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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古人論世多喜歡「回向三代」，容易緬懷聖賢君王在位時的美好時光，那反映
的是一種退化史觀。相較之下，今人更常「前瞻未來」，對未來提出若干設想、計畫，這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使然。
但要對未來做出規劃，而又避免流於空談，就得伴隨對現況的理解。對現況盤點、掌握得
越充分，越有可能提出切中時弊的計畫。以下想通過介紹兩位曾經、或正在試著清點台灣
社會並提出未來計畫的作者，談一點有關未來台灣的想像。
范疇
首先是范疇。據他自稱本是一位「連續創業家」，約四、五年前不知因何契機，改行當起
了作家。迄今他已出版了《臺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大拋錨！中國號超級
巴士駛向何方？》、《台灣會不會死？》、《與中國無關》共五本書，多半以他在報紙、
網路刊登的文章彙整而成。扣除《大拋錨》是專講中共內部政治鬥爭的問題外，其他四本
的主題皆以台灣、中國及兩者的關係為主。至今年的《與中國無關》出版之際，他開始引
起較多注意，但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其實已在《臺灣是誰的？》、《台灣會不會死？》二書
中呈現，新追加的部分或許在宣傳上的意義較大(例如他提到中共最高領導階層中，有人
特別注意他的觀點等等)。
范疇對台灣未來的想像，立基在他對台灣社會病徵的精準診斷之上。具體來說包含三個主
要病症，即：封閉病、中國病和主權病。什麼是封閉病呢？他指的是台灣早期以來的歷史
，無論外來統治者是誰，始終都侷限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之中，因此局限了自己的視野。至
於中國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中國病」指的是一個斷代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存在中國傳統內，
至今猶然作用於台灣、大陸、港澳的惡質症狀。這些惡質傳統慣性，猶如躲在人們
意識深處的幽靈，時時宰控著人們的判斷及行為。《台灣會不會死？》，頁92
中國病是一種千年積聚的政治生活經驗、經濟生活經驗，早在共產黨、國民黨出現
以前，它就沉澱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行為和反應之中。《台灣會不會死？》，頁94
所謂的「中國病」並不神祕抽象，它有個常識性的範圍，那就是在中華文化圈內，
大家看了都不爽、或者自己做了但深夜捫心自問感到不安的事，就是中國病。《台
灣會不會死？》，頁96
照這樣看，中國病指的是一種中國社會長期積累下來的惡習。但又不僅止於此。若問這種
惡習究竟是從何處產生的？范疇會告訴你，這是來自中國式的「官僚體制」所造成的。這
種官僚體制有別於西方科層制度的特色，在於「朝廷」和「老百姓」的關係及其思維。中
國自古有所謂「生民論」，講的是老百姓們生來無法自治自理，因此上天派來賢明的聖人
代天治理，由聖人制定一套老百姓們可以接受的規則，排解糾紛，並且照顧老百姓的衣食
生活。這種思維在歷史上最明顯的作用，就是中國的國家隨著時代越往後，它插手社會的
範圍就越深、越廣。這種模式被國民黨帶到台灣來之後，輔以日本殖民統治機構的基礎，
形成了當代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特色。最常見的例子就是稱某市長為某市的大家長，明
明沒有血緣關係，卻要以家的形式模擬，背後隱含的正是家長有照顧家人義務的特色，這
與傳統的生民論一脈相承。
封閉病和中國病兩者雖不同，但有相近之處，主權病則是另一問題。范疇認為台灣和中國
都患有所謂主權病：
在台灣，主權病就是一種因為拿不到身份證就自我貶低身分的心理疾病；在中國，
主權病就是一種已經有了身分證而還以為自己的身分證缺了一半而滿大街尋找那「
失去的一半」的心理強迫症。《台灣會不會死？》，頁192
