義指向，在後續的語義流變中分別被社會抗爭群體、左翼和右翼勢力沿用，為“政治正確
”建構三重向度奠定了基礎。
民權運動時期的“政治正確”
20世紀中期，左翼激進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同時，在美國得以重建的法蘭克福學派繼
續以文化馬克思主義為旗幟，展開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民權運動時期的“政治正確”延續
了早期的批判性語義指向，在社會運動中將反文化與批判現實社會相結合。在1950年代至
197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期間，“政治正確”經歷了深刻的社會化、本土化。就議題來看
，“政治正確”與美國社會運動的議題相結合，包括黑人平權運動、女權運動和同性平權
運動。迪內什‧杜薩(Dinesh D'souza)認為：“後來的‘政治正確’用於20世紀60年代末
、70年代初的各種意識形態，包括黑人意識和黑人權力、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以及微
弱意義的和平主義、環保主義等。”
黑人平權運動中，“政治正確”將批判性指向種族主義觀念，反種族主義成為“政治正確
”的內涵之一。黑人的權利問題是美國歷史的遺留問題，18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
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決，確立了對黑人採行種族隔離制度。種
族隔離在美國歷史上引發巨大的爭議，1954 年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布朗訴教育委員會”
(Brown v. the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決公立學校應該實行種族混合，開啟了20
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序幕。在黑人運動當中，“白人權
利至上”的觀念、對黑人的歧視稱呼以及種族隔離的社會政策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這
在事實上構成了“政治正確”的觀念、語言和政策三重向度。
女權運動是與“政治正確”聯繫最為緊密的領域。喬佛裡‧胡格斯(Geoffrey Hughes)認
為，在很多方面，以政治議程為標誌的女權主義可以被視為“政治正確”的第一波浪潮。
女權運動中，“政治正確”首先將批判性指向男權主義和父權制社會結構，反對歧視女性
。1970年，托尼‧ 凱德(Toni Cade)在其著作《黑人女性選集》中指出：“種族主義和沙
文主義是反人民的，男人不可能是‘政治正確’的，沙文主義者同樣也不可能。”1969年
，在利文斯頓學院(Livingston College)舉辦的黑人女性研討會上，凱德將主題界定為“
正確的問題”，其核心議題就是“黑人婦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另外，女權主義者也將“
政治正確”的用法擴展至所謂的“性別戰爭”(Sex War)領域，將性別壓迫、性別法西斯
主義視為“政治不正確”。1975年12月，美國國家婦女協會(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主席卡倫‧德科羅(Karen DeCrow)發表的反對歧視女性的演講中指出：“全國
婦女組織正在朝著‘智識正確’和‘政治正確’的方向發展。”女權主義批判政治社會結
構對女性的歧視與壓迫，將政治正確瞄準了男權主義觀念、對女性的歧視語言和父權制社
會結構對女性的壓迫。
性別問題不僅僅包括女性平權的要求，同時還有性別問題帶來的“政治正確”，將議題引
向了同性平權，而且擴展至性別取向領域，將批判指向“異性戀”(Heterosexuality)的
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將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與壓迫視為“政治不正確”，主張同性自由
、同性解放和同性婚姻。1951年，美國成立了第一個全國同性戀權利組織(National Gay
Rights Organization)。1969年，同性戀群體與紐約警察爆發衝突。一年之後，除紐約外
，美國其他大城市相繼爆發遊行，性別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在民權運動當中，“政治正確”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政治正確”與民權運動相結合的成
