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整理了自己去年在板上回應「關於夏伊勒的法國陷落」的那兩篇文，並在重新
潤飾和添加內容後，將其改成一篇書評，並投稿到轉角國際上。而由於此篇書評的誕生
，是源自當年在戰史版上，看到有人在詢問關於此書的評價問題。所以在承蒙轉角國際
刊出本文之後，遂決定將拙作再次貼在戰史版，以饗戰史同好。
（當然如果有版友能提供指教互相切磋，也是不勝感激）
※含插圖的原文已刊載於轉角國際：http://goo.gl/jHjZHo
（如有違反版規煩請告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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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崛起與慕尼黑會議
正當法國為了意識形態分裂而鬧得不可開交時，其強鄰德國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納
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並很快肅清異己、鞏固權力。在希特勒的帶領下，
這個人口近乎法國兩倍、工業生產能力更勝一籌的國家，其對外政策正日趨軍事化與極端
化。納粹德國首先於1933年底退出了國際聯盟，開始大肆擴張軍備，又在1936年公然違反
《凡爾賽條約》，派兵佔據了萊茵蘭非軍事區，並參與西班牙內戰，接著更在1938年，「
合併」了鄰國奧地利。
由於前述作為皆未引起西方盟國的激烈反抗，食髓知味的德國很快地將目標轉向捷克斯洛
伐克，宣稱其境內蘇台德區（Sudetenland）的主權，最終促成了惡名昭彰的慕尼黑會議
。
對於不友善強鄰的崛起，隔著萊茵河相望的法國並非全然無感。然而憂心忡忡的法國人對
於應該用甚麼樣的態度來回應德國的崛起，卻莫衷一是。由於上次大戰在人命與財產上的
慘重損失，法國民間瀰漫著反戰情緒。先前遭受人民陣線打壓的極右派人士，開始唱衰議
會民主、主張效法希特勒的方式重整法國；勢力龐大的保守右派人士，則提倡德法友好，
希望能藉此來圍堵他們眼中有可能席捲歐洲的共產主義；至左派當中，與法國共產黨決裂
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則多半擁抱和平主義，至於共產黨雖然主張對德國採取激進手段，但
是他們的路線與莫斯科太過一致，早在西班牙內戰時，就已不得多數法國人的信任。至於
其他意識到納粹崛起可能成為大問題的有識之士，則發覺自身勢單力孤。
而導致法國難以有所作為的原因，除了此種社會內部因素外，尚有外部因素，也就是其重
要盟邦大英帝國的態度。前次大戰的經驗使法國人認識到，如果沒辦法獲得英國的鼎力支
持，法國將難以單獨對抗德國的挑戰。
然而，令情況雪上加霜的是，1930年代的英國，對外正奉行著綏靖主義（appeasement，
或稱姑息主義），其討好德國的程度，比起法國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樣的情境下
，法國也只得跟著對崛起中的德國採取綏靖主義。
法國的態度，將在隨後到來的慕尼黑會議中，遭到極大的考驗。
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紐倫堡閱兵的演說上，指控捷克共和國迫害蘇台德區的日耳曼
人，並要求捷克政府賦予這群人自決權，讓他們能夠回歸德國。
隔天，受到演說煽動的部分蘇台德區居民，在德國的暗中支持下發動武裝起義。捷克政府
隨即宣布戒嚴，並派遣軍隊前往蘇台德區弭平叛亂。衝突造成數十人死亡與數百人受傷，
歐洲的緊張情勢瞬間升高，德國秘密動員準備入侵捷克，而與捷克訂有互保協議的法國，
也發布了部分動員令、開始召集後備軍人。眼看雙方已箭在弦上，大戰似乎一觸即發。就
在這個節骨眼，納粹德國透過義大利從中「協調」，向深恐戰爭爆發的西方盟國遞出了「
友善的提議」，四國領袖遂在慕尼黑召開了商討蘇台德區命運的會議。
事後來看，當時的緊張局勢有如「膽小鬼遊戲」：一邊是亟欲擴張且無懼戰爭的納粹德國
