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世界瞻望：新圖景、新趨勢及影響評估
http://comment.cfisnet.com/2020/0811/1320452.html
金燦榮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可謂全球治理領域最顯著的危機，甚至可以稱之為第一次非傳統安全領域的
“世界大戰”，其不僅使世界經濟遭受全方位衝擊，也使反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在這次
全球性“黑天鵝”事件中，美國威信被削弱，歐盟離心離德，世界多國面臨複雜考驗，由
此帶來不同的經濟圖景、全球化圖景、政治圖景等。疫情之後，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或將更為複雜，只有盡快從疫情中恢復，我們才能更有底氣地應對挑戰，謀求更
加長遠的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的一次全球性“黑天鵝”事件，目前還在不斷蔓延。筆者認為，新
冠肺炎疫情已經成為全球治理領域最顯著的危機，甚至可以稱之為第一次非傳統安全領域
的“世界大戰”。它給中國人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也給世界各國帶來了
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很可能會對全球化產生結構性影響。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
得重大戰略成果，贏得了大多數國家的肯定。但隨著疫情在部分國家的快速蔓延，我國不
僅要做好與疫情長期共存的準備，而且要針對正在發生的以及疫情過後的世界巨變作出相
應預案。
世界經濟圖景：世界經濟遭受的衝擊是全方面的，不僅包括衍生經濟影響，還包括金融和
債務風險以及並發性災難
新冠肺炎疫情阻斷人員、貨運甚至金融往來，造成多國生產活動停止、失業率激增、財政
負擔加重，對世界經濟發展影響巨大。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新冠
肺炎疫情可能造成2020年全球經濟下滑5.2%，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當前的中國
經濟帶有外向型經濟特徵，部分沿海地區的產業集群高度依賴海外貿易，因而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發無疑會影響許多企業的生存。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打擊是全方面的。第一是公共衛生災難本身帶來的衝擊。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大量財政撥款購置相關醫療資源，對我國而言，政府承擔了治療新冠肺
炎患者的大部分費用，同時也承受了封城造成的經濟損失。而隨著疫情長期化，暫時性的
、局部性的封鎖時有發生，給國家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財政壓力。
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衍生經濟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經濟活動較為普遍的、
長時間的停頓，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企業受到重創。與此同時，由於多國採取封城、
限制聚眾活動等政策，對現金流要求較大的零售業和服務業遭到沉重打擊，以航空業為代
表的運輸產業更是如此。美國《華盛頓郵報》援引多家大學的研究，稱美國自2020年3月
以來已經有10萬家以上的小型企業倒閉；尼曼百貨、傑西潘尼等多家大型企業也申請破產
。在中國、日本以及歐洲，疫情同樣使得多個行業受損。額外的防疫成本、停滯的現金流
以及工資、場地租金等剛需衝擊著大量中小企業。由於受損的服務業、零售業、製造業等
恰恰是低收入人群聚集的產業，高失業率又要求政府進行相應救濟，因而大大增加了財政
壓力。
第三是金融和債務風險。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曾引發股市多次熔斷，顯示了國際
資本對疫情負面影響的焦慮情緒。隨後，美聯儲開始實施無上限的量化寬鬆政策，產生了
惡劣的示範效應，並且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針對美國許多公司即將面對的公司
債問題，美聯儲通過二級市場企業信貸工具購入公司債，資產負債急劇擴張。美國不負責
任的大水漫灌政策給美債持有國以及貿易夥伴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第四是並發性災難。2020年可謂多災多難，例如東非蝗災等“天災”、美國種族危機等“
人禍”，接踵而至。東非蝗災波及範圍巨大，目前已經殃及人口大國印度，很有可能造成
世界糧食危機。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停頓與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美國等國家的石油價格
戰同時發生，石油市場的供需兩端同時受到衝擊。除此之外，部分國家劍拔弩張，衝突蓄
勢待發，令跨國生產、物流運輸等充滿不確定性。事實上，即使世界糧食與能源儲備充足
，貨運中斷也可能導致部分地區資源短缺。
