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西方民主危機」到底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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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薛子遙
柏林的一個雨天
11月18日，柏林有一萬名抗議者聚集，抗議德國議會討論「感染保護法」的新內容。示威
者在接近議會時，被催淚彈和水炮推倒。一段標題為「新冠肺炎否認者被沖擊！」的影片
在Twitter上獲得了近35萬次瀏覽。
示威者皆舉着特朗普和美國陰謀論組織「QAnon」的牌子，但這絕不僅僅是德國與美國社
會現況的相似之處。美國大選，和近來受到熱議的「西方民主危機」究竟有什麼關係？
柏林抗議活動的消息在網上引起了兩種反應：一方面，來自法國、英國、美國等地的網民
表示支持，對經濟低迷和自由受到新的限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許多其他網民稱抗議者
為「右翼極端分子」、「陰謀論者」，乃至直呼其「愚蠢」。
這種分裂的情況，和特朗普支持者們與民主黨人的對立大同小異。一邊是憤怒的普通公民
，他們的很多觀點確實不符合事實，但他們的不滿卻很真實；另一邊是進步派的網民、記
者、評論員，他們經常嘲笑前者的觀點，無視他們的憤怒。
在整個歐洲和北美，從特朗普支持者到黃背心，民眾的不滿情緒被冠以各種名目：民粹主
義、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反猶太主義、陰謀論……政治人士和媒體從業者批評這些運
動，他們宣揚各種荒誕不經的觀點，譬如「民主黨人操縱了選舉！」，「新冠肺炎疫情並
不存在！」。評論員們輕視這些活動，也稱它們正在給民主造成危機。
危機？什麼危機？
在美國大選前幾個星期，《紐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頻頻發布憂心忡忡的評論文章。回望
英國脫歐（Brexit）公投後的幾個月，以及當極右翼候選人在法國、荷蘭、匈牙利等歐洲
國家獲得廣大民意支持時，主流輿論也頻頻出現人們對「民主正面臨危機」的擔心。
然而，「西方民主危機」到底是什麼意思？特朗普當年是在公平的選舉中當選的，英國脫
歐也是當年多數人投票支持的結果，而反封城示威之所以發生，恰也體現了人們在民主國
家可以上街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究竟危機在哪裏？宣布「民主正在面臨危機」的人，很
少提供更進一步的解答。
其實，危機並不難找：在於不少人覺得民主制度不再為他們服務了。人們覺得被政治精英
和主流媒體欺騙，他們幾十年來一直承諾改善經濟和社會狀況，而工資和社會保障卻一直
在停滯不前乃至減少。
但對於身居政治和主流媒體群體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業人士來說，這些人的「愚蠢」信
念使他們的憤怒不值一提。精英們不屑於問如何改善人們的生活，而只是一再試圖讓人們
相信「現行體系對你們有利」。當面對這場「危機」，精英們的首要反應不是尋找諸如工
資停滯不前、社會保障缺乏、階層流通性受阻等結構性問題，而是宣判這些憤怒的人「是
錯的」，並試圖讓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根據精英們的說法，解決民主困境的辦法，是進
行更多的「Factcheck」（事實查核）。
自從美國大選落定以來，西方媒體似乎認為拜登的勝選會讓所謂的「危機」消失，又或是
至少會開啟「撥亂反正」的過程，儘管他在大多數關鍵州只以毫釐之差贏過特朗普。值得
考慮的是，特朗普的支持率在過去四年裏其實一直在攀升：他今年獲得的選票不僅比2016
年多，甚至比2008年的奧巴馬，乃至歷史上任何一個勝選總統獲得的都更多。至少在2016
年，特朗勝選的時候，大家都在問「這怎麼可能？」。而這一次，特朗普雖敗，但特朗普
主義已經牢牢佔據美國政治的核心位置。
醞釀已久的危機
其實，這個危機遠在特朗普、脫歐或假新聞之前就存在。2004年小布殊（George W. Bush
）競選連任期間，法國記者哈利米（Serge Halimi）訪問西維珍尼亞州時，他就指出：「
任何觀察者都可以看到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專家的社會孤立，看到他們的個人主義和自戀，
看到他們對大眾傳統的蔑視，以及他們對內陸繼續支持布殊的『鄉下人』 （hillbilly）
的鄙視。這引起了強烈的不滿，也為霍士新聞（Fox News）和共和黨人提供了謀生的空間
。」
這些文字，放到2020年，用特朗普代替布殊，也依然作效。
在歐洲，情況也差不多。新冠肺炎否認者、脫歐派、黃背心和其他相似的社會運動都是長
期以來的怨氣和不滿情緒開始爆發的跡象。
什麼怨氣呢？18日柏林抗議者舉着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我們想要回我們的生活」，「監
控銀行，而非公民」，「該封的不是城，而是他們」（No to lockdown, yes to lock
them up）。
