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少數派（富人和極端分子）的暴政
https://www.guancha.cn/JacobStewartHacker/2020_10_22_568911_s.shtml
https://www.guancha.cn/JacobStewartHacker/2020_11_07_570623.shtml
Jacob S. Hacker
耶魯大學社會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和政治學教授
Paul Pierson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特聘主席
[導讀] 本文節選自《推特治國》(Let them Eat Tweets)，兩位作者對於美國政治、川普
所在的共和黨的選舉策略和治理邏輯有其獨到見解。在2020年美國大選選情膠著之際，刊
登此文，讓大家多角度瞭解美國政治和美國民主。
2018年的眾議院選舉，共和黨以明顯的票數差距落敗，但共和黨人並沒有轉向溫和立場。
選舉結束後，既沒有復盤剖析，也沒有類似於2010年歐巴馬的“一次慘敗”、2006年小布
希的“一記重擊”、1994年克林頓的“一個明確的信號”總統級別的反思。
選舉之後那天，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說，“昨天真是一場‘大勝利’啊，所有事情都發生在
卑鄙媒體的淫威之下！”一個多月後，他就啟動了美國政府史上最長的停擺。
眾議院選舉落敗，川普卻毫無表達懊悔之意，這其實與共和黨在面對“保守黨困境”時產
生的轉變相一致。在超過一代人的時間裡，共和黨一邊不斷擴大對財閥統治的支持，一邊
利用右翼組織不斷煽動選民的憤怒情緒。
對於財閥及其政治代理人來說，獲取極端分子的支持比贏得多數普通民眾的支持更加重要
。他們認識到自己與多數選民們在政策追求上漸行漸遠。在他們看來，這種日益擴大的分
歧並不是他們政策追求不對，而是他們實現這種追求的戰略手段不對。
對於這些訴求強烈、目標明確的小派系來說，在票數和政策層面遇到挫折並不意味著共和
黨需要爭取更多人的支持。恰恰相反，這意味著他們需要找到一個沒有它們也能贏的方法
。
根本問題已經浮現。共和黨越來越傾向於服務大公司和超級富豪，滿足他們狹隘而不受大
眾歡迎的訴求，且越來越依靠極端的政治代理人鼓動選民投票。而這些選民群體不但不能
從共和黨推行的經濟政策中獲益，其人口數量也在相對下降，這就是那些沒有學位、生活
在鄉村地區的老年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
這些趨勢無法持續，至少在自由公平選舉、多數統治原則的背景之下如此。不幸的是，這
些政治問責制的支柱正在崩塌，共和黨利用美國憲法秩序的弱點，讓防止極端少數分子持
續統治的機制短路了。
自2016年大選以來，政論家開始關注川普威權主義傾向可能帶來的威脅。他們的擔憂合情
合理，但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共和黨此前漫長的轉變過程給川普的崛起和統治提供了土
壤。
正如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和史蒂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在
他們2018年合著的書《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展示的那樣，
被選舉出來的政治強人漸漸關閉政治的競爭賽道，並讓我們這個時代的民主逐漸被侵蝕。
不斷集權的獨裁者——無論是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匈牙利的歐
爾班‧維克托（Orbán Viktor）還是唐納德‧川普——都成為了民主衰退的象徵性人物
。
然而，還有另一種衰退，這種衰退是我們的政治體系特別鼓勵的：反多數主義，亦即推行
持續的少數統治。隨著共和黨及其有組織盟友的目標變得更加極端，他們通過利用現有政
治體系長期存在且越發嚴重的弱點來為少數人的追求服務，即便這受到了多數人的反對。
我們所面對的幽靈，不只是要求政黨和政治機構按照他的意願行事的政治強人；還是正在
牢固確立其權力的少數派，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任何個人領導者的野心和職業生涯。無論川
普能否打破現有政治體系給獨裁統治設下的障礙，他和他的政黨——在財閥和右翼人士的
支持下——正在破壞多數主義民主。
正如美國獨有的右翼民粹主義形式，反多數主義所形成的獨特威脅也反映了極端不平等現
象與我們不尋常的政治制度的結合。在我們目前所經歷的危機之中，國家內部急劇增加的
不平等程度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這一議題是齊布拉特對20世紀早期保守黨研究的重要
內容，可在他與李維茨基合著的書中卻幾乎沒有提及）。
事實上，極端不平等極大地推動了民主倒退，因為經濟精英將民主視為對他們權勢日增和
追求不同利益的威脅。但精英們無須正面出擊對抗民主。他們堅持要求保守黨派以侵略性
的方式維護他們的特權。要使他們穩坐權力寶座，這些黨派必須依靠煽動性的言論、製造
騷亂的群體以及反民主的手段。
我們當今面臨的危險更加隱秘：一個致力於推行不得人心政策的政黨，卻找到了方法，能
夠在缺乏民眾支持，甚至是在未取得控制政府各部門的多數議席的條件下達成目標。這樣
的危險很特殊，因為這樣的政黨及其盟友尋求的不是獨裁的機會，不是為自身追求權力，
而是為很具體的目的，這些目的根植於財閥統治之中，右翼民粹主義則是其養料。
為追求這些目的，共和黨甘願向川普的威權主義行事方式低頭，其中部分原因是，川普目
前控制了他們所培養的極端化選民群體。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民主的重大威脅。但通過多
年努力，共和黨政治精英及其盟友也鍛造出了能夠抵抗民主問責制的政策和權力，無論白
宮是否在他們手上。反多數主義和威權主義都來源於財閥民粹主義，但打敗了一個並不代
表打敗了另一個。
不斷蔓延的反多數主義得到的關注更少，不只因為與野心勃勃的威權主義相比，它缺少了
