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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9 The G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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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德國汽車巨頭的福斯（Volkswagen）才剛宣布，將積極進攻中國的電動車市
場。與此同時，德國政府的「對中外交政策」也正步入新一輪的布局權衡。圖為溫家寶與
梅克爾的資料照片。圖／美聯社
文／尹子軒（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
　　蘇民皓（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汽車外交」，長期以來都是中德關係的代名詞。的確，汽車貿易是推動兩國友好的重要
齒輪，如果説歐盟市場是德國汽車業的基本盤大錨，那麽中國對德國汽車工業的需求就是
德國富饒的根基引擎。可是，這台車子現在似乎要朝著相反方向駛去。
2021年德國將迎來大選，進入倒數階段的梅克爾政府，眼下抗疫政策得到大多民調支持，
同時也順道推動了一下歐洲整合；看似華麗退場，但也為下一任總理留下諸多權衡難題。
比如，如何權衡德國本土派與歐洲派的利益與需求？在對中外交政策成主流議題的情況下
，目前執政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也必須思考該以什麽模樣回應選民訴求。
9月初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柏林，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會後強硬抨擊中國漠視人權
，並就新疆、香港及西藏等問題作出毫不留情的質詢。梅克爾與她平衡多方利益、忠於德
國但許多時候並非歐盟導向的外交路線，似乎也將一同邁入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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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與她平衡多方利益、忠於德國但許多時候並非歐盟導向的外交路線，似乎也將一同
邁入黃昏。圖／美聯社
尤其近年左翼政黨綠黨（die Grunen）強勢崛起，極有希望取代社民黨（SPD）成為第二
大黨，從最近北萊茵－威斯伐倫（NRW）的地方選舉，綠黨得票率大增便可見一二。綠黨
因著進步主義立場和強烈抗中立場受到青年垂青，基民盟未來一年的方針必須盡力平衡經
濟發展與人權、民主價值，並積極通過歐盟整合完善群體軍事實力。
新的德國領導人將和現在的梅克爾一樣，與歐盟一同面對中美兩大「系統性對手」。届時
新手上路的德國總理將背負著梅克爾的巨大政治遺產，不難想象他／她將面臨的困局：是
要積極和將在2022年尋求連任的「歐洲改革派」法國總統馬克宏合作，走「歐盟路線」？
還是延續梅克爾忠於德國的保守路線？
從目前的德國政壇取向來看，似乎前者發生的機率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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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積極和將在2022年尋求連任的「歐洲改革派」法國總統馬克宏合作，走「歐盟路線」
？還是延續梅克爾忠於德國的保守路線？圖／法新社
梅克爾路線後繼無人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外交路線，長年以來受到基民盟黨內批評「過於軟弱」，聯邦議會外交
委員會主席洛特根（Norbert Röttgen）尤其是梅克爾路線的強力批判者之一。
作爲美－歐跨太平洋合作框架的擁護者，洛特根一直相信德國需要面對其他國際力量抱持
強硬立場，包括作為歐盟系統性對手的中國。洛特根在德國外長馬斯及王毅日前的會面後
指出：中國出言恐嚇德國實屬出言不遜，捷克問題亦不容中國干涉，德國必須挺身而出，
抵抗國際霸權。相信近來德國、法國及英國共同回應「支持馬來西亞於南海問題回擊中國
」的決定，也正中洛特根下懷。
洛特根的意見之所以不能忽視，原因在於洛特根是基民盟的未來接班人之一。雖然2021年