從眾多陰謀論中，並不難讀出人們的不滿：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滿意，不相信政客會
幫助他們，不覺得民主機構是「民有、民治、民享」。任何以「民主」自居的政府都應該
認識到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群眾既缺乏事實準確性，也沒有判斷力，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遠離國家事務，只能通
過對他們公開的有限信息形成觀點……一面在公民不參與的情況下處理事務，另一面希望
公民對這些事務不發表意見，這是愚蠢的最高境界。」
這是近450年前歐洲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在其《政治論》中寫下的，卻與
今天的情況產生密切共鳴。
2020年民主失調的真正原因不是假新聞或特朗普，而是一種雙重失能：其一，無法服務人
民；其二，無法讓人民真正參與政治。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二十年來一直面臨着社會和經
濟狀況緩慢下降的問題，現在他們希望在治理國家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任何「事實查核
」都無法改變這一點。
西方如何從「民主危機」臻至「民主改革」
正如歐洲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所說：「一面在公民不參與的情況下處理事
務，另一面希望公民對這些事務不發表意見，這是愚蠢的最高境界。」因此，民主國家可
以如何應付「西方民主危機」背後的政治異化問題？
改善投票制度
西方民主國家最著名的是其投票制度：一人一票，「民主」本身往往與這一原則聯繫在一
起。然而，事實上，它可能是運作最不完善的民主制度。
當世界上最為人所熟知的民主國家選民投票時，大多數時候他們使用的是一種次優的投票
方法：「多數制」（plurality voting，也稱「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這種制度只允許選民投票給一個候選人，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這種方法用於美國和
法國的總統選舉，以及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國會議員競選。
這制度為何不理想呢？它的「缺點清單」其實很長，但核心問題是它不允許選民對其他候
選人發表任何意見。因此，它無法準確地反映選民的喜好，並使極富爭議的候選人或決定
較容易勝選。無論選舉差別多小或勝者爭議性多大，多數制的原則是「勝者全取」或「贏
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
雖然專家們對什麼是最好的投票制度有不同意見，但他們幾乎都認為多數制是最差的：在
2010年一次關於投票程序的論壇上，與會者們就「最佳投票方法」進行投票，而多數制得
票為零。
如果當時在英國脫歐（Brexit）公投或美國總統大選中，決定採用另一種投票制度，可能
就是迥異的結果。譬如，「排序投票制」讓每個選民自行依照喜好排序所有候選人，而且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的數據，假設排序投票制被採用，當
年美國大選的領跑者將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卡西奇（John Kasich），而特朗
普可能被排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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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危機，一定程度上是源於這種不完善的選舉制度。當人民的喜好沒有被民主制度準
確地體現時，民主受到損害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主不等於代表權
可是，假設西方民主國家按照投票專家的建議，改革其選舉制度，如果公民不參與，「危
機」也無法被解決。
現代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趨勢是，投票率越來越低：在大多數民主國家，投票率在50%左
右徘徊已經成為常態。即使是在今年「百餘年來最高投票率」的美國大選中，各方統計機
構算出的投票率也僅為66%至68%。換句話說，三分之一有投票權的美國選民依舊不屑於在
特朗普和拜登之間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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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票表達自己的意見，的確有局限性：選舉每隔幾年才會發生一次，選舉結果與日常生
活的關係也不直接。對許多選民來說，「代表權」只是一個模糊的承諾，沒有任何實際的
好處，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參與。