些戲劇性，也因為它利用了美國政治體系中長期存在的特點。其中有三個特點的可利用性
尤其顯著。
首先，我們的選舉體系是基於地理轄區劃分，人口大部分聚居於城市的民主黨不得不面對
這一系統性的劣勢，我們分散的選舉管理系統更是進一步放大了共和黨的這一優勢。
第二，參議院越來越向低人口州傾斜，議事阻撓（filibuster）在參議院進程中扮演越來
越重要的角色，這又進一步利好共和黨。
第三，我們的政治體系依賴於其三大分支機構進行相互制衡，但這一機制很容易被極端化
的共和黨所利用。這個政黨願意，且有能力控制更多的聯邦法院，但當總統權在他們手上
時，卻通常不願意保護國會的權力，也不願意監督行政機構的行為。
存在於我們政治體系中的這三個突出特點帶來的危險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就像黨派分化
一樣，共和黨佔據著絕對優勢。民主黨有時能從這些特點中的一個或幾個獲益，但近幾年
來，共和黨從所有特點中都得到了好處。
2016年，他們讓川普這個帶著史無前例的嚴重負面評價的候選人贏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提名，進而贏得全國大選，而這是在獲得少數選民票的情況下實現的。進入白宮後，這些
特點又讓他得以推行不得人心的政治計畫，而不必受到來自國會和法院的抵制。
如果希拉里‧克林頓當時以微弱優勢獲勝，她不僅需要獲得多數選票，更重要的是，她還
需要在國會中（以及在兩黨膠著的最高法院），尤其是參議院，面對一個輕鬆就能制衡她
的反對黨。
由於這些獨有的特點一直都存在於我們的政治體系之中，我們很容易認為今天所發生的一
切都是憲法框架內的必然。然而，我們這一政治體系的設計絕不是為了讓強權少數派穩坐
權力寶座。事實上，當初的設計是為了避免出現缺乏廣泛認同的多數統治，而不是給一個
凝聚力極強的極端少數派掌權掃除障礙。然而，這正是今天的財閥民粹主義的野心所在。
美國公民從小就熟知，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擔心的是“多數人的暴政”，暫時的多數以輕
率而衝動的方式制定政策。他們尤其擔心這些多數威脅到個人權利。然而，他們也擔心“
少數人的暴政”，即由一個凝聚力極強的少數派持續的統治。他們意識到，當這些少數人
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得到擴張，這種威脅將變得最為嚴重。
美國憲法秩序為少數派統治創造了機會，但這並不在憲法制定者們的計畫之中。相反，他
們並沒有預料到今天的狀況，這也表明，隨著時間推移，美國憲法本身存在的漏洞和人們
預料之外的互相作用將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後果。
憲法制定者們最大的疏忽在政黨身上。他們對政黨極其不信任，因此他們所設計的憲法基
於這樣一個假設：政治忠誠是多對象、有交疊、跨政黨的，聯盟多元化的狀態有利於實現
妥協。
但完全摒除政黨這一形式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共和
黨和民主黨之間充斥著地區和意識形態上的裂痕，但在過去三十年時間裡，我們看到了美
國整個聯邦體繫上上下下的黨派分化。
憲法制定者們想當然地以為，資源和代表權將（在白人男性之間）相對平均分佈。1787年
憲法是一部明顯的“中產階級憲法”，它假定貧富分化不會嚴重到一個階層會試圖利用美
國政治體系中的反多數主義機制來對抗另一個階層。
制定者們還認為，代表權的地區不平等將保持在一個很小的程度。在他生命終了的時候，
“美國憲法之父” 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開始思考這個國家越來越嚴重的人
口和貧富差距時才意識到，此前所有的假設都大錯特錯。但是至少麥迪遜可以說，他這時
所擔憂的代表權不平等加劇並不是他的責任，因為他曾表示過，參議院的席位分配應當基
於人口數量，與眾議院一樣。
在所有制定者的眼中，美國憲法的本質特徵在於它在賦予聯邦更多權力的同時配備了一個
精妙的制衡體系。憲法第一條所提到的國會就是這一體系的中心。它的存在不僅是為了治
理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和代表儘可能多的人的利益，還被賦予了不受行政權影響、獨立行
使的權力。
制定者們最害怕的是“煽動家”，那些利用民眾熱情來破壞這套體系的保護機制的總統。
因此，他們在賦予中央政府更多權力的同時繼續將其分割，以防止暴君的崛起，以及避免
法律制定的主導權落到強勢的少數派手裡。
極端分化和極端不平等的出現削弱了這一平衡。如果要對美國逐漸老化的憲法秩序進行壓
力測試，最有效的工具莫過於今天這個極端化的共和黨。它利用在參議院、眾議院和選舉
人團中代表權傾斜的優勢，試圖在服務於少數人利益的同時牢牢把權力抓在手中。共和黨
人利用這些優勢將極端分子安插進聯邦法院以取得控制權，阻撓國會制定法律應對社會問
題，並將選舉規則和重新劃分選區變成鋒利的黨派分化武器。
川普當選總統後，這一政治體系的確經受了更大壓力，但其弱點卻早在他上台之前就已暴
露無遺。更令人恐懼的是，在美國社會一些強勢群體的眼裡，這些弱點並不是問題，而是
可利用的機會。
歐洲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將權力從經濟精英以及他們在政府的代言人手中奪過來。新選民
的加入、更加強大的反對力量，保守黨派及其贊助人需要接受這些新事實的合法性，或至
少是不可避免性。而這一過程需要時間。今天我們再重讀大眾民主誕生時反對它的那些論
點，將會感到精神爽朗。
例如，愛爾蘭保守黨人威廉‧愛德華‧哈特波爾‧萊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在批評英國選舉權範圍擴大時說：“在人類所有的發展領域中，在所有形式的競
爭中，自然法則都無可逃避，優越性永遠屬於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只有將引領和控制
的權力交予這些更加優秀的少數人，人類才能取得成功。”
在今天，對民主的蔑視需要以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但隨著“保守派困境”在美國重新浮
現，保守黨對人民統治的反對論調也重新出現。然而，因直接反對多數主義民主的理由說