，另一邊則是極力避戰的西方民主國家。希特勒大膽地下注，賭英法兩國會為了避免戰爭
，放棄履行他們對捷克政府的約定，而他賭贏了。
儘管法國總理達拉第曾經如此公開呼籲：
「今天捷克受威脅，明天就輪到波蘭與羅馬尼亞，德國取得所需的石油、小麥後，就會向
西攻擊。當然，我們必須更加努力避免戰爭，但唯一的方法就是英、法團結，阻止布拉格
再讓步，同時宣布英、法將捍衛捷克的獨立。反之，若西方強權再次屈從，只會使欲避免
的戰爭加速爆發。」
然而，在國內反戰聲浪高漲，與同樣想避免戰爭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堅持下，達拉第本人也
沒能堅持住原先的強硬立場。慕尼黑會議的結果，正是西方強權再次屈從於納粹德國的要
求下，簽署協定將蘇台德區交給德國。達拉第不幸地一語成讖。
諷刺的是，當慕尼黑會議的結果傳到法國時，分裂的法國卻展現了空前的團結，國內媒體
不分黨派皆對《慕尼黑協定》額手稱慶。「我們避掉了戰爭，躲過了災禍。」人民陣線的
領袖萊昂‧布姆魯（Léon Blum）在左派報紙《人民報》上評論道：「人人都能重返工作
岡位，再度安眠。」右派報紙同樣也沉浸在贏得和平的喜悅中，巴黎最大報《小巴黎人》
報甚至寫道：「《慕尼黑協定》是法國高超堅定的外交策略所取得的成就。」
《慕尼黑協定》簽署時，夏伊勒正好待在巴黎，他批評道：「法國社會主義分子滿懷和平
主義，法國右派不是法西斯分子，就是失敗主義者。」或許是因為身為事件當下見證人的
身分，又或許是受到對綏靖主義大力批判的戰後政治氛圍影響，夏伊勒對於當年法國人的
決定，難以抱持同情式的理解。他用了近半本書的篇幅，描繪慕尼黑會議的始末，並大力
抨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夏伊勒認為，西方國家在最後關頭選擇了退縮，犧牲的將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中歐國
家，而是西方國家自身的道德勇氣，以及使西方國家失去了與蘇聯合作圍堵納粹德國的機
會。慕尼黑會議抹煞了西方盟國與蘇聯間僅存的互信，並使後者認知到與希特勒合作或許
更能確保其自身的利益。是以蘇聯很快就調整其外交政策，轉而與納粹德國達成了瓜分波
蘭的協議。
看在夏伊勒眼中，由於西方領袖的懦弱膽怯、不切實際，以及法國人民苟且偷安的心態，
慕尼黑會議將使法國在即將到來的二次世界大戰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夏伊勒最後寫
道：
慕尼黑協定「替法國（第三共和）敲了喪鐘。」
二戰爆發與奇怪的戰爭
和平主義的幻夢終究還是破碎了，而且還是被人狠狠地敲碎。慕尼黑協定的幾個月後，德
國就公然違反協定，吞併了孤立無援的捷克斯洛伐克，並將侵略目標轉往波蘭。自覺受騙
上當的西方盟國，此刻才開始想要尋求俄國人的幫助；然而，納粹早已搶先一步，與史達
林達成互不侵犯與瓜分東歐的協議。驚恐的法國政府明白戰爭已難以避免，只得跟著英國
一同保障波蘭獨立來亡羊補牢。
此舉再度撕裂法國社會，法國極右派與他們（或許有些荒謬）的新盟友共產黨極力反對，
希望「不計一切代價保住和平」，保守右派勢力則一分為二，猶豫不決。正如同夏伊勒所
觀察的，與前一次大戰爆發前的形勢相比，此刻的法國顯得「更虛弱、更分裂、更沒信心
。」
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兩天後，法國跟在盟友英國後頭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
大戰就此爆發。
從二戰爆發到隔年5月這段時間內，西方盟國除了曾短暫地對萊茵河彼端的敵人發起試探
性攻擊外，幾乎可以說是按兵不動。英國人稱這樣的情況為「假戰」，而法國人則稱之為
「怪戰」（Drôle de guerre）。前次大戰那種如屠宰場般的血腥壕溝戰並未發生，戰前
西方盟國十分擔憂的大規模空襲也並未到來。在山的另一頭，德國人按兵不動的原因很單
純，因為他們必須要優先解決東方的波蘭，以避免兩面作戰，然後再尋求合適的時機將矛
頭轉向西方。
然而，在山這一邊的法國，其按兵不動的原因就複雜許多。