如今，西方公民們覺得自己與政府和政治是如此的疏離，以至於他們當中有人持有荒謬的
信念，譬如「民主黨人操縱了選舉」，「新冠肺炎疫情並不存在」，甚至是「國際戀童癖
團伙在幕後試圖控制全世界！」。
要如何應對這種誤導性信息？解決辦法並不是促使這些人去投票，而是促使他們參與到政
治過程中去。通過讓公民回到政治進程中，便可以一舉兩得：為公民提供面對政治現實的
經驗，並為政府帶來民主的合法性。
2008年的金融風暴和隨後的「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的流行，使得「民主參與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過去十年中成為政治學家和活動家們熱衷的話題。但
2020年民主國家面臨的疫情、經濟和政治危機，或許有助於將人們從活動界和學術界帶入
民主體制本身。
民主參與：西方針對「民主危機」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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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從英國脫歐到美國大選，再到歐美各國所見證的右翼民粹勢力崛起，都令不少人
發出了「西方世界正面臨民主危機」之感歎。然而，何謂「民主危機」？當西方各國面臨
這些危機，又在嘗試做出哪些改變？
多年來，關於民主參與的實驗和研究已經為人們提供許多高質量的公民參與政治方法。這
些措施包括：參與者通過隨機抽籤選出的「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ies）；專家
參與的公民討論；將討論更多從廣泛的議程轉向更具體的問題解決方案；刻意避免易激起
兩極化爭議的議題；以及讓當局承諾接受這類論壇的討論結果。
西方對民主參與的大實驗
尤其是歐洲，最近幾年經歷大量的參與項目：2019年1月馬德里市政府成立了一個常設公
民大會，波蘭和英國的一些城市也建立了同樣的會議；2019年4月，蘇格蘭議會宣佈將成
立一個公民陪審團，提供關於政治改革的建議；隨着2015年公民大會的成功經驗，愛爾蘭
政府於2019年6月宣布，打算在都柏林舉辦關於性別問題和政治改革的新大會。
最近，今年9月，代表比利時德語區的議會將部分權力交給了隨機抽籤的公民大會。這是
歐洲政治機構首次在這一級政府中這樣做。
然而，在擴大這些努力的規模的方面，各國政府還可以做得更多。有些政府已經在嘗試：
在2018年和2019年震撼法國社會和政治的大規模黃背心抗議活動之後，法國政府已經承諾
將公民納入「國家辯論」（Grand Débat）。
法國這一過程的成果之一就是《公民氣候公約》（convention citoyenne pour le cli-
mat）。在七個月的時間裏，由150名代表法國社會的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產業部門
、不同收入水平的公民小組學習、辯論並起草了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法律草案。這是法國
公民第一次直接參與國家一級的法律起草工作。
這種「公民公約」是第一次舉辦，並面臨着許多挑戰。譬如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一開始承諾將「不加過濾」地接受公民的建議，但有些建議最後被淡化，或者被
總統直接拒絕。不過，超過140項公民措施已被接受，法國輿論正在積極的辯論，評價這
個項目的價值和範圍。議會將於2021年初開始審查提案。
民主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如法國的例子所顯示的那樣，把參與民主機構過渡到國家一級的意識形態問題並非易事
。然而，這些項目可以提供一種強有力的方式，重新激發公民對政治的關心和理解，並幫
助將社會和經濟挫折轉化為積極的政治進程。
當局要面臨的挑戰將是如何從一次性機制轉變為永久性參與機制。這些新的常設機構還需
要與現有的議會機構相結合，以便它們能夠超越單一的政策問題，處理不同政策領域之間
的複雜聯繫。
另一個推動參與民主的步驟，也將是從氣候變化等高層次議題轉向影響公民日常生活的基
本問題。如果參與民主不能幫助改善民生，那麼它將毫無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在
「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方面的創新，即公民在其社區中直接參與
如何分配地方預算的決定，可以在國家一級被複製和推廣。
無論採取何種措施，參與民主改革都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西方國家政府不可能很快
就 建立由隨機挑選的公民組成的國家立法院，但他們可能會考慮進行更溫和的實驗，譬
如，讓公民和議員在一個論壇上就具體問題進行合作。
這些參與性論壇本身並不能防止民粹主義或陰謀論的興起。然而，如果它們能夠被納入越
來越多的機構和權力動態中，它們可能是解決使許多公民推向民粹主義領導人和陰謀論者
的懷抱的「西方民主危機」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