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買戴國煇的愛憎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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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應該算是本省菁英的角度之一吧
《愛憎二．二八》序言
自序
我是怎樣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
每一個歷三十多年而不輟地浸淫某一領域的學術研究者，其實都有著難以為外人道的內在的深情，便是這深情引領著學術研究者即使上窮碧落下黃泉，或寂寞地踽踽於思索的道途中，亦不覺其辛苦。做為一個二‧二八事件及台灣史的研究者，我常在午夜夢迴的寂寞之中自問：是什麼力量驅動我走上這道路？是什麼歷史的或無由言說的深情可以令人一往而無悔呢？
記憶於是回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代前半期的往事，那些熱情而真摯的、帶著青春期的正直與理想主義色彩的同學的面容，那目睹憤怒民眾爛專賣局台北分局而驚心動魄的自己，以及一個因「白色恐怖而自陷頹廢主義藉酒澆愁的好友的面容。是那些年少時代被擺佈到歷史巨大變局中的心靈震動，引著我直至今日？抑或是大量的捕殺讓流寓日本的我全心要解開這命運之謎呢？理性的認識與感性的深情交相繞纏在心中，連自己都難以分辨。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生於桃園縣中壢附近客家村莊的小康家庭。光復時，我正就讀於新竹州立新竹中學二年級。台灣復歸中國，對台民是一大喜訊。國府來台接收時，我也夾在歡迎群眾中，手拿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抱著歡欣鼓舞的心情，熱烈迎接國府官員與中央軍的到來。
當時接收新竹中學的是甫從廣東中山大學畢業未久的辛志平校長。辛校長在竹中奉獻心力辦學四十年，作育英才無數，蜚然有聲。但當時稚嫩的我卻對他的廣東國語與私德的傳聞頗有意見，因而插班轉學到台北的建國中學。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二‧二八」後避難到大陸），熬過文革客死北京原為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在東京時即有頗高的聲望，光復後返台致力發展教育事業，網羅不少東京帝大等名校畢業的留日高材生至建中任教（像台大醫學院小兒科陳炯暉、泌尿科江萬等教授就曾在建中兼課，建中遂成頗有號召力的名校）。我在建中唸書時，正臨學制的改制期間，
寄宿於改制中的台北高等學校及剛創制的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近的住宅區（當今的泰順
街，那個有池塘、夜深人靜的地區，原為日本高級官僚或台北高等學校教職員的宿舍，戰後很多從日本各帝國大學或高等學校回台的台籍學生寄居此地，形成各路英傑聚合的「梁山泊」。雖然有一點早熟，正值青春騷動初期的我，卻很崇拜這些留日且出身名校，博覽群書學識豐富的學長們，受到他們頗多薰陶。
「二‧二八」發生之際，我讀初三。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因有親戚在台大醫院服務，我到醫院看他們。自醫院樓頂遙望了包圍長官公署的請願群眾，並聽到了那不吉利的機槍慘叫聲。同天下午我還到了城內專賣局台北分局附近，目擊了憤怒的民眾在爛分局並焚毀專賣品。
有些流氓模樣的青壯年，則仿效日本人頭綁白布巾，口罵「支那人」、「清國奴」，不分青紅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毆打出氣，連就讀於台北女師附小（現台北市立師院實小）的外省小孩也無法倖免，慘遭拳打腳踢後，還被推入學校前的深溝中。連我也因閩南語不甚靈光，而被迫唱日本國歌，以澄明台灣省籍身份。這些情景，對年輕而富於正義感的我造成很大的心理衝擊。我當時固然也對大陸來台行政官員、士兵的貪污橫暴等無理的種種深表憤怒不滿，但總覺得這樣非理性的暴行騷亂，終非正道，眼見許多無辜受毆打者一波一波地被送進台大醫院，心裡非常痛心難過。至於
戰災過後不久，物資甚為匱乏，還焚毀專賣品等，叫我惶惑及惋惜。
三月一日，早上到學校等上課時，有一位從日據私立台北中學（今泰北中學）插班過來的高年級學長到我們班上來，他帶一點江湖流氓氣，語氣激憤地辱罵國民黨、外省人，鼓動我們跟他上街行動。但由於他出身私校，我們出身公立學校的同學，年輕氣盛，不懂事，對他心存鄙視，而且他除了情緒性的煽動字眼外，也未見有足以服人的理由，因此，我們班上沒有一個同學附和跟隨了他。待我回到「梁山泊，那些從日本名校回來、社會科學素養深厚的學長，對「二‧二八」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雖也批評國民黨，但反對毆打外省人的暴力行為，並以社會科學作深刻的分析