儘管法國已經對德國宣戰，但是舉國上下仍有不少人存有僥倖心態。正如一位內閣閣員在
日記中指出的，「參戰的法國並不相信戰爭。」儘管戰爭預算案在國會內已獲得通過，但
仍然有政治人物在吵著宣戰合憲與否的問題；儘管已經參戰，但內部分裂的法國，卻遲遲
沒有辦法如上次大戰般，組成跨黨派的聯合政府；儘管已經參戰，但許多軍方與政府代表
人物一心想的，仍是如何避免殘酷的戰火燒到法國境內。
法國政府對自身的馬其諾防線寄予厚望，認為這座在戰前花費了大量國防預算與人力，在
德法邊界上所修築的史上最大要塞結構群，可以有效阻止德國人的入侵。後世有一些軍事
史家，將這種法國試圖將戰火阻絕在境外以求自保的心態稱之為「馬奇諾心態」
（Maginot mentality）。
當然，馬其諾防線並非沒有缺點。法國人自己也知道，這條法國版的萬里長城並不夠長，
它只涵蓋了法國與德國直接相接的領土，而沒有延伸到法國與中立國比利時的交界地帶。
然而，沒有參戰的比利時拒絕西方盟軍穿越自己的國界，深恐此舉將會破壞自身的中立而
激怒德國人。但是，法國人也沒有辦法在法、比邊界修築馬其諾般的防線，因為此舉將會
被視為拋棄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的舉動。
由於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便是從比利時這個地方攻進法國境內，是以法國軍方所想出的
應對之法，是把自己的精銳部隊放在法、比邊界處，一待德國炮製上次大戰的計畫入侵比
利時後，法軍便會將精銳投入比利時境內，與友軍一道將德國阻擋在法國領土之外。
毫無疑問，這樣的計畫將使得盟軍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只不過法國的決策者有很好的理由
說服自己這麼做。法國與德國不同，較晚才開始重整軍備，且本身的人力與天然資源也不
如德國豐富。如果要與德國打一場長期的消耗大戰，法國會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從其殖
民帝國和海外盟友集結到所需的資源與兵力。更何況，英法兩國也不願意主動破壞比利時
的中立。這些因素都加強了法國採取不主動攻擊德國、「決戰於境外」政策的誘因。
西線戰役與法國陷落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傾巢而出，對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與法國發
動閃電奇襲。接到命令的法軍精銳與英國遠征軍，立刻開拔前往低地國，準備執行策畫已
久的「迪爾計畫」（Dyle Plan），意圖將德軍主力阻截在法國境外。
一如法軍所計畫的，法軍在比利時境內碰上了德軍，但與法軍計畫不同的是，那些德軍並
不是敵方的進攻主力。與第一次大戰的計畫不同，納粹德國這次並未把主力放在比利時北
邊，反而是將主要進攻矛頭放在比利時南側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
而法軍這一個戰略誤算，直接導致德軍突破法軍防禦最薄弱的地方，進而迂迴繞到法軍主
力後方，形成包夾之勢。無論馬其諾防線再怎麼堅強，它的炮口終究是只能對準山的另一
頭，對來自背後的敵人，卻是一籌莫展。
如此戰略失當自然是法軍戰敗的主要因素，但如果法軍的危機應變處理得宜，或許還能來
得及重整旗鼓，再次擋下入侵國境的德國人，締造奇蹟。但這一回，「時間」並不站在法
國這邊。
時間，站在善用新科技的德軍這一邊。在戰場上，一切瞬息萬變，軍機怠慢不得，而在科
技日新月異的現代戰場上，這一點更加明顯。舉例來說，手錶的普及，正是源於歐洲各國
，為了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攻擊所需要的精準要求，而大量配發
給被動員的將士。然而，距離上次大戰的二十年後，法國卻忽略了一項新科技對戰場信息
傳遞的影響，那就是無線電。
戰後關於法軍為何戰敗的眾多解釋裡，有一個是這麼說的：法軍之所以會在一九四零年的
戰場上輸給德國，是因為德國在戰車與兵力的數量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這是個迷思。
