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談全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現代性 (點計數：101)
作者：西方學人 http://www.pen123.net.cn 2003-5-13 10:15:14 士柏咨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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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談全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現代性【 譯 者 】沈紅文【 正 文 】
澳大利亞《論題十一》雜志2000年1月號（總第63期）發表了約翰‧P.阿納森與德國
著名學者于爾根‧哈貝馬斯的訪談錄，文中論述了全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現代性的多樣
性等問題。現將這篇訪談錄摘譯如下。
阿納森：你總的來說似乎與那些積極擁護全球化理論的人站在一起，認為只有在全球
的框架內才能找到一種激進的政策來代替目前占統治地位的政策。然而，一些持批判態度
的分析家特別是大衛‧赫爾德(David Held)和他的同事們指出，一些廣為流傳的意識形態
誇大了全球化的新奇性，而忽略了正在進行中的全球變革的內在矛盾，並且把全球發展的
推動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過于簡單化。我們難道不能把全球主義看成是一種非常有效
地限制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的新的意識形態體系？批判理論的傳統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
闡明這種新意識形態的來源和作用？
哈貝馬斯：在許多情況下，全球主義確實起到一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從來沒有一個知
識團體像芝加哥學派那樣對世界各國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在經合組織成員
國中，幾乎沒有一個政府拒絕採用放松管制的做法，特別是放松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並
降低稅收，平衡公共收支和削減福利國家規章制度。這一攬子做法被兜售給廣大群眾，理
由是，來自全球競爭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壓力使我們別無選擇。所謂市場壓力不可逃避的說
法不僅使人們無法採取對抗行動，而且使人們沒有勇氣維持現有的政治幹預能力，在這一
點上，我們可以說新自自主義思想的影響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暗暗地把民主的立憲主義簡化為貫徹經濟自由。用生產者和消費
者的私人自治來代替公民的政治自治，同時，用放松市場管制來代替政治控制。不僅贏家
和輸家的機會結構日益不均等，而且參與游戲的人和不再參與游戲的人──那些被邊緣化
了的和多余的人──的實際生活狀況也日益懸殊。
與此同時，一種新的心態正在傳播。在古代帝國，那些不識字的廣大農民建立在宗教
基礎上的宿命論滲透到他們整個程式化了的生活中；而當今，那群年輕的、生氣勃勃、充
滿活力和受過良好教育的理性選擇者所持的也是一種世俗的宿命論，這是一種流動的、高
度個體化的、然而卻是只關心個人的生活方式的宿命論，它助長的是對必然不斷變化的市
場力量所造成的不測事件的虔敬態度，而人們的選擇就建立在這種態度之上。
然而，我們至少有三個理由不贊成去複活舊的意識形態批判。從某種程度上說，目前
的形勢是非常透明的，第一，每個人想必都明白，最近──或者是一段時間以來──跨國
貿易、直接投資和資本流動的加速是一些政治協議的預期結果，這些政治協議──通過關
貿總協定幾個回合的談判──導致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為代表的經濟體系的建立。第二，這意味著，全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實際上我
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結構有從國際的向超國家的結構轉變的傾向。我讀過大衛‧赫爾德
及其合作者最近的著作，他們支持這樣的觀點，即我們應該嚴肅認真地對待走向全球化的
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趨勢。第三，舊的意識形態批判的規範性標准已經不再被認為是
理所當然的了。自18世紀晚期以來，西方自己標榜的道德的和實踐的標准──平等主義的
普世主義受到后現代自由主義者和舊的保守派的攻擊。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批判的解構
，而是建構性的努力，而左翼──如果還有左翼的話──還沒有准備好這麼做。我呼籲的
是將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理論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視角，以適應和對付全球化進程中出現
的令人失望的結果。我贊成霍布斯鮑姆關于不可能在超國家層面上重建金錢和社會團結之
間的平衡的看法。
阿納森：一些作者越來越意識到現代世界的多樣性，于是他們開始談“多樣性的現代
性”或“現代性的多樣性”。在你的《交往行為理論》一書中，你建立了一個有關現代化
的兩種主要模式的模型，但你對偏離了這兩種模式的發展道路的評論可以看作是開啟了一
種更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你現在是否打算對這個問題重新進行研究？
哈貝馬斯：多樣性的現代性的觀念確實具有吸引力。我認為，我們在社會發展的某些
方面會比在文化領域看到更多的趨同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看到，尤其是在西方社
會中諸如貿易和生產、交通和通訊、公共教育、城市化等基礎結構方面存在著趨同性。甚
至連階級和家庭結構的變化也遵循著同樣的模式。但各民族社會仍具有富于表現力的特點
，還保存著自己明顯的特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跟以前一樣，明顯地顯示出民族
歷史、特殊的語言和傳統的特征。文化多元性不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它還從整體上決定和
影響著一個民族的制度框架。
一種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新方法──幾年前由J.R.霍林斯沃斯(J.R.Hollingsworth)和
R.博耶(R.Boyer)編輯出版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文集《當代資本主義》
(Contemporary Capitalism)就是一個代表，它研究的重點是各國多種多樣的處理國內經
濟問題的方法。盡管面臨全球化，但民族傳統和背景似乎仍然對企業的組織、勞動制度、
競爭的方式和金融體系等產生巨大影響。我們近年來面臨很大壓力的“萊茵資本主義”模
式只是正在制度化的市場模式中存在的地區差異的一個例子，──一個西方資本主義範式
內部存在差異的例子。而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就更大了。對美國和日本經濟的背景的比較
只是一種不同文化間的比較研究的開端，這種研究已經迅速擴大到其他領域。
《交往行為理論》仍然以這樣一種沒有言明的假設為指導，即民族社會，這種觀點自
然已經受到挑戰。從德國的情況來看，后民族格局的重要性表現得很清楚。緊迫的問題不
是產生于內部，而是產生于外部的挑戰，即如何適應變化中的全球形勢和各國政府政治的
歐洲化問題。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將會決定未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