全球化圖景：疫情使反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但對東亞區域化具有一定促進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時代大暴發，凸顯了現代全球化國際體系的弱點和弊端。第一，各
國人員流動頻繁，便捷的交通有利於病毒的傳播。儘管俄羅斯等國家在中國出現疫情的初
期切斷了與中國的聯繫，但卻沒有阻止疫情從其他國家輸入。第二，各國產業高度聯結，
全球製造業與中國聯繫緊密。當中國企業因為抗疫停工，其他國家也會面臨生產鏈斷裂的
困境，反之，中國的出口企業在他國需求不足時也會受損。第三，國家之間難以有效協調
。部分國家在中國抗疫之初便採取停航、禁運等極端手段，加劇了國際恐慌；還有一些國
家因為國內原因無法有效開展抗疫工作，進而成為國際疫情輸出國。第四，並發性災害、
國際政治事件等給抗疫工作增加了難度。新冠病毒具有潛伏期長、傳染途徑多樣等特點，
專家以及民眾對其瞭解有限；有限的信息、抗疫初期地方政府的不透明以及網絡謠言的惡
意傳播等，加劇了危機感和恐慌情緒。在恐慌情緒的影響下，世界多國的反全球化風潮呈
現愈演愈烈之勢。
反全球化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就已經出現的現象。自里根時代以來的當代全球化鼓吹
私有化、自由貿易以及開放市場，提倡國家之間通過貿易提高生產效率。全球化在創造財
富的同時也製造了巨大的貧富差距，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更是加大了金融業、先進服
務業以及高科技企業與其他行業的回報差距。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製造業不斷萎縮，國內
藍領工人對金融等產業造成的“空心化”備感不滿，認為是外國製造業競爭者“偷走”了
自己的工作；民粹主義政客趁機宣稱是政府和大企業裡的所謂“全球主義者”“建制派精
英”與外國勾結，損害本國國民利益。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民族主義者強調產業保護的重
要性，部分國家的政客將跨國公司稱為“新殖民主義者”，煽動民眾反對跨國經濟合作。
總之，新冠肺炎疫情從幾個方面加重了反全球化現象。首先，部分國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和其他災害面臨財政困境（許多發展中國家本身就具有嚴重的債務問題），對全球化的排
斥情緒加重。其次，美國等國家鼓吹的“中國有罪論”以及種族主義言論，加劇了部分國
家的排外情緒。最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部分國家呼籲戰略物資“自給自足”，因此在危
機過後，一些國家可能會主動減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對東亞區域化具有促進作用，疫情過後的世界經濟存在新的
希望。如前所述，疫情降低了國際市場對出口型企業的需求，而東亞、東南亞國家以及地
區大多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即面向世界出口商品。在這種發展模式的引導下，區域內
國家覆蓋了不少領域的高、中、低端產業，在勞工素質和製造業完備性上具有優勢。如今
歐美等國家深受疫情困擾，其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下降，生產能力下降同樣明顯，而從疫
情中恢復較快的東亞、東南亞各國則能夠從相互貿易中尋找經濟恢復的新引擎，為國內出
口型企業創造商機。
世界政治圖景：美國威信被削弱，歐盟離心離德，世界多國面臨複雜考驗，亞太政治相對
穩定
許多科學家都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自然災害，各國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者。但仍
有一些國家將病毒政治化，使其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國家之間的物理
隔絕以及資源爭奪，迫使一些國家在大國政治鬥爭中站隊，已經對世界政治造成了一定影
響，甚至加劇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筆者由此預料，疫情之後的世界
政治形勢可能會產生如下幾方面的變化。
第一，世界霸主威信受損。美國是二戰後西方陣營的領袖，也是許多國際組織的主導國。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在軍事、科技、金融、輿論等領域擁有全球霸權的超級大國。然而
截至今日，美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數量遠超其他國家。在處理新冠肺炎疫情上
的反應遲緩、低效，削弱了美國的威信地位。
川普上台執政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體現出兩項原則——遏制中國的冷戰式零和思維以及以
“美國優先”為口號的單邊霸權主義。疫情原本可以成為中美關係緩和的契機，但部分美
國政客依然保持對抗思維。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擴散、蔓延時，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
羅斯幸災樂禍地宣稱處於擴散期的肺炎疫情有助於工作崗位回流美國。面對國內抗疫不力
、疫情快速蔓延的現狀，川普政府通過指責中國轉移矛盾，頻繁拋出“中國有罪論”，企
