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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ionysus (因信稱義) 看板: Warfare
標題: [討論]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反共防左一甲子
時間: Tue Jul 9 10:54:35 2013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反共防左一甲子》
(兼評郝柏村戰史著作《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
近日來拜讀王明珂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擇》一書，王明珂先生透過引介前蘇
聯學者於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間針對中亞尚存游牧部族研究的進一步理論分析
的架構，提出了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這組相對名詞來說明漢代匈奴在生態經濟壓
力下（歷史本相）必須以南下牧馬或者歸降互市等方式取得長城線以南資源的政
治行動（歷史表相），然而，有趣的是，王明珂先生即使閱讀與參考了前蘇聯學
者的研究與論述，卻仍然在著作時刻意地避免使用以生產方式做為歷史底層結構
(base) 和以政治和文化做為歷史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 這組較廣為人
知但具有馬克思主義方法學色彩的相對名詞，令人不由得感受到台灣大歷史的複
雜過往依舊形塑了做為較年輕學者的王明珂先生的思維和論述。
無獨有偶地，本人前些日子拜讀郝柏村先生所著《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
- 1949》一書，一方面感到欽佩，自從國府兵敗東渡以來，這是首位曾參與國
府大陸時期軍事的高階將領終於能夠突破國府遷台以來對於國共內戰成敗因素諱
莫如深的高度禁忌，透過蔣中正日記的解讀試圖誠實地檢討和面對國府在抗戰勝
利後的短短四年間面臨軍政經全面崩潰的種種國府中樞軍政失策，而不再過於簡
單卻逃避責任地全都歸咎馬歇爾調停、中共煽動群眾、中共潛伏間諜或者國府內
部地方派系對蔣掣肘，但另方面，卻也在字裡行間讀到一位外省籍國府軍政要員
對於中共有著強烈的不安與排拒心理。
郝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中共的資料，均有意無意間更動了其字句，照理說郝
先生讀過相關資料原文，著書時即應該會直接引用原文，即使記不得也應該會再
去查證才是，其脫誤顯非單純的文字書寫上的錯誤，而可能有更深層的對中共相
關資料的排拒心理作祟。
郝先生提及中共的運動戰策略時提及中共策略是「存人失地，有人有地，存
地失人，人地皆無」，但原文應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郝先生提及中共自三灣改編以降的軍紀要求是「三項紀律、八個指示」，但
原文應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郝先生提及中共因應國府自國統區調集大軍
對中共解放區的進攻而採取「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的策略，但實則是中共
在瓦解國府大軍在內戰初期對中共解放區的多次進攻而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後，為
遏止國府不斷調集大軍進攻中共解放區造成社會經濟的廣泛破壞，即使被中共解
放軍擊退但國府卻能自未受戰爭破壞的國統區重新徵集大軍反覆進攻與破壞，乃
採取強渡黃河與挺進大別山的「把戰火燒向國統區」策略。
除了單純的引用錯誤，郝先生有些引用錯誤之處搭配其書中論述，似乎也對
於中共之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之處，例如，郝先生提及中共對國府軍採取「阻
援打點」策略，但原文應是「圍點打援」，而在此點上郝先生似乎不只是單純引
用錯誤，甚至可能誤解了中共的運動戰戰略思維而以為其重點在「打點」，實則
粟裕的「圍點打援」的核心概念應在於「打援」而非「圍點」，也就是透過圍點
吸引其他國府部隊救援，從而打亂國府大軍對中共解放區的攻勢部署作戰計畫，
並使中共野戰軍得以擺脫國府大軍的尾追聚殲並進而相機奪取戰場主動，在此郝
先生似乎受限於國府正規軍參謀作戰訓練的較僵化思維，依然過於側重對城市與
交通據點的點與線的爭奪而對於中共的運動戰靈活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
再者，郝先生雖甘冒大不諱而著書討論國共內戰時國府中樞軍政決策不當之
處，但似乎仍有些許「為尊者諱」的情況，例如，郝先生在書中提及國府中最重
要的中共地下黨人乃桂系白崇禧所推薦的劉斐並以此為蔣中正來台後軟禁白崇禧
開脫，但實則劉斐乃由真正關鍵的中共地下黨人郭汝槐所舉發以自保，而郭汝槐
乃是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愛將，蔣中正直到在大陸時期最後一戰的川西決戰時才
因其在宜賓陣前起義而驚覺，似有識人不明以及對部屬的個人感召力與領袖魅力
不足之處。
最後，郝先生對於為何國府在抗戰時能夠得到人民主動支持但內戰時卻連幫
部隊帶路的人都找不到僅以蔣中正與國府軍「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一筆帶過
，認為國府大軍進攻中共自抗戰時起便長期經營的蘇北山東老區無法獲得支援乃
因中共長期經營與控制群眾，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內戰中期才建立的大別山一帶二