果是推動了1964年美國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5年選舉權利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1961年甘迺迪政府的10925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925)
以及1965 年約翰遜政府的11264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1264)的產生。這4部官方
文件從立法和行政層面上保障了黑人、女性等少數群體的利益。尤其是1965年的11264號
行政命令在原有基礎之上，提出“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政策，明確規定在
就業中，求職者不應因膚色、性別而遭受歧視，在社會政策層面對少數群體提供了機會平
等的保障。
總體而言，民權運動時期，黑人、女性及同性戀群體延續了“政治正確”的批判性語義指
向。伴隨著身份政治觀念的興起，將批判指向基於“白人男性”群體建立的排外性身份觀
念、歧視性語言以及不平等社會政策，主張平等的身份政治觀念、非歧視性的語言和社會
政策。在觀念上，政治正確直接將矛頭指向既定的“白人男性群體”或“父權制”的社會
結構，突出了文化領域的批判性，顛覆了白人群體比有色人種優越、男人比女人優越、異
性戀者比同性戀者優越等觀念，推動了美國的文明進步。“政治正確”旨在消除因種族、
性別以及性別取向等因素導致的對公民身份的歧視或排斥，並樹立了追求平等、權利的公
民身份，逐漸為美國社會接受。在語言方面，政治正確禁止在語言上歧視黑人、女性和同
性戀，出現了早期的一批禁忌詞，比如黑人(Negro)的詞彙成為禁忌，逐漸被非洲裔美國
人(African Americans)所替代。在政策上，在性別、種族等領域通過了一批法律和政策
，比如，廢除種族隔離、實行“肯定性行動”。我們看到，這一時期，“政治正確”初步
建構了觀念、語言和政策層面的三重向度。
多元與保守之間的“政治正確”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隨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政治正確”開始在美國大學校
園中蔚然成風。早在民權運動時期，“政治正確”就已經出現在美國高校中。民權運動期
間，美國大學生是主力軍，他們以“政治正確”批判不平等的社會觀念和結構。這一傳統
被繼續發揚，推動了“政治正確”的深入。多元文化主義是民權運動中身份政治觀念的延
續，可以看作是更廣泛的“政治正確”運動的一個特定方面，“政治正確”本身就是美國
動態的、集體的和重複的身份建構的產物。
1980年代後期，關於“政治正確”的討論，涉及如何處理教學和研究中的種族、宗教、性
別、性別取向等敏感議題，圍繞著高校課程設置、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展開。“從最近開
始對大學課程進行討論以來，西方文明固有的，對少數族群、婦女和同性戀者的不公平觀
點一直是校園內思考‘政治正確’的核心。”在此期間，許多高校將少數群體的專題研究
納入課程體系，例如黑人研究、婦女研究、拉丁裔研究、美國原住民研究、LGBT群體研究
等。同時，“政治正確”也成為科學研究中一條不可踰越的“學術原則”(Academic
Principles)，違背學術原則的科學研究不僅不會得到認可，還會在嚴格的道德和倫理審
查中被否決。
“1990年左右，‘政治正確’開始活躍，1991年至1995年間這個詞語的使用率達到頂峰。
”1991年，《紐約時報》記者理查德‧伯恩施坦(Richard Bernstein)的報導使“政治正
確”討論從校園走向社會，伯恩施坦報導了得克薩斯大學寫作課程的要求，學生寫作中如
果涉及少數群體，則必須以“肯定性行動”和民權的案例或文章為文獻來源，然而，該校
教師阿蘭‧格里本(Alan Gribben)表達了對這種“政治正確”的強烈反對：“你們不能要
求我在課堂上必須根據學生在‘政治正確’方面的思考來給分。”伯恩施坦的報導發表後
不久，學校停止了此項要求，但這項舉措引起了社會對高校“政治正確”的廣泛關注，以
伯恩施坦的新聞報導為標誌性事件，美國高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中的“政治正確”開始被
廣泛報導和爭論。
1991年之後，新聞報導、書籍和電視節目開始集中關注“政治正確”，圍繞著多元文化主
義對“政治正確”進行廣泛探討，同時開始反思“政治正確”的負面效應。一系列著作的
出版使“政治正確”進一步在社會中流行開來。美國的一部分電視節目也進一步推廣了這