圖以此轉移國內外的注意力；美國部分政客和民間團體炒作“起訴中國”，甚至威脅拒絕
償還中國所持美國國債。指責中國當然對於美國抗疫毫無助益，但卻能夠迎合支持川普的
保守派選民，也能夠迎合意圖使中美徹底“脫鉤”的鷹派戰略家。美國“指鹿為馬”的伎
倆引來了少數國家的附和，但大多數國家都拒絕在美國的威逼下站隊。比如，在七國集團
外長視頻會議、世界衛生大會等場合，美國宣傳“中國有罪論”並未成功，反而被大多數
國家孤立。
此外，川普政府向來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屢次退出國際合作框架，在疫情期間更是變本加
厲。在世界各國攜手抗擊病毒的時刻，美國將世界衛生組織當作政治工具，多次指責世界
衛生組織“偏袒”中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稱世界衛生組織拿了美國納稅人的錢，卻“
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任務”；川普甚至宣佈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拒絕執行美方所要求的改
革”，美國將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並將向該組織繳納的會費調配至別處。在雙邊
關係上，美國同樣自私自利，在歐洲疫情暴發之際，單方面發佈美歐禁航令，扣押多國抗
疫物資並截胡訂單；在本國疫情嚴重之際，向拉美國家遣返可能被感染的非法移民；在盟
友因抗疫背負沉重財政壓力之際，以撤出美軍為要挾，要求歐洲盟友增加國防開支，承擔
更多駐軍費用。美國在全球危機中的自私舉動，不僅不利於全球合作抗疫，也將損害其作
為世界大國的信譽。
第二，歐盟離心離德，其內部問題在疫後將繼續存在。除美國外，西方世界的大多數國家
在疫情期間的表現都差強人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種族主義。以挪威、丹
麥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在中國疫情嚴重時放任國內辱華言論，民間出現針對華僑華人的攻
擊，甚至其他亞裔群體也成為受害者。種族主義的加劇使西方國家在疫情面前進退失據。
日本財務相麻生太郎曾表示，某些歐洲國家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冷淡，甚至某些國家的代
表認為“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一些歐洲媒體也多次暗示，新冠肺炎疫情是
中國“不衛生”生活習慣的產物。這種自大的情緒令歐洲錯失了防疫的最佳時機。其次是
歐盟內鬥。近年來，德國經常以歐洲領袖自居，其前外長加布里爾甚至要求中國尊重“一
個歐洲”原則，但在疫情面前，德國搶奪瑞士等鄰國的醫療物資，從低收入國家搶奪醫護
人員，其形象從歐洲的“武林盟主”變成了不講道義的“山賊盜匪”。與此同時，歐盟對
意大利等國家的疫情無所作為，反而是中國伸出援手。歐盟在疫情穩定後試圖進行一些補
救，在國際上積極呼籲合作抗疫；但歐盟的問題在疫後還可能會繼續存在，歐洲一體化任
重道遠。最後是“群體免疫論”。一些國家對疫情採取拖延甚至放任的態度，最終導致疫
情擴大化。英國在本土疫情暴發初期一度採取消極防疫的態度，招致了社會各界的批評，
最終被迫轉變策略，積極抗疫。瑞典明確採取“群體免疫”策略，導致新冠肺炎死亡率高
居歐洲第二，累計死亡人數達到三個鄰國總和的四倍以上。事實上，巴西、美國的低效率
抗疫都或多或少地受“群體免疫論”的影響。可以說，部分西方國家的“群體免疫論”大
大增加了其他國家的風險，促使抗疫成為持久戰。
第三，世界多國面臨複雜考驗。除歐美國家以外，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國家也已經成為
疫情的重災區，非洲和拉美地區的國家也面臨考驗。首先是俄羅斯。俄羅斯在疫情初期對
中國邊境嚴加防範，卻未能對歐洲方向輸入的病毒提高警惕。雖然俄羅斯學習中國經驗，
建立方艙醫院，但抗疫效率不如人意。俄羅斯在疫情期間仍然面臨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
雖然目前疫情已經逐漸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經濟壓力仍然沉重；對於正在推動修憲和“任
期清零”、試圖長期執政的普京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經濟復甦將是俄羅斯面對的首要
挑戰。其次是巴西。目前，巴西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數快速增加，已經成為世界疫情的
“震中地帶”。巴西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疫情之下大批貧民被感染。巴西總統博
索納羅自上台以來主打經濟牌，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家經濟衰退，但其仍然頂著疫
情壓力主張復產復工，在國內引發很大爭議。博索納羅在抗疫過程中進退失據，遭到多方
批評，可以預料，疫情過後的巴西很可能會面臨政治危機。再次是印度。印度存在著規模
巨大的貧民窟，部分地區公共衛生水平落後，近期還面臨蝗災的壓力。作為人口大國，印
度的淪陷可能導致全球抗疫難度驟升。不可否認，當前印度同時與中國、巴基斯坦以及尼
泊爾發生邊境衝突，有一定的轉移矛盾的意味，但這並不足以解決疫情等問題。對以煽動
民族主義情緒見長的莫迪政府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對其治理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驗。