十多個中共縣級政府仍然能夠在中野劉鄧大軍轉戰他地後仍然因為推動土地改革
等措施爭取群眾支持而能夠繼續維持住，更無法解釋抗戰時國共在華北等淪陷區
敵後根據地時相摩擦，但結果往往是推動土地改革的中共游擊隊趕走了由地主軍
紳勢力組織的國府游擊隊，而「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的輕描淡寫，卻避開了
一些極尷尬的事實，像是國府大軍攻入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老區時，便不顧蔣中正
要求承認中共自抗戰時期以降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
地主還鄉團」，這些抗戰時逃亡大西南的地主土地往往早已被中共和當地民眾土
改分配了，他們還鄉時不但依恃國府軍隊和自組民兵團奪回土地，為了報復土改
分田更對參與土改的許多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
改的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
地將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
便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
分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郝先生的一句「未能掌握戰爭的
社會面」，實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許多貧苦民眾的苦難故事。
郝先生書中諸如此類的值得討論之處頗多，本文主題既非對郝先生著作評釋
或勘誤，便不一一詳述，然而，郝先生書中讀來，仍然對於中共有著許多未說出
口卻表露無遺的排拒心理，甚至不願承認1949年以前中共在組織和政策上相較於
當時的國府有其優點與過人之處才使民心向背。
同樣地，馬英九總統多次提及國府軍乃抗戰唯一主力，無可否認的是，國府
在對日抗戰中擔負正面戰場的重任並承受日軍主力部隊猛烈攻擊，其死傷慘重而
將領級陣亡者兩百餘人，自然對於中國的對日抗戰和全球反日本帝國主義同盟國
的勝利居功厥偉，但若認為國府軍乃是中國唯一的抗戰主力，便是無視於在珍珠
港事變前，全球僅蘇聯願意提供國府軍火等軍事援助，原因是為了不在歐陸和西
伯利亞腹背受敵，希望中國分散日本力量而使其無法分身進攻蘇聯，由於中共經
國府自清黨後多年軍事剿共而力量薄弱，蘇聯於是成為珍珠港事變前唯一願意提
供國府軍事援助的國家，無視於蔣中正原本根據其對日本軍方思維的理解而期待
淞滬會戰粉碎日軍三月亡華幻夢後日軍會停戰退讓而讓其有充分時間安內攘外和
建立更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以與日本相抗，及至淞滬一役折損國府中央軍幾乎全部
的包括新裝備的德制師在內的主力精銳部隊後，南京失守後國府中樞撤退至武漢
時蔣中正提出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乃是閱讀毛澤東在國共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所提供的《論持久戰》後的思維轉變，也無視於中共游擊隊
在華北襲擊偽軍和交通補給要點對於日軍主力部隊的強大牽制作用，甚至迫使日
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調集大軍採取「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試圖掃蕩
華北共黨游擊隊。惟由此可見，馬英九總統本人對於中共有其排拒與防衛的心理
，並未因個人家族為1949年後自大陸撤退來台者就對於中共與中國大陸全無戒心
，甚至毋寧是更具戒心。
此外，台灣不分藍綠諸多論者將許多中國大陸當下的不合理現象全歸諸中共
政權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忽略了更廣泛的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脈絡。例如，中共在
西藏與新疆等較有獨立意識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較在其他不具獨立意識的少數
民族地區的政策來得強硬許多，不少甚至與當代少數民族權利思潮有所扞格而固
然有其值得檢討之處，但中國自秦漢以降歷代針對少數民族的邊政向來就強調「
移民實邊」以壓抑少數民族防範邊患再起而危及華夏政權穩定；中國大陸現在的
勞動權等人權固然有值得檢討與進步之處，但英國、德國等工業國家的勞動權也
不是一日而達到今日的水準，英國早年的煤礦坑便有許多身材較小而便於在坑道
中工作的童工；中國大陸的商品品質管制較差而不時出現所謂的黑心商品，固然
應該敦促其儘速改善品質管制法規與執法機制以免危害中國大陸國民以及其出口
國國民的健康，但各國工業發展均曾經歷山寨品乃至黑心商品等品質較差的階段
，戰後七○年代許多美國電影便曾取笑日本車一撞一壓就全毀，而台灣早年也曾被
稱為仿冒王國，而事實上，做為英國工業革命起始的紡織工業的發展，最初的目
的便是為大量生產華美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的廉價仿冒品；中國大陸為了經濟
發展以及由於過去的威權餘威，許多國內政策採取較為專制的手段像是三峽工程
的沿江居民遷徙，然而，由農業封建主義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中
往往會經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以為經濟發展掃平障礙，根據布勞
岱爾等人的研究，英國便幾乎是犧牲了兩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
才完成工業革命，然後才因城市工人階級權利意識的萌生而回過頭來改善勞動者