，令我大為佩服。
不久，建中校長陳文彬被捕，英語教師王育霖（日本台獨領導人王育德之兄失）。家父怕我出事，當即把我帶回中壢老家監管。
「二‧二八」後，大陸國共對抗的情勢愈形嚴峻。國府的政治腐敗，失去民心，軍事上也逐漸轉衰，大陸青年學生普遍左傾，學潮四起。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大批大陸知識青壯年到台灣的學校任教，其中頗多思想左傾，不少為中共地下黨員者。我們肯下功夫的台籍學生慢慢地開始有能力閱讀中文刊物，當時大陸深具影響力的報
刊，像《文匯報》、《大公報》、《觀察》已湧入台灣，早熟的學生無不至圖書館爭相閱讀，左翼作家魯迅、巴金、茅盾等人的小說、雜文也風行一時，成為台灣知識青年一睹為快的作品。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本地的青年學生也開始對大陸政局的變化熱切的關注，與大陸來台學生們匯合，搞起活動和學運來。
國府在大陸軍事節節失利，一九四九年大批軍隊撤退來台，佔據了校舍，學校只能上半天課，而「四‧六學潮」（一九四九年紀念「五‧四」的前期活動所惹起的後），國府又大肆搜捕活躍的學運份子，我的同學、學長、老師或被捕，或逃逸大陸，一時風聲鶴唳，時局阢隉，學習環境迅速惡化，遂令我興起遠離這「是非之島的念頭，一方面「想飛，另一方面「想溜。加以，當時五十之齡新遭喪偶的家父竟迷戀上一個酒家女，將其娶回家中，令我深為不滿；國亂如麻，又遭家變，高中尚未畢業的我經此雙重刺激，就「偷」了父親的錢換成美金，跟一個琉球人商定，以兩百
元美金及三大袋糖為條件，由他幫我經過琉球偷渡到日本，投靠東京的二哥。我先給了琉球人一百美元定金和三大袋的糖，十月下旬如約到竹南附近後龍的海口等待出海，誰知苦等一個多禮拜，琉球人卻久候未至，於是才知被騙，只有打消念頭，廢然而返。
一九五○年六月，我高中畢業，韓戰爆發。國府在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後，獲得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為了更進一步地鞏固對台灣的統治，遂開始實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並撲殺左翼人士。我許多學識超卓、愛國、正直的同學、朋友、師長紛遭繫獄、槍斃。我為免遭無端牽連，並遠離中壢老家，遂決定不在台北讀大學，轉而投考台灣省立（台中農學院），一試中第，就在台中唸了四年大學。這一段可以說是我在台灣實踐既「半飛」又「半溜」的歲月。
在台中有個值得一提的同學林曲園。他日文造詣極高，又深諳尼采等西方哲學思想，是個熱血浪漫的優秀青年。他家世好性格又豪爽，支援了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牽連而需避風頭的朋友。此事甚少人知道，只有一位「變節成為特務的惡棍察覺，以向官府告密揭發相威脅，一再地向他敲榨勒索金錢，林君被迫花錢消災，心中陰影始終揮之不去，遂陷於消沉頹唐，似乎還有自演「頹廢主義」（Decadentisme）的模樣，經常借酒消愁，縱情聲色。五○年代後期，他得償宿願到巴黎深造，但因身體耗弱，心情悒鬱，竟罹肺病，終乃不起，一個富於才情的善良青年竟
爾早逝於巴黎異鄉。從林君的遭遇，使我痛感在「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亂局中，人格卑劣，趁火打劫，大幹出賣、敲詐勾當的台籍人士實在也不乏其人，加害與受害的雙方決不能簡單地以省籍判然二分。
一九五四年大學畢業，在預備軍官第三期訓練中，我通過留學考試，然後在一九五五年秋天負笈日本，終於得償遠離「是非之島的夙願。
從一九四五年盛夏到一九五五年深秋這十年間，我經歷了台灣光復、「二‧二八」、「白色恐怖」這段台灣社會政治翻騰攪擾不已的多事歲月，其中摻雜了欣喜、憤怒、悲哀、壯懷激烈的各種複雜情緒。我的許多朋友、同學、師長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有的冤死莫名，有的慷慨赴義，有的身繫囹圄，飽受身心摧殘。另一方面，我也眼見耳聞了數之不盡的公報私仇、政治權力傾軋、鬥爭、欺騙、勒索、出賣等卑鄙醜陋的邪惡行徑。可以說，人性的崇高與卑劣、真實與虛偽在這過程中，交互呈現，做了最徹底無遺的展露。對這些我不能無感於衷，於是發願要把
「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源頭、過程做全面的探討，既為剖解未明的疑惑，也可為當世與來者之借鑑。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進入日本東京大學就讀，就開始著手搜集「二‧二八史料」。我找出「二‧二八」當時的《大公報》、《文匯報》、《觀察》等報刊，閱讀了莊嘉農的《憤怒的台灣》、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王思翔的《台灣二月革命記》、行政長官公署初編《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台灣正義出版社編印《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勁雨編《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江慕雲的《為台灣說話》、國防部新聞局掃蕩週報社編《台灣二‧二八事變始末記》等書。舉凡