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將台灣和中國比喻為一種「病友關係」，引起這種病症的根源來自西
歐17世紀時創立的「西伐利亞體系」，導致台灣、中國都深陷泥沼難以自拔，他認為這一
對病友同樣都有待治療。
指出這三種病徵的范疇，他開出了什麼藥方？這可以從他〈30年後的3種台灣〉這篇文章
中窺見端倪。他藉由假想的新政黨提出十四條綱領，其核心精神就是縮減政府組織、減少
政府管控的範圍，並在社會各層面嚴格落實公司治理的方式及精神。強調公平正義者可能
以為這種新自由主義式的思維，不值一駁，但范疇給予的回答倒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認為
在台灣(中國更嚴重)只有「權本主義」，因而也只有在「權本主義」下的資本現象，根本
還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資本主義，因此當然也談不上什麼「資本主義帶來的弊病」。
這使我想起人類學者張光直先生的觀點。他指出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形成具有不同的路徑，
有別於西方的雅典是以生產力(技術)的提升，實現積累財富、形成文明的路徑，中國則是
運用政治性的權力，走向積累財富形成文明的路徑。范疇講的這套，是不是與所謂政治權
力(而非市場、資本)積累財富的方式很像呢？或者更單純些，只要回想整理一下今年以來
檯面上可見的大小政商勾結弊案，也就不難理解了。
楊照
讀范疇至一個段落，總覺似曾相似。終於回想起來，才意識到他的主張、建議與楊照在《
十年後的台灣》一書的看法，若合符節。楊照是在2005年出版這本書的。當時他分別寫下
了好、壞兩種不同版本的「2015年」預測，他以為要朝向壞的發展很容易，只要什麼都不
做就行；但若要朝好的方向發展，那麼勢必得要經過一番規畫，並從現在就開始執行。怎
麼規劃？這一樣有賴於對現狀的判斷。在2005年那個時間點，楊照對台灣社會未來發展最
大病徵的診斷結果是：
我在書中特別要強調的，是我認為台灣最大的危機不在於中共武力犯台，而在於快
速地從全球化世界體系中被邊緣化。《十年後的台灣》，頁16
他在當時已經看到，中國崛起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深
、越來越複雜，台灣如果持續採取抵禦中國的立場，無形之中也會導致台灣和世界經濟體
系的疏離，從而使台灣喪失真正能夠抵擋中國統戰的籌碼，這是台灣可能面臨的最大弔詭
之處。面對這種可能產生的困境，他在書中提出的主要對策是：
阻擋住將台灣封閉起來的趨勢。努力將台灣拉在世界網絡之內，不要向邊緣孤立情
境流離出去。保存台灣好不容易擁有的多元異質性，拒絕一元同質的壓迫性力量。
這是《十年後的台灣》貫串全書的主要三大用心。《十年後的台灣》，頁21
這裡提到的封閉、邊緣化，正與范疇所講的封閉病如出一轍。不僅如此，對於政府和民間
關係的調整方向，他也和范疇的主張一致(或者應反過來說，范疇和他一致才對)：
重組一個國家，對我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步，既不是宣布主權獨立，也不是國號國
旗國歌，而是安排好政府與民間的比例分量，很簡單，政府必須再退，民間必須更
自主。《十年後的台灣》，頁250
儘管主張一致，但來由不同。范疇對台灣社會中國病的深刻觀察，或許來自他的生活經歷
、從商經驗等等，不得而知。但楊照卻另有一個契機。在他擔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時
，有位外國來訪的媒體主管，聽完楊照介紹「國家正常化」的政策主張後，點出了作為一
位外部者的觀察。那位主管指出，台灣其實還是一個政府大、民間小的格局，相對於政府
強大且廣泛的深入滲透，看似富有活力的民間其實相當缺乏主動性。民間只是被政治組織
的材料而已。這件事給了楊照很深的啟發，也促使他隨後提出應該發展NGO的主張。
整體地看，楊照認為台灣最大的危機就是從世界體系中疏離、被邊緣化，但面對中國的打
壓，政治性的談判與接觸仍應保持適當、謹慎的距離，因此非官方的民間組織，就是可以
用力發揮之處。如果能藉著民間組織的力量，強化台灣與世界經濟體系的連結，那麼也就
