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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兩隊都跑去當地的酒吧, 喝啤酒度過傍晚時分. Johnny Podres, 以前道奇隊的老將
(譯註: Podres 在1955 年世界大賽第七戰投出2:0 完封勝, 這也是道奇在布魯克林時
唯一一次世界大賽冠軍), 今年似乎有望擠進教士隊名單. (Podres of the Padres, 這
聽起來蠻酷的!) 幾杯黃湯下肚之後他開始嘗試糾正我的投球. "聽我的, Jim, 讓我示範
ㄧ下以前你怎麼投球的, 現在你又怎麼投球的."
很快的, 有個啤酒杯就擺在我投球時右腳的位置, 菸灰缸呢就擺在左腳落地的位置.
中間還擺了幾隻高腳杯充當測量距離的單位. 然後他開始模仿我以前跟現在的動作.
當然囉, 我也得跟著他一起表演. 很快的我們就引來一群圍觀的群眾. 他的大意是說,
我必須在投球時把全身的力量用上, 要把重心留住, 然後一次釋放出來. 講了這麼多
只讓我感覺非常尷尬.
這還是個不錯的下午. 我很高興Podres 這麼留意我, 甚至還記得我以前的動作. 我
的內心也有個小小聲音一直說: 也許他是對的, 也許我可以找回往日榮光, 巴拉巴拉巴拉.
但我馬上想起那些消失在雲朵後方的小白球, 所以我還是微笑坐下了."再一遍" Podres 說
其他人也跟著起鬨:"耶,Bouton 再一次嘛,這次做正確的動作." 所以我只好再來一次,
邊做心裡邊想如果我啤酒可以喝快一點喝醉一點就好了....
在飛機上, Darrel Brandon - 他坐我旁邊 - 問說:"看來你真的很喜歡閱讀, 不是嗎?"
"是呀"我說
"這會讓你變聰明嗎?"他又問.
Brandon 看起來不像要嘲諷我的樣子, 他是真的想知道.
所以我說:"並不真的這樣啦, 不過是可以讓別人覺得我比較聰明沒錯."
事實上, 這問題有點讓我感到尷尬.
我是喜歡在飛機上閱讀, 但這樣做也讓我沒有機會跟隊友打屁開玩笑. 所以結果是我一直
融不進大家的圈子裡去. 今年我已經下決心不要再當圈外人惹. 我打算不再那麼常閱讀,
讓人覺得我在裝什麼他媽的知識分子. 結果我才讀篇雜誌文章Brandon 又問了我這問題...
讓我再說些更多關於Bouton 的新形象. 如果球賽後大家上酒吧喝酒, 那我也去. 在飛機上
我也要參與大家的撲克牌遊戲. 我不是那麼喜歡酒吧, 而事實上打撲克牌令我厭倦, 但我
就決定要這樣作惹. 如果你想要成為群體真正的一份子, 這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說來奇怪, 你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蠢事, 但只要你跟主流分子混得很好, 那你就會被公認
人緣很好. Johnny Blanchard 就是這樣. 他有點神經神經, 但他總是跟Mickey Mantle
這票人出去混, 喝酒派對打牌幹嘛的. 三不五時, 也許為了"加強形象", 他可能會在酒吧
裡把某個倒楣鬼從板凳扁到地上去, 然後大家拍手叫好. 這就是潮啊~
為什麼我要跟他們一樣? 為什麼我也要這麼神經神經的? 喔, 如果扯到某些我覺得真正
重要的事情上, 我可能還是不會退讓吧. 但我會圓滑一點, 至少在剛開始時. 至少等我
確定可以上大聯盟球隊之後. 我真的相信如果你是邊緣人, 總教練認為你能不能跟其他
隊友相處良好, 有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差別....
我蠻相信Houk把我搞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洋基隊樹立了很多敵人(我猜也包括他本人吧)
而我為什麼會樹立敵人? 就是因為我不願意照他們設下的老規矩走.
這裡舉個例子. 我一直認為球員應該跟媒體採取合作的態度. 當洋基因為我跟記者
"講太多話"而不高興時,報導上寫我是這麼說的:"嗯,我又不會因為他們-不-跟記者講話
而生氣, 所以他們幹嘛要為了我跟記者講話而生氣?". 我猜這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或者他們會立些規矩, 比如因為這篇報導或怎麼樣, 大家都不可以跟這個或那個記者講話.
所以當那位記者走進球員休息室裡, 我就會給他一個微笑然後接受他的採訪, 順遍還跟他
吃中飯, 好讓大家都知道我才不鳥這種神經病規矩.
在1966 年九月時, 洋基排在聯盟第九, 落後第一名整整有二十六場半. 新聞協會的
Murray Olderman 問我我認為洋基出了什麼問題. 在仔細的檢驗一些數據和排名之後
我說:"我猜我們就是爛吧." 隔天報紙的標題是:"Bouton: 洋基真爛." 這差別非常微妙.
Houk 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 "Olderman 的文章讓你看起來很糟." 他說:"球員都很不高興.
我相信他是把你的話斷章取義. 你下次跟這些傢伙講話時要小心一點."
"Well, 他也不算真的亂寫啦, 我是有講."
Houk 不覺得這樣就夠了. 他覺得我要多做點表示.我問他是要像怎樣. 他說我應該
向大家道個歉. 我也照辦了. 雖然我是不懂要道歉什麼啦. 我的意思是, 啊我們本
來就真的很爛啊, 不然咧?
然後除了跟記者講太多話之外還有跟隊友講太多話的問題. 你知道, 其實你是可以討論
越戰, 只不過你得說:"看那些在街上遊行的瘋狂的小伙子! 他們幹嘛不回家洗澡睡覺?"
又或者說:"為什麼Groppi 神父也要跟大家上街遊行? 他就不能待在教堂裡屬於他的
地方嗎?" (譯按: James Groppi, 天主教神父以及民權運動人士) 如果你這樣說話, 沒
人會嫌你大嘴巴, 因為你的顏色對了.
反過來說, 你如果說:"我們無權在越南持續戰爭."這類的話, 或者說:"Groppi 神父確實
在密爾瓦基運用宗教力量去做些有意義的事情." 那麼你就不該談論這些事情, 你真的很
大嘴巴. 顏色不對嘛.
這甚至還讓我有所損失. 當Joe Garagiola 在電視上主持"The Match Game" (譯注: 不
曉得是什麼碗糕, 應該是脫口秀之類的綜藝節目. Garagiola 是前大聯盟選手, 後來成為
有名的球評和電視主持人, 以搞笑的風格而著稱) 洋基幾乎全隊都上了這個節目. 我的
意思是連Steve Whitaker 都被邀請了, 而我, 能言善道, 風趣, 在鏡頭前從來不感到
緊張的Jim Bouton, 從來沒被邀請過. 你說呢?
不過嗯, 今年, 事情可不一樣了. 我要成為全新的Bouton!
- 至少維持到我贏了幾場比賽之後, 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