一概念。例如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比爾‧希克斯(Bill Hicks)以及比爾‧馬赫
(Bill Maher)等喜劇演員在脫口秀中，多次涉及“政治正確”議題。1993年，比爾‧馬赫
“在電視台主持一個名為‘政治不正確’的脫口秀節目，從自由主義者的角度，對他所認
為的‘政治正確’進行批評”。
保守派以諷刺和貶義的口吻使用“政治正確”，反對美國高校中的激進教學方式以及自由
派媒體的刻意宣傳，批評“政治正確”侵害個性與價值中立，認為“政治正確”摧毀了美
國政治文化傳統。保守主義者認為自己正在“從‘政治正確的多元文化主義者’那裡拯救
西方文明的智識成就，而這些人正試圖用劣等的文化形式取代穩固的規範”。在保守主義
的猛烈攻擊之下，“政治正確”在社會中越來越具有負面形象，最典型的例證是1991年5
月美國總統布希在密歇根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說：“‘政治正確’概念在全國引發爭議，
儘管它源於值得稱讚的願望：清除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仇恨言論，但它用新的偏見取代
了舊的偏見，它宣佈某些話題被禁止，某些表達被禁止，甚至某些手勢也被禁止。”此外
，1998年出版的《非自由教育：校園裡的種族和性別政治》一書詳細介紹了美國諸多高校
受到“政治正確”的衝擊，全面引發社會公眾質疑“政治正確”的動機和社會影響。從在
美國最初的表現開始，“政治正確”就是自由與約束的結合，“政治”方面涉及開拓新的
文化視野，“正確”導致接受新議題的一致性、限制言論自由的新形式以及普遍迴避某些
有爭議的話題。最終，“政治正確”成了一場文化戰爭(Culture War)，“政治正確”的
話語策略成了多元文化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衝突中心。
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勢力頻繁使用“政治正確”這一概念，刻意建構了
這一概念的負面效應。霍蘭德‧保爾(Hollander Paul)認為：“‘政治正確’是極端右翼
勢力發明的一個概念，旨在捍衛自己的種族主義權利、以侮辱的方式對待婦女以及加害同
性戀者的權利，將那些持嚴格態度對待生活的人貼上‘政治正確’的標籤，目的是以此攻
擊他們。”因此，“政治正確”是想像中的暴政(Imagined Tyranny)，“政治正確是政治
光譜中的右翼勢力所發明的一種嵌合體或虛構的怪物，用於抹黑那些希望改變現狀的人”
。右翼勢力刻畫、宣傳“政治正確”的負面效應，旨在壓制不同意見，將左翼邊緣化、使
異議人士保持沉默。“‘政治正確’的言論絕大多數來自右翼保守派，目的是使那些持異
議的政治觀點保持沉默。”
在“政治正確”爭論從高校走向社會的過程中，“政治正確”概念的使用領域、適用範圍
也進一步擴展，從種族、性別、教育領域逐步擴展至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為一個概念，
它在當代論爭之前就已存在，是一個複雜的、不連續的和千變萬化的現象，即使在過去的
20年中，它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在這段時間裡，它已從最初的關注教育和課程擴展到許
多議題：改革以及和種族、文化、性別、殘疾、環境和動物權利有關的問題。”
環境保護和動物權利保護是“政治正確”拓展的新領域。在環境保護領域，“政治正確”
保持了批判性的內涵，批判污染、破壞環境的觀念。20世紀的生態主義思潮和綠色和平運
動使環境問題納入政治話語中，例如，吉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的《綠色革命》一
書就集中體現了1970年代的環境保護觀念。在語言上，環境保護領域的一些關鍵詞，例如
污染(Pollution)、臭氧層(Ozone)、全球變暖(Global warming)、環境友好的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等通過新聞報導逐漸獲得關注。1970年代，德國的“綠色未
來運動”遊說組織第一次在環境保護的意義上使用了綠色(Green)一詞，承載了當代“政
治正確”的環境保護觀念。而具有政治不正確色彩的“非綠色”(Ungreen)一詞則出現在
1980年代晚期的新聞報導中。
“政治正確”甚至延伸至動物權利領域。人類中心主義觀點認為動物因不具有理性能力，
被視為從屬於人類的非道德主體。在觀念上，“政治正確”將批判指向人類中心主義色彩
的“物種偏見”(“人類對其他物種的普遍歧視”)，保護動物權利的觀念不斷增強。例如