實際的情況是：法軍當時在西線所擁有的士兵和戰車的數量，都與德軍沒有顯著的差異，
平均來說，法軍戰車甚至擁有比德軍戰車更為厚重的裝甲、更加強大的火力。
但是，法軍的戰車在編制上較強調輔佐步兵，而非如德國一般，將戰車集中起來使用。更
致命的是，法軍戰車與各單位普遍缺乏堪用的無線電設備，而德軍在無線電和各路單位的
聯繫裝備、組織上都較為精良。
其實，缺乏聯絡與協調能力的，顯然不單單只是法軍戰車，整個法國軍事指揮體系都有著
如此致命的缺陷。相較於德軍來說，二戰爆發時的法國指揮體系，顯得僵固且過時，命令
傳達體系仍大量仰賴人力。就連法軍總司令官甘莫林元帥設在巴黎近郊的司令部，都沒有
無線電，只能仰賴不牢靠的市區電話和機車信差，來與前線進行溝通協調。夏伊勒用「宛
如沒有潛望鏡的潛艇」這樣傳神的比喻來形容法國最高司令部。如此情境下，司令部自然
不易即時掌握戰況，特別是在德軍發動閃電攻勢、出奇不意地突破阿登森林的當下。
如此缺乏通訊能力的情況並不單獨發生在陸軍身上，陸軍與空軍同樣缺乏良好的溝通聯繫
。相較於德軍靠著配備無線電的俯衝轟炸機，展現出的陸空協調打擊能力，法國陸軍光是
要把攻擊目標的訊息傳給空軍，至少就要花上六小時或更久。
除此之外，法國與諸如比利時與英國部隊間的聯繫工作也沒有做好，使得聯軍之間往往各
自為政。用當時正隨著法軍主力前往比利時的歷史學家，也就是《奇怪的戰敗》的作者馬
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話來說，法軍這種對戰況訊息傳遞的延遲，宛如「節拍器不
停地遲打了許多拍子。」或者更戲劇化一點的說，當德國人在進行一九四零年的戰爭時，
法國人卻還試圖在用一次大戰的思維來指揮戰爭。
彷彿要呼應國家本身有多麼分裂似的，當德軍出乎意料之外地突破阿登森林、將盟軍勢力
一切為二以後，缺乏良好溝通協調能力的法國各路軍力之間，宛如分裂成好幾個難有交集
的平行世界，化成一座座的訊息孤島。法國的各級司令部間缺乏良好的橫向與縱向聯繫，
對突發狀況反應遲緩；而在前線奮勇殺敵的將士們，則發覺自己往往無法將前線的狀況，
即時傳達給上級，還時常收到過時的命令，最終被德軍逐一擊破。
由於法軍對戰況的應變程度遠遠跟不上德軍進擊的速度，一旦事前的戰略規劃出錯，就將
難以即時彌補。一九四零年五月底，誤中戰略陷阱的英法聯軍主力來不及撤回後方，亦無
法組織即時且有效的反攻。運氣好的法軍，只得隨著英國遠征軍展開敦克爾克大撤退，而
運氣較差的法軍，則成了德軍包圍網的俘虜。法國軍隊中最精銳的戰力，在能夠發揮他們
理應有的作用以前，就這樣被消滅了。
一九四零年六月的法國，正逢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氣候最美好的夏天，「陽光燦爛，萬里無
雲，冷熱適中。」然而對正處在亡國邊緣的法國人來說，這或許是他們人生至今最黑暗的
一個季節。最精銳的部隊已倏然戰敗，在巴黎與進擊的德軍之間已無任何障礙。更糟的是
，另一鄰國義大利，也趁機在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帶領下，對法國宣戰。法國政府倉
皇遷都到波爾多，並從此癱瘓。
儘管在法國各地有半數以上的法軍，仍在頑強抵抗入侵者，盟友英國也正試圖重新派出遠
征軍，登陸布列塔尼半島，但法國的政府與最高指揮部已經徹底癱瘓。他們失去了對前線
細節的掌控能力，也失去了繼續抵抗的信心。
或許，有不少人亦是在那一刻喪失了對議會共和制度的信心。總理雷諾與新任國防部次長
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還想要響應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呼籲負隅頑抗，但
是內閣中的其他人，特別是軍方高層，包括德高望重的貝當元帥，以及接替甘莫林元帥
出掌法軍兵權的魏剛將軍（Maxime Weygand），都反對繼續抗戰，他們皆認為，應當要
盡速與德國談和，以維持戰後法國的秩序免於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威脅。原先因戰
火而轉入檯面下的意識形態矛盾，在法國垂死掙扎的此刻再度爆炸開來。