服力不足，這些聲音多數被遮掩了起來，或僅以間接的方式被表達。隨著經濟精英想要的
和人民統治所產生的結果差距越來越大，這種抱怨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右翼的這句口號越來越常見：“我們是共和制度，不是民主制度。”很明顯，它是極端反
政府組織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領導者在1961年採用的口號，譴責“
將政府權力集中在簡單多數的手裡……共和政體的敵人今日試圖將此強加在我們身上”。
它所傳遞的信息非常簡單：那些認為通過“簡單多數”的方式就可以獲得想要的東西（民
主）的人其實是在背叛憲法制定者的願景（共和）。但制定者們對“民主”和“共和”的
定義根本不一樣。他們說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就像古雅典時一樣。他們說的“共和”
則指的是經由民主方式選舉代表組成政府——亦即今日每一個民主國家所採用的政府形式
。其特徵不在於選舉是否應由多數選票決定，也不在於選出來的代表是否應當按照多數統
治原則行事。
但歷史上的錯誤解讀不是這一民主/共和口號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援引這一口號
的人並沒有給出合理的理由，來說明弱勢少數群體的權利應該得到保護，或者某些決策應
該得到絕對多數的支持。他們給出的論點是，民主本身就是個問題，因為它威脅到強勢少
數群體的財產和權力，而任何通過背離民主來防禦這種威脅的手段都應當得到保護。
這樣對多數統治原則的控告遠遠超出制定者們的考慮範圍——未經檢審的多數統治可能導
致輕率的政策制定。這更加接近於極端自由放任主義人物安‧蘭德（Ayn Rand）對“民主
”的描述：“在這個社會體系裡，一個人的工作、財產、思想、生命，全都掌握在能在任
何時間通過獲取多數選票為他的任何目的而服務的任何團夥手中。”
隨著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增大，站在受益端的人尤其容易對民主採取蘭德式的懷疑態度。前
自由放任主義專欄作家威爾‧威爾金森（Will Wilkinson）表示，他曾在科赫集團投資的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供職數年。隨著不平等問題愈發突出，他曾參與的保守派
運動變得越來越“對實行再分配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產生質疑”。
威爾金森將民主和“實行再分配的……制度”聯繫起來本身就說明了問題。民主不是零和
遊戲，再分配也不是民主制度能做到的唯一一件事，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它顯
然是右派恐懼的最大來源之，至少對那些“傾向於自由的資金捐贈者、學者和政治家”來
說如此。威爾金森認為，這些人在共和黨內的勢力已經增大。
在二戰後的共同繁榮時代，這樣的觀點非常少見，至少不是主流。重要的是，當時造成這
種觀點被邊緣化的一個因素正是經濟精英們本身，特別是商業群體的主要代言人。當伯奇
主義者開始談論“簡單多數”統治的危險時，建制派大佬將他們排斥在權力中心之外。
科赫兄弟是在他們的持有伯奇主義立場的父親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的咒罵中成長的。但那時的商業領導者們完全忽視弗雷德‧科赫（Fred
Koch），並將他排除在核心圈之外。
弗雷德和他的兒子們一樣是成功的商人，也同樣資助右翼政客。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在
共和黨內沒有任何影響力。艾森豪威爾曾在給他極端保守主義兄弟的私人信件中嘲諷過科
赫這一類反動派商人。“聯邦政府無法避免或逃避民眾堅信應由它來承擔的責任，”他堅
持說。接著，他提醒他的右翼兄弟，大多數商業領導者都同意一點：“當然，有極少數的
小派別人士認為那是可以做到的……但這樣的人數可以忽略，而且他們都很愚蠢。”
而到了今天，他們的人數已經無法忽略了。更重要的是，與艾森豪威爾時代相比，今天對
民主持懷疑態度的人已經更加接近權力中心。在宣揚限制性投票法律以及共和黨咄咄逼人
地、不公正地進行選區劃分時，“美國人爭取繁榮”組織和ALEC等團體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往往被人們忽略的一點是，這些行為不僅僅是為了爭取黨派利益。他們逐漸將“反民主
黨”策略變成“反民主”策略，部分原因是，民主本身就是對財閥統治資源和權力的威脅
。對前持自由論的威爾金森而言，保守派財閥和右翼共和黨人之所以詆毀選舉民主和多數
統治原則，是因為它們可能賦予那些並不富裕的美國人機會，讓他們得以挑戰日進斗金的
富豪們。
威爾金森觀察到，這種恐懼“似乎增加了其道德合理性，甚至讓人覺得事態緊急，可以不
擇手段。與種族歧視者結盟、咄咄逼人地進行選區劃分，以及發明薄如紙張的所謂投票規
則以對民主黨造成損害，任何可能的手段都被用來阻止多數群體通過投票分得更大塊的蛋
糕”。
有這種想法的人通常不會在公眾場合說出來，但也有表達的時候：在歐巴馬執政的前兩年
，大公司和金融行業領導者都相繼公開表達了失望。最著名的例子是黑石（Blackstone）
集團聯合創始人（後來接受川普委任，為其提供政策諮詢）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
），他把一個民主黨提案稱為“希特勒入侵波蘭”。
那個沒有獲得通過的提案試圖填補所謂的連帶利益漏洞。利用這個漏洞，像蘇世民這樣的
私募基金億萬富豪通過管理別人的資產獲利數百萬美元，但只需上交20%多的聯邦稅。另
一位華爾街億萬富豪利昂‧庫珀曼（Leon Cooperman）解釋稱，歐巴馬總統“將永遠不會
獲得商人群體的支持”，只要他繼續回應那些“支持他的、這個國家40%或50%領取失業救
濟金的人的訴求”。他的同行金融家湯姆‧珀金斯（Tom Perkins）則提出了一個解決方
法：“交一百萬的稅，獲得一百萬張選票。”
在同一時期，彼得‧蒂爾（Peter Thiel）, 因創立PayPal致富的大財閥，給出了對多數
統治更精妙的反對理由。在為卡托研究所撰寫的文章中，他闡述道，“自1920年以來，社