，1975年，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以及理查德‧萊德(Richard
Ryder)的《科學的受害者：在研究中使用動物》兩本著作的誕生，就將批判的矛頭指向“
物種偏見”，基於保護動物權利的觀念，批評用各種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動物，將保護動物
權利納入政治話語體系。在語言向度上，“動物伴侶”(Animal Companion)一詞產生和廣
泛使用，修正了“寵物”(Pet)一詞。在政策向度上，自1966年美國頒布《動物福利法》
以來，保護動物的法案與政策層出不窮，從保護動物權利發展為保護動物福利。
除了環境保護和動物權利領域，“政治正確”在觀念、語言向度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運用
，拓展到年齡、身材、疾病、貧富、職業等領域。在觀念上禁止歧視這些少數群體，在語
言上禁止使用歧視性的詞彙，並對已有的可能帶有歧視色彩的詞彙做了修正，比如，將
Old People、the Elderly(老人)改為Senior Citizen(資深市民)，將Fat(胖)改為
Heavyset(豐滿)，將Poor(窮人)改為Financially Impaired(財政障礙者)，將Bootblack(
擦皮鞋的)改為Foot Wear Maintenance Engineer(鞋靴保養師)等。
可以發現，作為美國文化中最具爭議的一種觀念，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爭論的焦點之一，“
政治正確”是衡量美國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維度。因此，近年來“政治正確”的爭論激化
，本質上反映了美國意識形態的極化。自由主義霸權地位的衰落，多元文化主義的式微，
新民粹主義的興起，保守主義的強勢復興，同時，兩黨制和選舉政治對社會產生的分化效
應，推動了美國的意識形態極化。左翼激進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的同時抬頭，特別是以川
普為代表的右翼保守勢力提出的種族主義、歧視女性、反移民、逆全球化等一系列言論與
政策，進一步激化了“ 政治正確”的爭論。
多元與保守，構成了“政治正確”爭論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續到當代美國。左翼陣營沿用
了一致性指向，試圖將“政治正確”確立為教育、學術研究乃至社會生活的一條基本準則
。右翼勢力卻沿用了傳統語境下的諷刺指向，諷刺多元文化主義和左翼激進主義。在多元
與保守的話語爭論中，“政治正確”的三重向度也不斷發展。在觀念向度上，反對任何強
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以及人類中心主義，包括年齡歧視、身材歧視、職業歧視、物種
歧視等。在語言向度上，冒犯和歧視弱勢群體的詞彙都被視為不正確，進而被改造成中性
詞彙及委婉稱呼。在政策向度上，“肯定性行動”成為社會的一項基本政策，同時，主張
對那些在歷史上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待遇的群體實行當代補償和矯正。正如丹‧莫勒(Dan
Moller)所說：“‘政治正確’是建立言論規範或行為規範的嘗試，這些規範旨在：通過
塑造公眾話語來發揮作用，通過抑制語言或其他形式的社交信號來保護弱勢群體、被邊緣
化群體、歷史上受害的群體，同時應避免侮辱、暴行、損害自尊心，或以其他形式冒犯這
些團體或其同盟群體。”
“政治正確”語義流變的三重向度
我們看到，“政治正確”在20世紀的左翼文化思潮與政治思潮中形成了批判性、一致性的
語義指向，形成了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民權運動中，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繼
承了“政治正確”的批判指向，結合特定的社會議題，批判白人至上主義、歧視性語言和
不平等的社會政策，使“政治正確”的概念初步形成觀念、語言和政策的三重向度。在多
元文化主義與保守派和新保守主義的爭論中，“政治正確”概念的三重向度越來越清晰，
並擴展至社會的各個方面。縱觀美國“政治正確”語義變遷的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發現，
當下的“政治正確”在觀念向度上主張保護和尊重弱勢；在語言向度上，反對和改造各種
針對弱勢群體的歧視和仇恨的言論；在政策向度上，以“肯定性行動”為基礎，強調對弱
勢群體進行補償與矯正。
“政治正確”的三重向度及其動態平衡，使“政治正確”更強調觀念與文化層面的表現。