最後，非洲和拉美的許多國家。這些國家在疫情之下處境艱難，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和多國
積極對其予以援助，但仍然可能出現人道主義危機。
相比之下，亞太地區在疫情期間的表現總體不錯。中國和韓國都採取了封城等措施，有效
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在韓國，面對“新天地教會”對防疫工作的抵抗，文在寅總統採取了
堅決快速的處置措施，在政治上扭轉了韓國左翼的不利態勢。日本疫情時有發生，雖然為
了奧運會的順利舉辦耽誤了一些抗疫時機，但社會運行基本穩定，民眾自發隔離、自覺戴
口罩。東盟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總體損失較小。疫情過後，東亞、東南亞各國的優異表
現有助於消除民眾對西方國家的盲目崇拜，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也有利於亞太地區的政治
穩定。
新冠肺炎疫情過後，更多的人或將走出“唯西方論”的盲目崇拜
新冠肺炎疫情將給世界帶來意識形態上的衝擊。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將
物質財富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掛鉤，將現代化與西方民主制度掛鉤，鼓吹自由市場在效率
和創新方面的優勢。對於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西方輿論則致力於宣傳其落後、腐敗和低
效的一面。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2019年發佈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中，美國以83.5的得
分（滿分100分）位列第一，而中國則以48.2分排在第51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
部分西方媒體和親西方輿論格外興奮，《明鏡週刊》聲稱中國需要的藥方是“自由和民主
”，多家媒體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但最終結果是，以中
韓為代表的“舉國體制”在抗疫效率上遠高於西方國家，反倒是美國至今未能控制住疫情
。
當疫情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肆虐時，種種打著“自由”旗號的蠢行得以暴露：民眾無視政府
禁令聚眾活動，年輕人以“年輕人死亡率低”為由肆意狂歡；政客將不戴口罩與“捍衛自
由”相聯繫；部分媒體在傳播虛假謠言和種族主義言論方面肆無忌憚；部分西方發達國家
政府應對失當，頻繁出現搶奪物資、數據造假、忙於黨爭等醜聞，面對國內不斷升級的公
共危機仍然堅持推卸責任。此次疫情令更多的旁觀者尤其是我國民眾看清了西方制度的內
在不足。可以預料，疫情過後，更多的人將走出“唯西方論”的盲目崇拜。
事實上，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往往需要各方面作出犧牲。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國的醫療
工作者、一線工人、軍人以及大量的服務業勞動者超負荷工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普
通民眾犧牲出行自由，通過規模巨大的隔離行動阻斷疫情蔓延；企業和政府承擔經濟停轉
損失和公共衛生支出，為防控疫情奠定基礎。而部分西方國家不具備這些條件，也不願作
出犧牲：政府在防控疫情和發展經濟兩方面舉棋不定，民眾更是執迷於“個人自由”，全
然不顧自己的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正是在醫療資源和人力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一些國
家才寄望於“群體免疫”，然而卻導致疫情更加難以控制。
政府力量強大、科研水平世界領先的美國或許擁有控制疫情的能力，但卻陷入了內政危機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不同黨派的民眾不願意協力抗疫）。美國社會存在著幾種難以彌
合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包括貧富差距、種族矛盾、左右意識形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等。重大社會危機會促進極端群體的湧現，而這些群體之間無法溝通
，社會對立因此加劇。例如，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美國民眾對肆意妄為、向國家和社會
轉嫁風險的華爾街金融家深感不滿。美國左派要求強化監管、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極端右
派“茶黨”則要求削減赤字、限制政府權力，兩者的訴求存在根本矛盾。在2010年後，憑
藉新型社交媒體和“茶黨運動”，另類右翼運動在美國崛起，種族主義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左翼則相應產生了反法西斯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等，主張以暴力對抗另類右