會福利保障擴大以及女性獲得投票權這兩個對自由論者非常不友好的機制，讓‘資本主義
民主’變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詞。”因此，他總結道，“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可以共
存的。” 蒂爾成為首個公開支持川普的科技創業家可能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對民主最露骨的批評也許還是來自曾被川普提名為美聯儲理事但落選的史蒂芬‧摩爾（
Stephen Moore）。他是一名非常活躍的保守派分析師，曾作為首席經濟代言人為美國傳
統基金會工作數年。在2007年，摩爾曾表示個人所得稅法是“一百年來獲得通過的最道德
敗壞的法律”。也許就是這樣的感受致使摩爾後來吐露，“我甚至不怎麼相信民主。我總
是說，民主就像兩隻狼和一隻羊在討論晚餐吃什麼。”
意識到這樣說可能會失去讀者，他又補充道，“聽我說，我支持人們擁有投票權，諸如此
類。”但在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他背後的政黨正在試圖奪走人們的投票權。
投票權和其它權利一樣，都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組成部分。但我們正在目睹的，是自一個
多世紀前的美國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以來對投票權最持久的聯合攻擊，而這都是
由一個政黨所帶領的。直至2010年，一直在吹捧由ALEC推動的限制性投票示範立法的共和
黨，在保守派勢力的催促和資助之下利用對各州眾議院的新增控制權通過了一系列的投票
限制法。
接下來的幾年中，約有一半的州立法機構通過了限制性投票法律。其中一些規定選民必須
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很多窮人和少數族裔難以提供；一些則讓投票註冊或保持註冊狀態變
得更難；其它則對提前投票和不在場投票進行限制。事實上，幾乎每一條這樣的限制性法
律都是由共和黨推動的。
學者就這些法律的有效性進行辯論，但關於它們為何獲得通過，則毫無疑問。這些法律的
內容及其獲得通過的時機都與選票造假無關，選票造假現在已幾乎不存在了。但是，它們
與黨派及種族有緊密聯繫：共和黨在獲得對立法機構完全控制權時，尤其是在非白人選民
佔比大時通過了這些法律。
至於這些法律所產生的聚合效應，其方向也再明顯不過。在選民註冊和投票過程更簡單的
地方，投票率也更高。其差別非常顯著：即便在對其它因素進行控制的條件下，流程最方
便的州和限制最多的州相比，其投票率相差超過10%。
對一黨有利的選區劃分，比限制性投票更有效。如果強有力地採取這一措施，可以將50對
50的選票膠著狀態變成一邊倒。選區劃分從一開始就是美國政治的一部分。技術的發展、
民主黨人在城市日趨聚集、共和黨在南方和低人口州的主導地位、共和黨聯盟組織的崛起
及跨州協作等因素的影響，讓選區劃分變得更容易操作，也給共和黨帶來更多回報。
因為支持者在地域分佈上更為分散，共和黨已經獲得重要優勢，而選區劃分圖則在州和聯
邦的層面都進一步擴大了這一優勢。雖然贏得總統選舉非常吃力，但共和黨在眾議院選舉
中已獲得決定性優勢。 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共和黨在眾議院選區所獲選票要比共
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全國所獲票數高6—8個點。其中約有一半是選區劃分帶來的結果。
近期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操作展示了選區劃分在膠著州可能產生的效果。2010年，共
和黨首先控制了州議會。很快，他們就任命了共和黨人、選區劃分的行家托馬斯‧霍夫勒
（Thomas Hofeller）為他們繪製選區劃分圖。直至2018年去世之前，霍夫勒都只是一個
不知名人物。他喜歡把選區劃分稱為“美利堅合眾國唯一合法的偷票方式”。他曾對一名
州立法會議員表示，“選區劃分就像是反向選舉。這真的很棒。通常是政治家被選民所選
擇。但在選區劃分中，選民被政治家所選擇。”
2018年，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贏得了“反向選舉”，即便失去了州多數選民票，但仍獲得
了州議會控制權。在爭奪國會眾議院席位時，共和黨只贏得州選民票的半數，卻獲得了
77%的席位。一個全球選舉監督機構將北卡羅來納州的“選舉誠信度”與古巴、印度尼西
亞、塞拉利昂並列。
霍夫勒並不僅擔任了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的顧問。他也供職於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十多年
來共收取了超過240萬美元的酬勞。同時，他還是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的顧問。2018年3月，羅斯，這位川普豪華內閣陣容中第二富有的成員，宣佈他意
圖在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中增加一個新問題（這一問題從未出現在美國任何人口普查中）
：“這個人是否是美利堅合眾國公民？”他給出的理由是，這樣能使1965年《選舉權法》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執行得更好。
然而，人口普查官員反對增加這一問題。他們認為，移民聚集的社區害怕被壓迫甚至被遣
送回國，因而不敢參加普查，這樣會導致不完全的統計。局內專家估計，這會影響超過
800萬美國居民。
羅斯這樣做其實與選舉權沒有多大關聯，要說有，他也只是想削弱選舉權，而不是使其得
到更好的實施。臨死前，霍夫勒敦促羅斯在人口普查中增加這一關於公民身份的問題，目
的是為了讓各州在重新劃分選區時有更好的數據作為依託。
霍夫勒的這一請求產生於2015年他為得克薩斯進行州議員選區劃分所做的秘密報告。當時
研究的是得克薩斯州的選區劃分是否能基於符合投票年齡的公民的數量，而不是所有居民
，甚至不是所有公民的數量。