在實踐層面，“政治正確”參與了特定文化習俗的修正、重構與刻寫。無論是通過法律、
強制或是說服力來塑造話語、行為的嘗試，還是更廣泛地指公眾對這種做法的態度展現，
“政治正確”都是差異性、自我反省性公共意識的關鍵重複，因此，“政治正確”是文化
表現的標誌。
第一，觀念向度是“政治正確”概念的核心。從“政治正確”概念產生實際影響的那一天
起，它就帶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色彩，觀念是“政治正確”概念的核心。但在不同時期，“
政治正確”的觀念內涵是不一樣的。早期左翼語境下的“政治正確”既有文化內涵，也有
政治內涵。但是，隨著“政治正確”進入當代公眾視野，廣泛涉及社會議題時，“政治正
確”的政治內涵逐漸淡化，文化內涵越來越清晰，尤其是在當代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潮
的影響下，“政治正確”的文化內涵越來越突出。關於“政治正確”的辯論，越來越被視
為“一項修辭戰略”，不僅包括各種與之相關的文化運動，也涉及建立新的意識形態議程
。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觀念是觀念禁忌，“政治正確”在不同領域創造了一些新的禁忌，
貶低婦女、同性戀、外國人、少數民族以及身體、智力障礙人士都成為一個文明人的禁忌
。那些政治不正確包括：男權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等。隨著“政治正確”與特定的社會運動議題結合，產生了新的“正統觀
念”，包括平等主義、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反人類中心主義等。
第二，在觀念向度的基礎上，“政治正確”生成了語言向度，是顯示度最高的向度。“政
治正確”主張改造帶有歧視性的語言，引入中性詞彙、委婉語來清除觀念層面的偏見。在
很大程度上，“政治正確”旨在改變基於集體偏見、民俗和無知而產生的攻擊性、陳腐定
型的觀念、根深蒂固的態度和語言。“政治正確”的語言向度旨在抑制、清除因身份、文
化差異導致的話語偏見或仇恨言論(Hate speech)。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將負面用詞改造
成中性詞或委婉語，從而避免冒犯少數群體，引發爭議。更具體地說，“政治正確”試圖
建立一種新的禮貌公共話語，以取代各種形式的個人或通用的偏見性、貶低性用詞。“政
治正確”的語言向度本質上反映了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的觀念。“政治正確”的語言向度
的典型例證有：將Nigger、Negro(黑人)改造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國人)，將
Indian(印第安人)改造為Native American(美國土著居民)，將帶有歧視女性之含義的
Manpower 改為Workforce，將帶有宗教歧視性的Merry Christmas 改為Happy Holiday 等
。
第三，在觀念的基礎上，“政治正確”形成了以平等為導向的社會政策向度，旨在保障和
促進少數群體合法權益，最直接的體現是“肯定性”行動和矯正政策，通過積極的手段來
糾正當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以及對歷史上受到歧視、不公正待遇的群體進行當代補償，
給予這些群體“優惠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在社會政策向度上，“政治正確
”形成了共同的、商定的政策標準，自10925號行政命令以來，美國的“肯定性行動”也
經歷了長時間的演進，已經被廣泛採納，成為基本的社會政策。
“政治正確”的觀念、語言和社會政策的三重向度並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循環影響的關
係。簡言之，觀念變革推動了語言和社會政策的修正，而語言和社會政策的修正則會使社
會觀念做出回應，進一步調整。具體而言，“政治正確”形成了反歧視、平等主義的觀念
向度，語言和社會政策向度則會做出調整，適應新的觀念。同時，語言和社會政策的變化
與擴展，會引發新的觀念訴求，觀念向度亦會做出相應的回應。“政治正確”的三重向度
在不斷調試、互相適應的過程中，達致動態平衡。總體而言，“政治正確”在其語義流變
中形成了越來越清晰、穩定的三重語義指向。同時，“政治正確”的三重向度也會隨著社
會變遷而形成多元化的議題，不斷地在三重向度的基礎上延展、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