周邊狀況的有關文獻，像：沈仲九主編《台灣考察報告》、福建省縣政人員訓練所編述《陳（儀主席的思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印《陳長官治台言論集第一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行《外國記者團眼中之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印《台灣省各機關職員錄》（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發行等，都是我熟讀的對象。尤其能看到《一九四九年美國對華白皮書》的英文本（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of
1944～1949）及賈安娜、白修德著《中國暴風雨》（或《中國的雷霆》的英文本（Thunder Out of China獲益真不少。這兩本批判及抨擊國府的美國書籍，提醒我對同樣的事物可有多元的視野來比較思考，從而增多閱讀，使我初步了解到，勝利前後遠東及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的大景況。在日本，我一邊專力於本行的學術研究，確立在日本學術界的地位，養家活口，一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地搜尋「二‧二八」有關史料與資料。
六○年代，台灣文學界耆宿吳濁流先生數度來日，我協助他出版《亞細亞的孤兒》等書，提示「二‧二八」相關資料並與他討論「二‧二八」，敦促他寫成記錄「二‧二八」的《無花果》。國府監察委員丘念台先生在奉派來日疏導留學生時，我也與他就「二‧二八」深談多次，明白了原來國府和國民黨並非鐵板一塊，其中派系傾軋鬥爭激烈，實非一般不諳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台籍人士所能想見，而國民黨及國府有關人員也決不能等同於外省人、中國人。此後，我還訪談了葉榮鐘、王詩琅、楊逵等前輩，對「二‧二八」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我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訪問研究，葉榮鐘先生的女兒葉芸芸女士為了籌備《台灣與世界》月刊在美國發行，特地到柏克萊看我。我建議她開闢專欄，整理有關「二‧二八」事變的史料。我認為，「二‧二八」是當代對台灣影響極為重大深遠的歷史事變，對中國現代史（當然包括台灣史及東亞的和平有獨特的重要性，必須對之作出公正而客觀的省察，總結這段歷史經驗，才能有助於台海兩岸的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團結。
當年的國府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下，當然就沒有人敢去碰它。當局對整個事變諱莫若深，極盡掩蓋之能事。經歷過「二‧二八」的世代，對當年國府接收人員的貪婪殘酷與鎮壓事變時的凶狠毒辣，雖有極深的憎恨與惶恐，但在國府戒嚴高壓體制下的台灣島內，除了偶爾私下吐露幾句憤懣之詞外，只有噤默不語，不敢聲張；而戰後出生的世代則靠著父母輩的一些傳聞，擷取一鱗半爪，滋長出不斷增高的憤懣與抑鬱。「台獨人士則利用國府的不當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歷史真相於不顧，反而利用其「黑盒子」製造些神話，誇張
失實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動蠱惑文章，有意無意地藉此製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擴充政治資本，趁而建構其「台灣民族論及凝聚其「台灣人意識，企圖為奪取政治權力鋪路。這種作法只會造成歷史悲劇的惡性循環，無法療傷止痛，達到吸取歷史教訓的目的。而大陸中共方面也不脫政治掛帥的窠臼，多年來只藉著紀念「二‧二八」因應「解放」或「統戰」的需要，卻鮮見對「二‧二八」本身做客觀的總結及學術研究。
為此，我遂自一九八三年八月起，在美國發行的《台灣與世界》雜誌上以梅村仁的筆名開始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將我搜集到的史料分篇、整理、注釋並考證，逐月發表，目的在提供鄉親資料和一些看法，並期待能就正面層次來刺激有關「二‧二八」的研究。這個連載後來引起海內外人士的重視，直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初我返日本，看時機認為預期的目的已達成後，適可而止，便留下一些「餘韻＝重要史料」而自主地停載。