他最後得出的答案是“不能”，但這不是因為這一操作違法，而是因為“功能上無法實施
”。這樣的數據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在人口普查中加入這個公民身份問題，如霍夫勒所說
的，共和黨就能 “徹底脫離‘一人一票’聯邦規則的束縛”。根據他的估計，其結果將
“對共和黨和非拉丁裔白人有利”。
是誰購買了這份2015年的報告？是對沖基金經理保羅‧辛格（Paul Singer），他將其視
為僱傭保守派律師進軍這場選區劃分大戰的先鋒。這件事也是霍夫勒死後才浮出水面，因
為辛格是通過保守派喉舌《華盛頓自由燈塔報》（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進行的
操作。這一保守派網站的洗錢行為就是為了避免辛格的操作曝光於眾。
而其餘的右翼媒體則不遺餘力地抨擊少數族裔選票造假，共和黨也是借此使投票限制合理
化——這更是萬眾矚目之下對民主制度的直接打擊。
2019年，最高法院參與了對羅斯這一提案的討論，包括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以及其他四位傾向自由主義的大法官的多數意見斷言這是“一個謊言”（“編
造”是最精準的措辭）。大多數觀察者都從這次否決中得到了安慰。最高法院起到了其弱
勢群體保護者的重要作用，確保2020年人口普查中不會出現關於公民身份的問題。
這一作用就是美國人珍視的反多數主義保護機制。大法官的任命不經民眾選舉，且為終身
任職，不應該參與日常法律制定。但當經由民眾選舉的大多數試圖剝奪個人權利、脅迫弱
勢群體時，法院就應該介入，進行制衡。
然而，保守派現在已經控制了法院，其至關重要的反多數主義保護機制已經被顛覆，尤其
是在決定在這片土地上最終施行的法律的最高法院。今天，相比起保護站在規則不利端的
弱勢少數群體，最高法院更傾向於為強勢少數群體發聲，這些人想要改變規則，將少數派
的控制權永遠內化在憲法之中。
大法官羅伯茨曾將他的保守的司法哲學比作當賽事裁判，在他的任職聽證會上，他說，“
我會記住，我的任務是判斷‘好球’還是‘壞球’，而不是去‘投球’和‘擊球’。”但
在他的法庭上，似乎所有的“壞球”都來自於財閥利益訴求和共和黨右翼代理人，而所有
的“好球”都來自於另一群人，他們有可信的主張，稱自己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公民。
法院通過各種裁決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剝奪了它們為工人伸張權利的話語權，而工人只能
依靠集體談判獲得與汗水相稱的回報；削弱了消費者和工人的力量，允許企業和僱主在未
來就任何法律糾紛提請親商業勢力的獨立仲裁機構，無論是涉及手機資費套餐還是工資剋
扣；削弱了普通公民的力量，允許政府官員操縱選舉，利用手握資源的團體影響競選活動
和政策制定，罔顧民眾意願。
當然，這裡所說的“政府官員”和“手握資源的團體”分別指的是共和黨人和保守派財閥
。共和黨在最高法院任命的法官是過去25年來最保守、最擁護商業的（相反，從歷史角度
看，法院的自由主義者卻並沒有顯著的左傾表現）。
有溫和派傾向的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卸任後，他們能在更大範圍內進行
操作，鞏固共和黨勢力，對能動政府發起挑戰。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則是獲得廣泛支持的
政策，只是這些政策沒有獲得保守派財閥和尖銳的共和黨盟友的支持。
例如，2019年的選區劃分一案以5比4的投票結果結案，由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寫下判決書。
這本質上等於宣佈：只要法院掌控權在保守派手上，就絕不介入此事，無論選區劃分的行
為多麼不公正。
羅伯茨並未婉轉地表示選區劃分對公平性的冒犯：“黨派在劃分選區上存在嚴重分歧，產
生了似乎不公正的結果，這很正常。但事實是，選區劃分‘與民主原則不兼容’並不意味
著聯邦法院能給出解決方案。”那麼該去哪裡尋找解決方案？羅伯茨建議民主的支持者可
以去州政府層面尋求幫助，但這些原則在州層面早已經被掏空了。
最重要的是，羅伯茨忽略了一個事實：他和他的保守派同僚其實已經無形中加入了對黨派
選區劃分的宣傳當中。聯邦要求曾有剝奪選舉權歷史的州進行選區劃分時需要獲得聯邦司
法部的“預批准”（除阿拉斯加以外，所有這些州都在南方），而在2013年的“謝爾比郡
訴霍爾德”（Shelby County v.Holder）一案中，保守派法官以5比4的票數通過判決，使
該要求失效。在羅伯茨寫下的多數意見書中，他還斥責國會沒能充分意識到“因為《選舉
權法》的存在，我們國家前進了一大步”。
第二天，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人就展示了他們這一大步到底是邁向何方。他們宣佈計畫通
過一個綜合性選舉預算方案，並請求獲得各族裔使用選舉條款的相關政府數據。他們基於
這些數據進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調整，而且所有調整都削弱了黑人選民的權利。一個聯邦
上訴法院這樣總結道：“他們這樣制定出的法律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傷害如手術般精準。”
羅伯茨和他的保守派同僚選擇了遠離這場鬥爭。但選票操縱得以實現，他們在其中起著根
本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競選經費方面表現最為突出。到了今天，“聯合公民”（
Citizens United）案已經成為資本滲透美國政治的代名詞，而這些資本越來越多來自最
富有的捐贈者。但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深藏在狹隘的判決之下。
科技和組織的發展豐富了影響力的支配手段，再加上貧富差距大幅擴大，大資本普遍變得
更具影響力了。唯一能夠獨立處理黨派性極強的議題的最高法院，不僅默許接受了這些破
壞民主的做法，還積極助長這類行為，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些行為會造成腐敗常態化，更不