的生活水準與勞動條件，不難想像中間兩代人的工業化過程之痛苦，其間產生的
回歸美好過往田園生活的想像或者貧苦民眾要求改善生活水準與反抗壓迫的暴動
便是透過絕對主義國家的壓制才得以維持工業化進程的持續，中共的威權統治當
然應該要追求改革，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也絕對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但衡諸世界
歷史，似乎「告別革命」而追求體制內的抗爭與漸進改革才不會再度陷入反覆革
命血腥鬥爭而使人民生活更為辛苦、國家發展更為遲滯的可怕困境，畢竟，革命
成功者往往相信自己有天命或者相信其為人民流血犧牲奉獻因而值得人民為其犧
牲奉獻，小者貪污腐敗、大者殺人盈野而猶自以為理由正當，同盟會革命後的大
陸時期國民黨如此，所謂解放之後的共產黨亦復如是。
為什麼台灣不分藍綠不分族群的人群，對於中共總是有著一種特殊的排拒情
結呢？主要的原因便是台灣自日據時代直到解除戒嚴之前統治者長年的反共防左
血腥鎮壓。
一戰之後的經濟復甦榮景在日本造就了大正民主時期較寬鬆的政治文化，對
於自由派和左翼運動的管制相對有所放寬，在殖民地台灣也是如此，因而造就了
蔣渭水所組建的台灣民眾黨竟然能夠在殖民統治下組織結社而代表台民發聲，連
溫卿和林獻堂還能進一步為了左右路線問題進行辯論，甚至台灣共產黨雖不合法
但仍以各種形式組織參與各地農民組合，左翼人士被補審判時尚且有日本辯護士
來台為其辯護，可謂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手段最溫和的時期，然而好景不常，不旋
踵世界經濟因1929年起的大恐慌而再度陷入周期性的低潮，日本明治憲法內在的
軍國主義缺陷浮現，例如，明治憲法規定軍部獨立於內閣之外而直屬天皇，於是
當軍方對於組閣黨派的政策不滿時便可以透過不提出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名單等
方式便其組閣失敗，加上日本經濟持續工業化使得以舊時代武士和較低階土地菁
英為首的少壯派軍官的社會地位降低而日趨激進，屢屢對日本首相和閣員發動暗
殺，日本終究走向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之路以緩和內部階級矛盾並鞏固增進既有
統治階級的權力，在日本國內鎮壓了包括德田球一等左翼勢力和自由派勢力，在
殖民地台灣也長期關押台共的謝雪紅等人並迫使包括台灣民眾黨在內的台民組織
結社解散或者改為殖民者喉舌。
戰後，沿續抗戰時國共合作的氣氛使得包括謝雪紅和中共省工委等左翼勢力
恢復活動，但隨著國共和談的破裂和全面內戰的爆發，國府擴大對左翼勢力的血
腥鎮壓而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乃至於只是參加左翼讀書會
的青年均無辜被牽連而成為恐共反共鎮壓中的犧牲者，而隨著國府在內戰中全面
失利播遷來台，蔣中正雖然後悔莫及地認知到對共鬥爭不能採取單純只用軍事武
力進剿的方式而應該「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對於可能存在潛伏共諜的強烈
恐共症心理想像仍使其發動了對於任何可能具有左翼傾向各族群人士均不論思想
或行動均一律血腥鎮壓的白色恐怖，其中又以自大陸撤退來台而可能在大陸時與
共黨相關人士有所接觸的外省籍人士往往最容易成為反共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白
色恐怖之下，使用紅筆書寫成為一種荒謬的禁忌，孔德哲學批判的學術考題成為
暗示主張批孔的文字獄，連Mark Twain和Max Weber都成為出版品審查時可能
被找麻煩的關鍵字。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期間一甲子的反共防左，使得台灣失去了理性討論公
共議題的另一種異議聲音，也造就了上述包括王明珂、郝柏村和馬英九等台灣各
界菁英人物在思想行動乃至於遣詞用字上說不出口卻無所不在的小警總。然而，
也正因為一甲子反共防左的自我思想檢查，台灣不論任何族群人士對於中共政權
均有著相當的排拒戒心，其中可能又以家族往往為大陸地主望族而有親人在中共
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殺害的外省籍人士對中共政權的戒心最強，因
而，指控外省籍政治菁英可能「寧予外人、不予家奴」而可能在與中共接觸談判
時任意出賣台灣利益，有如指控一個人可能會與其殺父或者殺叔仇人成為最佳拍
檔一樣地不合邏輯。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除了思想上的陰影，也造成許多各族群台灣人民永難磨滅
的苦痛。然而，後冷戰時期再度崛起復興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毛派的共產中國，
面對新的兩岸格局與實力對比，許多因素實乃並非操之於台灣內部政治與民意思
維變化的給定的外在因素，像是華府與北京對於各自在東亞地區戰略利益的追求
與折衝，過度地在台灣內部以具有排他性的手段試圖完全整合愛台灣民意力量的
內在因素變化以追求台灣的國際地位，其實對於主要由外界力量折衝決定的台灣
國際參與問題並沒有實際的幫助。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遺留了太多的傷痛，而唯有透過更多的理解與更多對歷史
情境的爬梳，才能夠在傷痛之餘，給台灣社會一個撫平傷口的可能，也才有可能
團結奮鬥追求一個共同的未來。
以上整理本人對於台灣近現代史與未來走向的一點初步的個人看法，錯誤疏
漏之處在所難免，還望方家指教。
原文轉載自原PO部落格文章《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反共防左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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