在《台灣與世界》連載中，有不少機會和葉女史面敘及書信的往來。不久，我發現了她的才華和條件。她的家庭背景（她先尊葉榮鐘先生帶給她的餘蔭和持有美國護照（方便走動這些甚難有人能夠兼備的條件，正是她能夠作好採訪「二‧二八有關人士的絕妙大前提。我向她建議，小心被拖下「政治的漩渦，只要能保持不涉及「政治」並固守學術研究立場，妳可以完成任何台籍有識人士都無條件完成的業績。
近年，葉女士開始把她的採訪紀錄結集成書，公諸於世，其中有關「二‧二八」的佼佼者，當為《證言二‧二八》（人間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
我們兩人，一直懷有合撰通俗本「二‧二八事變」的計畫。本於我過去一貫地作法，是先公開資料方便學術界同好之士的利用，以期公平競爭，互相提升研究水平，回饋社會，繼之著手學術專著的撰寫，完成通俗本是我每一個個案研究的最後一段的作業。
一九八五年後，我能返台，返台機會增多後，我發現上述一類的執著和作法在價值觀混亂、知性的誠實不被尊重的台灣頗難適用，有可能被投機分子趁機惡用，將有為害台灣學術界之嫌。
我們所注目的「二‧二八的研究動向，逐漸大白於世。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的研究報告將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公佈。我們終於決定，我們非國府、非中共、非「台獨(他們的立場振幅相當地大，暫以「台獨」的概稱來代稱的第四個立場的初步研究報告，也應該在同一個時期披露，仰請社會諸賢的批判及斧正，這才是公正堂皇的作法。
由而，我們倆將多年累積下來的研究心得及認知總結合撰成此書，第一篇和第三篇由戴國煇，第二篇則由葉芸芸執筆，因我尚留在台灣故，最後的定稿及校正則由我一人負責，以供關心「二‧二八」者參酌。本書的完成雖未及參看海峽兩岸未公佈的官方典藏史料，但我們依多年搜集所得的材料與親訪見證人，將整個事變作一宏觀而科學的分析，相信不無一得之愚。
我始終認為，只有站在公義、公正、不偏不倚、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上來探討「二‧二八」事變的全貌，才能接近事變的真相，才能有效地撫平歷史創傷，從而將悲劇性負面經驗轉化為正面的歷史鑑誡。
因是立意撰述通俗本（自感不夠通俗，差強人意故），我們考慮到讀者諸君閱讀時不感枯燥及瑣碎而盡量免去註腳，方便一讀能終篇。在可預期的將來，我準備完成精磨細琢的「二‧二八」學術研究專著及資料匯編，斯時，筆者當然將作必須作的一切交代。
為了完成這一本書，我們得過無數前輩和朋友的幫助，我們應該感謝。
我們特別得感謝的有吳克（《美洲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杜繼平（同前周刊主任兩兄）。他們讓我有機會先連載（自第三四八期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一日號至第三五七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號一部分），不但在整理原稿上拔刀相助，還讓我享有再推敲的機會。
還得感謝的有我內子林彩美，和葉女史的先生陳文典博士。林彩美女史有時幫我謄清稿件及整理資料，陳博士和林女史他們兩人分別當為第一個讀者，常常提出一些尖銳且具批判性的可貴觀點來鼓勵我們撰述。
必須特別作好交代的是，本書書名的來由。詩人楊澤博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任當他把本書第十一章「統獨爭議的本質與導向選登於「人間副刊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另取大標題「愛憎二‧二八」，這個給了我們啟示，終於決定以此為書名，謹向他致謝。
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發行人非常寬容，一直等待並支援我們完成這本書，資深編輯林淑慎小姐幫忙整理及校正，讓本書不致有太多錯誤，我們由衷誌謝。
我們在撰述過程中，一而再地確認了我們應該堅持的立場和撰述的態度。第一，我們就事論事，不褒不貶。第二，我們只準備並冀望對歷史能作好交代，但不準備遷就任何個人及社會、政治勢力。第三，我們等待的是「世界史」和人類史法庭的審判及善意且具有建設性的批判和指教，但拒絕一切低層次的「假批判及圍剿性、貼標簽式的無聊攻擊抑或耳語。
顯然，撰寫當代史自求冷靜、理性、客觀比力求正確來得容易。我們相信本書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如蒙方家指教，深為感謝。
戴國煇謹誌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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