這場在法國政府上演的隱形內戰，最後導致的結果，是貝當等人得到了保守右派議員的支
持，成功迫使總理雷諾將權柄交給貝當元帥。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國與德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後，承認戰敗投降。幾個禮拜後，
貝當政府廢黜共和體制，成立維琪政權。卸任總理雷諾沒多久就和達拉第、布魯姆、甘莫
林等人一同被逮捕下獄，而少數搭船流亡到北非意圖繼續抗戰的議員，也以叛國罪遭到拘
留，流亡倫敦的戴高樂將軍，則被維琪政府通緝。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就此走入歷史。
分裂的國度與歷史學家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一九四零年究竟為何陷落？從法國戰敗的那一刻起，一直至今天，這
個問題仍不斷的被問起。一九四零年維琪政府成立後，曾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追究戰敗
責任，而調查的結果頗能反映維琪支持者們的想法：法國戰敗的責任，應該由戰間期那些
導致法國分裂的政客、和平主義分子、工會聯盟、媒體與猶太異教徒們來背負。
而在二戰結束後，新生的法國政府共和政府也旋即展開了自己的調查與審判：法國最高指
揮部中，那群沒辦法認識到現代技術的保守老將、阻礙進步的保守宗教、擴大貧富差距的
財團，與亟欲顛覆共和政體的極右派團體，皆應該負責。
很明顯的，只要讀完這套《1940法國陷落》，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到作者夏伊勒自己對這個
問題的答案較傾向於何者。在指出法國因分裂而衰弱的同時，夏伊勒對於後者，也就是那
些無心捍衛民主共和體制的人，包括相互攻訐的政客、不負責任的媒體、保守的軍方高層
與對國家民主前途漠然的廣大人民們，採取了較為強烈的譴責與批判立場。但夏伊勒的觀
點與戰後法國政府的觀點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事實上，在二戰結束的當下，多數法國人民多半只想要忘卻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與維琪政
權的慘痛記憶。而戰後的法國政府，雖然意圖追究政治責任，但主要仍是針對那些在納粹
佔領時期，與納粹勾結的維琪政權支持者身上，而非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這件事情本身。
換言之，戰後政府在乎的，仍是自身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無論是法國官方還是民間，
著眼的都是維琪法國所應當負起的責任，反而沒有什麼人願意回首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以
前的第三共和國。而在戰後的審判定罪了一些維琪政府的高層後，法國人民關於第三共和
國與法國陷落的記憶，似乎就此塵封，且這一塵封，就是十幾二十年。
或許，正如同研究法國起家的英國史家東尼‧賈德在《戰後歐洲六十年》當中所說，這種
集體遺忘有助於國家復原。
當夏伊勒的《1940法國陷落》於一九六九年年在美國出版，也就是終戰二十五年以後，法
國人似乎仍然沒有準備好要面對這份過去的創傷，當時法國的歷史學界中，仍鮮有願意碰
觸此議題者。一部分的原因，或許可以用戰後法國史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個人經驗來總結。
這位日後會接替那在納粹佔領時期中殞命的史家馬克‧布洛克，進而成為年鑑學派新一代
宗師的年輕史家，在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時，也正好在法軍中服役。法國陷落以後，成為
德國人階下囚的他，在戰俘營中度過了四年多的光陰。布勞岱爾在一九七二年所寫的個人