用說它將導致的權力失衡。
這樣的失衡比大多數人認識到的更為嚴重。例如，大企業可以無限度地部署“資源”以左
右選舉，“聯合公民”案讓僱主將員工變為政治走卒。從前，大企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PAC）只能一年兩次通過書面方式聯繫其僱員，這次裁決之後，它們可以以包括面對面會
議在內的任何形式無數次向其僱員發出政治呼籲，還可以要求其僱員利用工作時間支持候
選人及政黨。在大多數州，他們甚至可以處罰或解僱不服從的僱員。根據一項近期研究，
16%的僱員稱他們曾目睹此類報復行為發生。
在這些行動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是美國工商業政治行動委員會（BIPAC）的“繁榮項目”
（Prosperity Project）。2014年，超過7000家企業和行業協會參與了這一項目，通過
BIPAC的專門軟件向其僱員發送了驚人的2.38億條信息。2015年對所有商業經理（不僅是
參與了BIPAC項目的那些）的一項調查顯示，幾乎一半的商業經理承認曾以某種方式鼓動
其僱員，他們認為這種方式與遊說政府的效果不相上下。
在2016年大選預備階段，一項針對僱員的調查顯示，30%—40%的僱員表示曾受到來自僱主
的政治公關。這些信息中，絕大多數是支持保守派和共和黨候選人的。這項調查表明，最
高法院的裁決出台後，大企業正在變身“政治機器”，而它們的僱員則成了“基層僱傭兵
”。
法院的介入在各州也產生了顯著影響。“聯合公民”案解除了近一半的州對競選資金的法
律限制，這就像是一場自然實驗，在一夜之間違背立法機構的意願改變了政策。結果呢？
各州的政治外支出大增，尤其是受到這一變動影響的州；而這些支出中流向共和黨的數額
激增；共和黨的勝選率也有了顯著增長（但選民意見卻沒有相應的變化）；獲選的共和黨
人進一步右傾，尤其是在政策被顛覆的州。
所有這些趨勢都讓共和黨得以進一步鞏固他們的權力，通過投票限制政策，重新劃分選區
，抵制聯邦法律。在一項關於州立法議員的新調查中，有了重要發現：共和黨議員認為其
選民保守程度比實際的要高。他們所服務的商業遊說群體和尖銳的共和黨盟友確實是極端
保守派，但他們並不能代表普通選民。
保守派大法官幫助鞏固了少數派的權力，而掌權少數派又反過來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形成
了一個閉環。聯邦主義者協會的保守派財閥和社會保守派的互惠交易是另一個例子，這兩
派的政治議程都無法獲得大眾認同，但在法庭上卻不會產生衝突。
然而，法院的多數勢力從反多數主義政治機制中所獲得的支持遠不止於此。最高法院的5
位保守派大法官之中，4位是由獲得少數選民票的總統提名的。並且最近獲得任命的兩位
是由代表全國人口少數的州的聯邦參議員確認的。
例如，投案支持大法官尼爾‧戈薩奇的參議員就只代表全國42%的人口，大法官克拉倫斯
‧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也是如此。換言之，這5位保守派大法官反映了反多數主義
在美國的蔓延。
然而，他們並沒有為了贏取多數支持而採取更溫和的司法理念。相反，他們現在傾向於為
財閥和右翼政治訴求辯護，即便國民態度和人口統計數據與這些訴求漸行漸遠。多數群體
覆蓋廣泛但缺乏組織性，少數群體處於弱勢，他們都只能獨自安身。而反動財閥和右翼民
粹主義者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享受法院的支持。
反多數主義確認投票顯示，最高法院不是唯一向財閥民粹主義傾斜的機構。參議院也是。
美國參議院一直以來都偏向低人口州。這一偏向已變得更為明顯，其後果也更嚴重。
隨著各州人口分佈不均衡程度上升，美國參議院已成為富裕國家中分配比例最不公正的立
法機構。（在參議院，懷俄明州每個選民的選票份量是加利福尼亞州選民的68倍；而在比
美國更富裕的民主國家中，上院的選票份量比例都要比這小得多——奧地利的比例是1.5
：1，而澳大利亞則是13：1。）
讓選區劃分變得更易操作的人口和地域趨勢（尤其是與城鄉分歧和民主黨—共和黨分歧的
相關性越來越高）也讓對鄉村的偏袒成了對共和黨的偏袒。而因低人口州的黑人及非白人
移民數量極少，參議院不僅過度代表了美國農民，還過度代表了美國白人。例如，拉丁裔
實際得到的代表權只有典型美國白人的一半，非裔美國人的差距也不小。
簡而言之，參議院不公正的分配比例已經成為共和黨的一道防禦堡壘，它與選區劃分、投
票限制具有同樣的效力（它還有一個額外優勢，那就是它本身已經內化於憲法之中）：幫
助面對“保守黨困境”的政黨在其政治議程越來越缺乏民眾認可、其核心支持者數量越來
越少的情況下仍能維持權力。
自2000年以來，共和黨在參議院獲得多數票優勢，但事實上選舉這些參議員的選民卻只是
少數。2016年，川普以2.1%的選民票差距落後於希拉里。但共和黨卻在參議員選舉中獲得
了3.6%的選民票中位數優勢。
此外，川普發現參議院中幾乎有一半的參議員來自他票數領先至少5%的州，雖然他的選民
票數僅排第二。假如希拉里在她失去的核心州以微弱優勢獲勝，也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參
議員會來自她票數領先至少5%的州。
在2016年大選中，川普獲勝的原因是，參議院的這一偏袒特性很大一部分被帶入了總統選
舉人團中。這是另一個反多數的漏洞，現在對保守派財閥和右翼團體相當有利。因為選舉
人團分配比例不公（每個州的票數是該州參、眾議員人數之和），懷俄明州有兩個參議員
和一個眾議員名額，其選票份量是加利福尼亞州的3.6倍，該州有兩個參議員和53個眾議
員名額。
2000年以前，未能獲得雙重多數選票的候選人最終贏得總統選舉的情況只發生過三次，而
且都發生於20世紀以前。而如今，僅僅在五次選舉中就發生了兩次。有人預測，這將成為
共和黨未來繼續勝選的路數。
一項近期研究發現，在這個選票膠著的時代，雙方勢力相當的競選中贏得多數票的那一方
在選舉人團一關落敗的概率高達40%。而在這些場景中，獲勝的多數是共和黨。2019年，
也許保守派媒體《華盛頓觀察家報》（Washington Examiner）以這樣的標題發表一篇文
章：《共和黨承認川普失去2020年多數選民票，但對拿下選舉人團充滿信心》，也就不足
為奇了。
對鄉村的偏袒的確在選舉人團中給共和黨帶來幫助，但其對參議院的影響更為深刻。在參
議院中，共和黨通常以更少的票數獲得更多的席位。即使沒有多數席位，也能通過議事阻