能降低台灣遭到邊緣化的風險。這是楊照針對他觀察到的病徵，所開出的藥方之一。
范疇並沒有特別強調NGO這點，倒是學者吳介民提出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指出在「跨
海峽政商聯盟」夾擊之下，應該強化台灣、中國彼此民間社會之間的接觸，唯有增進對彼
此的瞭解，才是突破既有框架的出路。這個主張可說恰好呼應了楊照的想法。
未來一直來、一直來…
范疇和楊照，若就檯面上紀錄來看，似乎沒有什麼淵源，但是在評估台灣社會的問題並尋
求解決之道時，卻提出了十分相近的主張。若歸結這主張，即對外必須強化台灣與世界經
濟體系的連結(打破封閉性)，對內則應該要以精簡、合理化政府組織為手段，達到「去中
國化」之實(打破中國病)。儘管兩人在若干面向上的著重點有些不同(例如，范疇更傾向
於保留「未來一個中國」的空間，楊照對中國官方的態度則比較謹慎)，但總地來說不會
離此二者太遠。
關於中國病。近來吵得兇猛的十二年國教問題，看到網路上不少言論，都主張真正該先改
掉的是台灣家長們的心態。我對此不敢苟同。理由是，家長希望子女好的心態，就算不是
普世皆然、本也無可厚非，重點是這種心態被放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與文化環境中，使
得它必須採取這種手段才能達成目標。假若在美國，一位望子成龍的父親，他的選擇大概
不會是要求小孩從5歲起就上才藝補習班，而會是要他從5歲起就在公園裡擺攤，學習如何
討價還價。換作在台灣，可能就要引來路人同情(而非讚賞)的目光了。台灣的教育體制就
是「The ladder of success」的現代翻版，是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機制扣合在一起的，猶
如政府作為主要資源、權力的分配者一樣。在這種環境下，不改變體制、組織或制度，而
要求改變家長的心態，怎麼可能實現？
關於封閉病。在廉價機票、打工遊學(乃至被迫出國謀職)盛行的今天，恐怕有人有不少異
議。確實，出國變得比過去更加容易頻繁，已經使台灣人接觸異質社會文化的可能性大增
，和過去相當不同，更不用說網路普及，早已成為一般人迅速汲取來自世界各地資訊的主
要管道。只不過，我們如何從旅遊、遊學這種表面停駐的層次，提升到對其他文化的深刻
認識，這中間其實還有很大一段路要走。或許是有感於此，所以楊照近年來不斷開設各種
經典著作的導讀課程，稱得上是功德一件。另一方面，從台灣整體層次來講，如何面對一
個「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糾纏在一起」的世界舞台，提出一套符合台灣長期利益且具可執
行性的劇本，不得不說在這方面仍然缺乏充分討論。范疇以「自由電子」為喻，認為台灣
應該拋棄主權病的思維，讓自己成為「後主權時代」領先世界的先鋒。這個想法雖有意思
，問題是當今全世界恐怕除了歐盟以外，要想過渡到「後主權時代」，還真不知哪來的契
機、背景才有辦法實現？況且，假若台灣率先放棄主權、而對(敵)方卻不放棄時，這種情
況又該如何應對？重新宣示一次再拿回來嗎？
以上想說的是，中國病也好，封閉病、主權病也罷，他們對於台灣社會弊病的觀察其實是
有道理而且有意義的。然而，好比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世界精準的預測、和他開出的解藥之
間的落差，究竟該如何克服問題，恐怕還有探討的餘地。身為一位讀者，我由衷感謝兩位
道出我想講卻講不清楚的話，同時也為自己想開解藥卻開不出好藥方感到汗顏。
除此之外，兩者主張的相似，總覺得還令人有些感慨。因為，一本將近十年前出版的書，
書中的核心主張以更加細緻的分析、換一個人再說一遍，竟然還能得到注意，這簡直就像
是在說，這十年當中台灣社會根本沒有太多長進。問題仍然是問題，且還有惡化的趨勢。
所幸，只要地球沒有毀滅，未來還是會一直來、一直來。預測未來的書，也還是能持續不
斷地出版下去，儘管他們總是會告訴你：不久的將來就是決定命運的關鍵分水嶺云云。柳
暗花明又一村，希望這個分水嶺過了，我們還會有下一個、再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