遺囑中自陳，自己之所以會用結構性、長時間的角度去寫他後來的成名作《地中海史》，
有部分的原因，正是出於他沒有辦法直面自己當年經歷的悲慘事件，也就是一九四零年法
國陷落，以及自己身陷囹圄的悲慘遭遇。在獄中面對這些不斷向他傾倒、令他感到厭煩的
政治事件時，他只能選擇拒絕、否定與降低這些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只能相信，歷
史與命運都是在比這些事件更深遠的層面上被書寫。
除了歷史學家難以碰觸過往傷痕這個因素之外，另一個導致當時史家駐足不前的原因，來
自於資料的限制。法國政府的官方檔案，一直要到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開放。
也因此，夏伊勒成書時所能運用的史料，除了他自己擔任記者時的親身經歷外，很大程度
是建立在其他政治人物、外交官與將領，例如達拉第與貝當元帥等人的回憶錄之上。史料
的局限，導致夏伊勒在描繪第三共和國時，無可避免的側重於政黨鬥爭，與一連串瑣碎複
雜的大小政治事件，且其所著墨的人物，亦集中在政治與軍事領袖上頭。
或許，夏伊勒的筆法與管見，還要再加上所謂後見之明的影響，如戰後綏靖主義的政治不
正確、對維琪政權的妥協者們一面倒的撻伐，與對戴高樂的普遍推崇。在夏伊勒筆下，綏
靖主義的支持者們各個都顯得顢頇、天真或愚蠢；而維琪政府的支持者，例如貝當元帥，
則似乎成了一位從頭到尾都在圖謀不軌的反派；至於戴高樂將軍，則儼然一位初登場就試
圖力挽狂瀾、帶有點悲劇色彩的英雄角色。
在夏伊勒筆下，第三共和國似乎總是處於分裂與混亂之中，每每看來總有種註定要衰敗之
感。對夏伊勒來說，第三共和毀滅的種子彷彿從其誕生之初就已然種下，並在接下來七十
餘年的紛紛擾擾中「發芽茁壯」，最後在外敵入侵下轟然崩塌。這是一齣帶有悲劇色彩的
歷史戲劇，但這個故事中含有太多的「命定」成分與事後的想當然爾。誠然，以今日歷史
學的角度觀之，夏伊勒的書不夠嚴謹細緻，且對處於歷史事件當下的歷史人物們，特別是
那些他所不喜的人們，往往缺乏同情式的理解。
這些是夏伊勒成書時的侷限，但卻也是它所擁有的優勢。
身為政治新聞記者，夏伊勒成功地將其所能接觸到的龐大資料化為面向大眾的生動文字，
（中譯版）厚厚一千餘頁閱讀起來並不顯枯燥，反而有如報章雜誌的政治時事評論，隨處
充斥著各種戲劇性的陰謀詭計與政治攻防，可讀性極高。
該書所享有的另一個優勢則是其成書時間，正如前文所言，一九六零年代對於一九四零年
法國陷落的研究可謂鳳毛麟角。一直要到一九七零與八零年代後，隨著事件當事人，如戴
高樂、雷諾等人，逐漸淡出法國政壇或辭世，以及法國政府開放官方檔案之後，才開始出
現更多更細緻的歷史研究。夏伊勒的書可謂填補了這段空窗期，並形塑許多讀者對於法國
陷落這一歷史事件的第一印象。
《1940：法國陷落》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最有啟發性的部分或許來自於，夏伊勒有意與無
意呈現的那些對國家分裂的恐懼，以及對民主共和制度的警醒與反思。這並不是說，為了
避免國家分裂，我們得想辦法消弭社會中的眾聲喧囂；夏伊勒想要留給今人的道德教訓毋
寧是：第三共和國當要更加團結，而且這種團結應該要建立在對民主共和政體的一致擁護
之上。自由民主的國度需要有道德勇氣的忠貞擁護者，而夏伊勒在第三共和國中所能找到
的並不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對納粹德國宣戰的前夕，夏伊勒嚴詞批判了那些
還在猶豫的政客將領們。或許他所想譴責的對象還包括他書中那些「失敗主義者」，那些
缺乏道德勇氣對抗入侵者，只想苟且偷安的政軍領袖，那些受益於民主體制但卻看不起民
主、因而無心在其遭逢危機時挺身捍衛的人。
夏伊勒說，雖然這些決策者們想避免流血的心態「是人道文明的態度」，但是它卻「無法
解答法國該如何避免戰敗與投降。」
夏伊勒於書末直言，法國人民最後所能享有的自由，泰半得自於西方盟國出手相助。倘若
英美沒有解救法國，法國人至今恐怕都將以「日耳曼統治民族的奴隸」的身分苟活。要避
免這樣悲慘的景況，「若不引發激戰、不造成嚴重的傷亡，[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