撓這一愈發重要的手段來阻止多數人達到目的。
在美國歷史上，議事阻撓是一項參議院議事程序，而不是憲法規定，它與今天無處不在的
“60票制”沒有任何可以相提並論之處。隨著1970年代規則的改變以及越來越嚴重的黨派
分化，出現了現在的“僵局型”議事阻撓。1990年代，處於少數地位的共和黨參議員利用
這些規則阻撓了克林頓總統一系列的議程和提名。
隨著分化日趨嚴重，妥協能獲得的好處減少，由米奇‧麥康奈爾帶領的新一屆共和黨參議
員面對一位民主黨總統，而他們在6年內啟動了超過500次阻撓議事程序。事實上，麥康奈
爾幾乎將這一手段用在了任何可用的情況。
兩個政黨都使用議事阻撓程序，但正如對其它強硬戰術的運用一樣，共和黨才是主要的創
新者。議事阻撓的發展雖曲折，但其路線非常明確：共和黨少數派喜歡鬧個底朝天，而民
主黨少數派則傾向於摀住不放。
由於參議院選票分配不公，即使民主黨是少數派的時候，共和黨的政策反映的也更多是代
表人口少數的州參議員的立場。這一現象在2017和2018年尤其突出。在川普勝選到卡瓦諾
被任命大法官投票之間的20個月，獲得至少50個議員支持的議案或者人事任命，都是依賴
僅僅代表總人口44%的參議員的支持。
這些多數投票涉及的議題包括：確認5個巡迴法院的法官、確認川普總統的幾個提名、
2017年的減稅方案，以及9條為歐巴馬時期法規劃上句號的法律。保守派財閥的政治議程
獲得了通過，但整個過程中，它不僅沒有獲得選民的支持，也沒有獲得代表多數人利益的
民選官員的支持。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認為這一點問題也沒有。雖然他經常被描述成一個只想著贏的
共和黨操盤手，但他對“贏”的定義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在他的國家政治生涯當中，他曾
奮力對抗競選經費規則，用盡手段讓極端保守派大法官獲得任命，並努力使對大企業及超
級富豪有利的政策獲得通過。
在此之外，他不辭辛勞地工作，以確保把挑戰右翼追求的任何議案扼殺在參議院。麥康奈
爾被稱為“死神”不是毫無理由的，他也喜歡這一綽號。在他幫助下組建的參議院裡，任
何被保守派財閥、右翼團體、鄉村農民州所反對的政策都不會獲得通過，無論這些政策是
為瞭解決氣候變化、提升工人組織性、規範槍支使用等，還是其他大多數選民支持但共和
黨聯盟不支持的議案。
如果國會陷入僵局，那麼話語權將從國會轉向政治體系的其他分支機構，它們通常對重要
議題有制定規則和進行裁決的權力。只要法院在共和黨手裡，麥康奈爾一樣很滿意。當最
高法院宣佈某條法規無效的時候，其保守派多數總是說國會完全有權對其進行修正。但在
“死神”的統治下，參議院的情況可想而知。這就好比在上班遇到塞車時對開車的人說：
你完全有權發動引擎。
然而，最嚴重的危險正是國父們最擔心的：總統權。如果總統權無限制地擴張，就會對民
主造成致命的威脅。尤其是當這個總統擁有財閥和右翼盟友，並且他們都對他進行唆使的
時候。
2019年年初，無黨派監督機構自由之家在報告中稱：“川普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制度和傳統
，包括三權分立、出版自由、司法獨立、司法公正、防止腐敗，以及被破壞得最嚴重的：
公正的選舉。”這一機構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程度，它總結道：“我們不能想當然
地認為防止權力濫用的制度堡壘將堅固如初，我們的民主將永續永存。保護這個國家規則
與規範的需要從未像現在這樣急迫。”
然而，國會保護規則與規範的意願從未如此微弱。憲法制定者們將國會（憲法第一條，也
是最長一條條款的內容）視為美國政府的心臟，並希望它能精心守護其特權。在2016年大
選中，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米克‧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這樣讚
揚即將到來的國會權力守衛戰：
“我們已經與帝王式總統對抗了五年半之久。每當在國會與越權的總統對抗，我們就被譴
責，最好的說我們搞黨派分化，最壞的說我們搞種族歧視。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共和黨總
統時，可能人們會看到，這首先是有原則的對抗。實際上，我們非常歡迎這樣的機會。這
說不定會很有趣，一個嚴格擁護憲法的國會議員正在對抗一個不嚴格擁護憲法的共和黨總
統。”
在川普贏得選舉後，很多共和黨人學著米克‧馬爾瓦尼去戰鬥，但他們是為“一個不嚴格
擁護憲法的共和黨總統”而戰，而不是對抗他。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成了半個馬爾瓦尼。川
普對民主規範的攻擊越明目張膽，共和黨人的回應就越少。川普入主白宮的頭兩年裡，白
宮充斥著他的推特：國會和板球。
最讓人措手不及的是，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也突然放棄獨立立場。他是來自南卡羅
來納州的共和黨議員，同時也是麥凱恩的密友，曾在2016年大選期間痛斥川普，但到了
2018年，卻成為了他最忠實的守衛者之一。
《哈珀斯》雜誌（Harper）將他在不同時期對“世界上最大的蠢蛋”（指川普）的評價收
集起來：從先前“種族迫害者、仇外偏執狂”到後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無論格
雷厄姆的動機是什麼，這一系列說法的轉變實際上反映了川普領導下共和黨的“墮落”。
其他共和黨人也許沒有格雷厄姆那麼極端，但他們幾乎都走了同一路線。他們支持極端少
數派聯盟，也因此支持一個“無賴”總統。為應對“保守派困境”，共和黨將保守派財閥
的追求視為己任，川普在國內的多數政治議程也都以實現這些訴求為目的。他們已經打開
了潘多拉魔盒，現在正全力對付從裡面跑出來的東西。
福克斯新聞頻道成為川普政府的公關部門後，總統只需發一條推特，就可以鼓動資本興風
作浪，或者發動右翼媒體的猛烈攻勢。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共和黨人只有兩個選擇：退
縮，或是加入攻擊者陣營。
事實上，川普曾對他的政黨進行靈魂拷問：他們是否願意與極端少數派共存亡，即便必然