聯邦議會選舉看起來仍相距甚遠，但在梅克爾原本屬意的接班人克朗普－卡倫鮑爾（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又稱AKK）2020年初落馬後，基民盟黨魁之戰實際上如箭
在弦。
當中主要競爭者有：被稱為「梅克爾保守主義接班人」的北萊茵－威斯伐倫邦長拉雪特（
Armin Laschet）、前基民盟副主席梅茨（Friedrich Merz），以及洛特根。然而從這三
人的競爭中可以看出，梅克爾左右逢源的政治路線實際上已經來到盡頭。
先將時間線拉回2018年10月30日，基民盟在黑森州地方選舉遭遇失利後，梅克爾隨即對外
宣佈放棄連任總理一職，並在2019年中表示未來不會出任歐盟任何職務。梅克爾隨後轉移
培養嫡系接班人AKK擔任基民盟的未來領袖。AKK在2018年2月接過基民盟常任秘書長一職
後，同年參加黨魁選舉，順利擊敗梅茨及衛生部長史潘（Jens Spahn），政途看似一帆風
順。
可惜的是，她在任期內犯下兩大不能逆轉的過錯：第一，她未能獲得黨內同仁信任；第二
，基民盟的左右定位未明。2020年初，圖林根邦地方選舉讓AKK的能力不足暴露無遺，「
無法降伏邦臣的女王」最終辭任黨魁一職，並宣佈放棄參選聯邦總理。
AKK接班的半路夭折，彼時也被德國輿論認為是梅克爾路線延續的一大挫折。事實上，梅
克爾路線已走到了盡頭，目前聯邦政府看似令人滿意的支持度不過是梅克爾個人魅力的餘
溫。梅克爾明確支持敘利亞及利比亞難民到德國尋求援助，為德國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一定程度上被認爲破壞德國人本土工作機會，於傳統保守選民之間不討好，固然不是新聞
。但同時，由於基民盟坐鎮保守派大本營——巴伐利亞——的基本盤，卻無法有效地回應
如同性婚姻、環保議題等進步議題，也令原本支持梅克爾難民政策的部分青年人卻步。
此外，AKK過去在處理網路選舉宣傳的傲慢態度，亦是梅克爾路線的失分之處。從AKK本人
到梅克爾、乃至整個CDU／CSU的選民群體，對於「新世代」政治不適應（畢竟這個黨的主
要傳統票源都以中老年人為主），也凸顯了CDU／CSU對年輕票源的不敏感。
在梅克爾左右不定的模糊路線已不可行的現況下，新的基民盟領袖在外交上也將面臨路線
選擇難題：要固守傳統保守派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德國優先」立場？還是要在外
交上尋求和歐洲盟友的合作？目前三位候選人都有了比梅克爾更明確的表態。
梅茨在2018年的選舉中以482票比517票敗於AKK，形勢可謂不相伯仲。作為梅克爾路線的
批評者之一，梅茨熱切擁護跨大西洋合作平台，認同北約的重要性，於國防政策上與洛特
根的立場相似。不過，梅茨比梅克爾更為討厭川普，多次出言指責川普破壞兩國互信；而
作為北萊茵－威斯伐倫選區的榮譽英國脱歐事務顧問，梅茨更著重於德法之間的合作關係
，認為兩國必需加強合作，應對歐盟未來挑戰，更重要的一點，梅茨反對共產主義入侵國
際舞台。
相反地，拉雪特是傳統的德國保守主義者，亦反對如同性婚姻等進步議題。比起梅克爾，
拉雪特的政治立場更為親近俄羅斯，亦不反對與中國在戰略性產業——如5G問題——上合
作。
早於去年11月，梅茨及洛特根向基民盟提出質詢，要求「禁止華為參與當地5G發展」；拉
雪特表明反對以上態度，認為此舉會拖延德國科技發展，長遠而言百害而無一利。但就算
是最接近梅克爾的拉雪特出任聯邦總理，面對黨內右派（洛特根等人）與綠黨進步派的夾
擊，德國的外交政策也勢必不能再複製梅克爾路線，更遑論倘若接班人為梅茨或者洛特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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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固守傳統保守派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德國優先」立場？還是要在外交上尋求和
歐洲盟友的合作？目前三位候選人都有了比梅克爾更明確的表態。圖左至右依序為：梅茨
、洛特根、拉雪特。圖／歐新社、美聯社、路透社組圖
德國的「印太計劃」：梅克爾最後的外交遺產
德國政府於9月3日發表國情白皮書，公開宣佈「印太政策準則」（Leitlinien zum Indo-
Pazifik），銳意重返亞州舞台，明確說明德國在印太地區的潛在利益，並規劃出英國脫
歐後的德、法分工，協助歐盟鞏固國際力量。由於這是德國第一次提出「印太政策準則」
，過往德國在國際舞台上也多試圖保持低調沉默，此消息可謂「平地一聲雷」，不但敲醒
了中國對德關注，更是對許多遠東所謂公知的一口悶棍。
其實德國有關政策的轉向，實有跡可尋。早於今年5月，梅克爾在基民盟智庫（Konrad-