翼。傳統的美國社會擁有大量的“溫和派”中產階級，因此在美國的競選機制下，兩黨推
選上台的政客都會溫和持中。但隨著社交平台日益發達以及中間派選民投票意願下降，川
普憑藉高效的網絡動員能力、獨樹一幟的話題製造能力，獲得了美國右翼分子的支持，在
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帶著另類右翼戰略家班農、軍事鷹派博爾頓、基督教保守人士
彭斯、經濟民族主義者納瓦羅等入主白宮。川普及其內閣成員採取了與前任截然不同的選
舉策略，即重點爭取“死忠”選民，因而出台了大量的激進內外政策，甚至不惜激化國內
和國際衝突。與此同時，民主黨和一些利益受損群體也開始以激進手段對抗川普政府，此
次疫情期間東西海岸各州“抱團自救”對抗聯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面對社會危機，美國部分精英拒絕反思自身制度，反而將矛盾外引，執著於意識形態鬥爭
。自歐巴馬時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敵意與日俱增；美國精英階層因未能對中國“和
平演變”感到失望，在商業上對來自中國科技企業的競爭感到不滿，在軍事上對日益成熟
的解放軍軍力感到擔憂。川普上任後，美國在反華路上越走越遠。在這種大環境下，美國
政府在貿易、科技、金融、司法、軍事、外交、人權、國際組織等領域動作頻頻，毫不掩
飾扼制中國發展的意圖，甚至將新冠肺炎疫情當作敲詐中國的武器；反華成為美國兩黨的
政治共識，對華“溫和派”喪失話語權；一些議員和社會團體甚至比總統川普更加激進。
事實上，即使川普在2020年大選中失利，民主黨也很有可能會延續反華的外交政策基調，
繼續就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國“索賠”。
疫情之後，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或將更為複雜，需要做好持久戰準備
突如其來的危機反映了世界各國民間與政府對於中國的真實態度。大多數國家都在危機關
頭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國際組織也表達了對中國的支持，但仍有部分國家出現了排華現
象，美國及其盟友趁機興風作浪。
總體而言，中國圍繞防疫的內政外交取得了不錯的成效。第一，中國作出封城的艱難決定
，有效限制了病毒傳播，至少保證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安全。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艾爾沃
德稱讚“中國方法是唯一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並感謝武漢人民為控制疫情作出的犧牲
。第二，中國在國際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國主動減免77國債務，在疫情期間
對多國進行人力、物力援助，積極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第三，中國的抗疫行動向世
界展現了其強大的治理能力以及領導人以民為本的決心。雖然本次疫情也暴露出了地方主
義、官僚主義等問題，但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惜代價控制危機的治理模式獲得了國內
外的肯定。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帶來了一系列新挑戰。首先，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疫情給美國社會帶
來了一系列危機，種族矛盾、貧富矛盾都在激化，這使得美國戰略家更加狂躁，甚至非理
性。可以預料，在不遠的未來，美國及其盟友的反華政策將更加激烈，甚至有擦槍走火的
可能。其次，“中國有罪論”不斷發展。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將在國際上不斷煽風點火
，鼓動世界各國向中國“索賠”，部分經濟困難的國家可能與西方反華勢力一拍即合。再
次，部分周邊國家如印度等，出於轉移內部矛盾以及迎合美國戰略的需要，有意挑起與我
國的邊境衝突。最後，反全球化浪潮嚴峻。反全球化將給跨國危機治理造成巨大障礙，甚
至直接危及我國的海外利益。當前，人類已經處於命運共同體，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證
明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因而，哪怕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只要外界疫情不斷蔓延，我國
的經濟就仍舊背負抗疫的高壓。可以說，疫情過後的全球治理符合中國利益，也是中國無
法逃避的責任。
我國的當務之急仍然是恢復經濟生產，緩解國內中小企業、低收入勞動者的生存壓力。在
外來輸入壓力巨大、內部疫情時有復發、科學家對病毒缺乏全面瞭解的當下，我國需要做
好持久戰準備，制定出快速、有效的有限封鎖機制，在與病毒共存的大前提下，有序維持
經濟機器的運轉。總之，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加複雜，向
決策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我國只有盡快從疫情中恢復，才能更有底氣地應對
挑戰，從而謀求更加長遠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