到達反民主的立場也在所不惜？唉，答案是：願意。當川普需要進行防守時，共和黨人一
窩蜂跑到踐踏民主規範的總統一邊，即便這樣做也踐踏了國會自身的特權。保守派顧問和
評論員比爾‧克里斯托爾（Bill Kristol）曾表態永遠不會支持川普，他如此批評他那容
易屈服的政黨：“他們鋪好了床，準備睡覺，同時希望自己不要做噩夢。”
不管他們有沒有做噩夢，其結果都令人害怕。因為最明目張膽的越權都得到了忍受。川普
對他無法享受獨裁者的權力而沮喪，於是做了一件從未有總統做過的事情：他通過宣佈“
國家緊急狀態”以另行使用聯邦預算支出，用於建造他心愛的邊境隔離牆。
“國家緊急狀態”令是1970年代的法令，其設計是為了讓總統在真正的危機來臨時有權採
取迅速的應對行動。沒有什麼能比它更能剝奪國會對預算的控制權了。與此最相近的先例
是尼克松曾試圖使用該法令“扣押”國會批准的預算。那時處於領導地位的民主黨人譴責
這是“帝王式總統”的做法。
後來，參議院以80：0的投票結果阻止了這一行動，在場的每一位共和黨議員都投了贊成
票。然而，川普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方式，卻只有12位共和黨議員反對他。這實為徒勞，他
們都知道這樣的票數無法對抗總統的一票否決權。
共和黨在面對烏克蘭醜聞時的高度團結帶來了更嚴重的危險。而且，正如我們寫的那樣，
這種團結程度正在上升。無論發生的是什麼事，我們都有可能因過度關注川普而忽略了這
股長期推動共和黨轉變的更廣泛力量。
共和黨精英及其盟友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就開始削弱民主制度。只要這樣的聯盟還存在，這
些資源豐富、組織性強、佔盡優勢的少數派就能夠日益鞏固其權勢，從而帶來嚴重的威脅
。
隨著2016年大選臨近，古板的保守派雜誌《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的一篇論文被瘋傳。這篇文章將即將到來的競選比作“93號大選航班”（
The Flight 93 Election），聲稱美國正在衝向災難，希拉里如果勝選，那真是太恐怖了
，現在必須衝進駕駛艙——也就是給川普投票的意思。
這位匿名作者（後來被披露是曾為小布希政府服務的前財政官員，後來為川普服務）表示
，如果這次勇敢的行動失敗，“永久的勝利”就會屬於“左翼、民主黨，還有從此不需要
假裝尊重民主制度和憲法規章的兩黨一致的軍政府”。
到2016年，這樣的想法已經主導了共和黨的權力中心。每一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憂慮，但他
們都共同看到了大難臨頭。布道者式的領導者聲稱他們被迫害，甚至已經瀕臨滅絕了。美
國全國步槍協會的領導人警告稱，只需一小步就可以摧毀為躲避來自“古拉格”的槍支監
管所做的努力。坐擁空前財富和影響力的財閥們擔心他們的財富會被人民剝奪。右翼媒體
則在一旁煽風點火。
2019年夏天，最受川普喜愛的福克斯女主持人珍妮‧皮洛（Jeanine Pirro）堅持認為民
主黨“重塑美國是為了將非法移民帶進來，改變這個國家的投票方式，給他們許可，讓他
們可以投一次、兩次甚至三次票……想想吧，這就是他們重塑美國的目的。將美國公民替
換成非法移民，讓這些非法移民為民主黨投票”。
今天，所有這些團體都更有可能被多數票擊敗。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共和黨代理人有無數
理由來誇大這一風險。因此美國全國步槍協會讓部隊保持振奮，並同時維持資金源源不斷
注入。然而，即便他們所預測的慘淡未來過於誇張，權力的喪失卻很可能成真。對財閥們
來說，這種恐懼在民主制度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伴隨著他們：民眾不熱衷於他們的政治議程
，因此導致了“保守派困境”。
但今天，他們的代理人也看到了同樣的威脅。現代共和黨所依賴的居住在鄉村的高齡白人
選民群體正在衰落。而對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城市化的美國人來說，共和黨的政
治議程就像毒藥一般。
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脅在於，保守派為富人減稅、反對同性婚姻、反對槍支管制、反對氣候
變化的觀點越來越不得民心。這迫使他們更加保護推進這些政策的政治聯盟。因為只有這
樣做才能為他們帶來最大的利益，所以當他們的盟友參與反民主行動時，他們只會視而不
見，甚至接受“民主對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構成了威脅”這一觀念。
“93號大選航班”選舉證實，極端黨派分子已經對“民主制度和憲法規章”失去興趣。只
是，這些極端分子都是在共和黨內。選舉結束不足48小時，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控制的州
議會就召開“跛腳鴨”會議，旨在剝奪即將上任的民主黨州長多個關鍵權力。兩年後，北
卡羅來納州的劇本將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重演，在這些州經歷了一次急劇“右轉”後
，投票者又開始集體反對共和黨州長了。
競選期間，威斯康星州的大企業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共和黨。藥房巨頭沃爾格林（
Walgreens）正在爭取保留一個不受歡迎但對他好處巨大的稅收漏洞。於是，沃爾格林直
接資助州眾議院議長、議員羅賓‧沃斯（Robin Vos）。沃斯說道：“如果讓麥迪遜和密
爾沃基從州選舉地圖中消失，我們就會成為明確多數，擁有全部5個憲法規定的官員職位
，甚至能在立法會獲得更多席位。”其他州的共和黨人也發表了類似的反城市論調，並援
引了在此之前不為人知的一條民主原則“一人一票，除非這個人生活在城市”。
一年之內，威斯康星州立法會“跛腳鴨”會議對另一黨新上任州長做出的許多限制將被訴
諸法院，但其所傳遞的信息卻沒有丟失。在華盛頓和兩黨勢力相當的州中，與極端不平等
和極端立場結為同盟的共和黨將利用反多數主義策略來保護他們狹隘的政治議程，即使這
樣做意味著要破壞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