Adenauer-Stiftung）晚會上就德國國防及外交政策發表講話，並進一步說明德國與歐盟
的合作關係。梅克爾在會上表示：德國不能再為經濟利益而忽視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
雖然德國希望與中國加強經貿合作，但在面對這個法律結構不一、民主自由未見成熟的龐
然大物時，德國需要堅持歐洲價值，並以香港作為例子，強調保護人權的重要性。
同時，梅克爾亦指出德國有意重返非洲，希望連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解決利比亞內戰等
人道災難，並推動歐、非兩地合作，改善氣候及環境問題。　
儘管這些公開談話仍停留在籠統的紙上談兵階段，但表露的立場均與梅克爾一直秉持的、
渴望左右逢源的立場有著根本性出入。
這正是梅克爾試圖拋出的最後政治遺產：牽頭德、法合作引擎，共同推動歐盟外交政策整
合進程，以利德國長遠利益——儘管這個過程依然帶有明顯的「德國印記」，且存在諸多
現實層面的實踐難度。
「印太政策準則」只是德國重返亞洲地區的試金石，詳細影響仍有待觀察。雖然德國在文
件中清楚提出，與歐盟成員國互相協調，加強與亞太區內國家合作，才是維護多邊主義的
不二法門。然而此舉對於外交手腕的要求相當之高，因爲縱然德國多番強調人權價值實屬
不可多得，但對於德國的外交政策原則而言，一切政治合作仍需建基於經貿合作之上，兩
者互相不能凌駕對方。
首先，雖然德國嘗試分散投資，提出與東盟（ASEAN）其餘成員國簽訂貿易協議，減低對
中國依賴，但產業結構一時三刻無法改變，而貿易協議談判亦需一定時間，德國的經貿架
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以巴伐利亞邦的經濟狀況為例，汽車製造業是該地區內的傳統核心產業，BMW及賓士兩大
德國車廠都在區內擁有製造設施，倘若中德兩國霎時剎停汽車貿易，邦內失業率可能節節
上升，不但邦長索德（Markus Soder）難以向選民交代，亦可能削弱CSU未來的選情，影
響執政聯盟的政治力量。
再者，如果說人權價值是中歐關係的其中一個衝突點，實際上歐盟與東盟不少國家亦存在
著和中國類似的結構性矛盾。歐盟早前取消與柬埔寨的貿易協議安排，正是建基於柬埔寨
無法解決國內人權問題，而東盟中不少成員國如泰國、寮國、印尼、緬甸等，都各自面對
著不同程度的民主崩壞，如何在原則框架下尋求經濟合作空間，是德國與歐盟的一大難題
。
第三，德國、法國乃至於歐盟在軍事領域的合作，亦是德意志重返國際舞台的決定因素。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今年6月5日宣佈從德國撤軍9,500人，相關舉動嚴重影
響德國及北約已經所存不多的互信，使得德國和歐盟不得不行動，倘若未來北約合作全面
瓦解，歐洲如何應對未來國防挑戰？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洛特根就對此感到遺憾，並
對此決定感到大惑不解。
美國與德國一直在北約的軍費負擔問題上爭持不下，美國認為德國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國之
一，應當肩負更多責任，雖然德國已是北約第三大軍費資助國家，但金額上仍比美國少了
近13.5倍。
川普的指控不是無稽之談，德國需要加強軍費支出是不爭的事實，但德國也並沒有怠慢。
儘管德方至今尚未達到承諾的軍費支出標準，但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
）數據指出：德國於2020年的軍費開支已上升至493億歐元，增幅近10%，已成為全球15大
最高軍事投資國家。況且，德國的軍事定位一直在於研究與開發（R&D）軍事科技，多於
培養軍隊編制。
此外，德國在歐盟「永久合作框架」（PESCO）負責「危機應對行動核心」（Crisis Res-
ponse Operation Core）等緊急前線維和工作。2016年，德國政府發表的軍事白皮書中清
楚列明，德國應配合法國乃至歐盟等軍事發展計劃，積極開發人工智能、數據國防及武器
技術等。其中，公私營合作（例如：德國政府與軟體公司SAP SE的戰略合作關係）亦是可
行辦法之一。
只是實際軍力上的差距，仍決定了如果德國想全面重返國際舞台，帶領一個更爲軍事化的
歐盟，成爲對抗中美惡鬥的第三極，依然有著極大的進步空間。
無論如何，中德這對轎車已經不在相同的平行線上駕駛，正當布魯塞爾公開宣稱中國是「
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之時，意味著任何歐盟成員國都再難獨善其身；作為歐
盟大老的德國，也更難辭帶領歐盟，突破中美兩國對峙困境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