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香港】港首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 創辦目的不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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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稀方 圖：三聯書店
有關於香港文學的起點，文學史最早追溯到1874年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其實還可以
往前追溯，那就是1853年創刊的《遐邇貫珍》。作為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
深具歷史價值。《遐邇貫珍》由馬禮遜教育會創辦，先後由傳教士麥都思（W.H.
Medhurst）、奚禮爾（C.B. Hillier）和理雅各（J. Legge）三個人編輯。《遐邇貫珍》
本身篇幅不大，少至二三篇，多至七八篇。刊物每期都有一個固定的「近日雜報」新聞欄
目，其他的有雜論、遊記、翻譯等。它雖具傳教性質，卻已經大體上是一份現代意義上的
報刊。
《遐邇貫珍》第1期有一篇「序言」，估計出自麥都思之手。「序言」開始介紹了中國之
地大物博，古代文明遠遠領先於異邦，然而在近代以來落後了，被歐美所超越。落後的重
要原因是封閉。文章談到，中國一向沒有報刊，「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折，僅得朝廷舉動
大略外，向無日報之類」。他們希望以《遐邇貫珍》為先行，引導中國現代報刊，「其內
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於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以達之於我邦」。
近代傳教士在中國辦的第一份期刊，是1815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
統記傳》。此後，倫敦傳道會又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3年，巴達維亞）和《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廣州—新加坡）。在鴉片戰爭之前，倫敦傳道會已經在
南洋擁有了馬六甲、新加坡及巴達維亞三處印刷廠。這些報刊主要是為了宣傳宗教，不過
非宗教的篇幅逐漸增加。《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初
期在廣州，後來移到新加坡。它的宗教內容已經少了很多，可以說是一份世俗刊物了。
《遐邇貫珍》是接此脈絡而來的，它涉及的範圍更廣。《地形論》（1853年第2號）、《
慧星說》（1853年第3號）和《地質略說》（1854年第3、4號）等文涉及的是地理、地質
、天文等，《極西開荒建治析國源流》（1853年第4號）、《花旗國政治制度》（1854年
第2號）和《英國國史總略》（1855年第9期）等文涉及的是英美歷史知識和政治制度，《
火船機制述略》（1853年第2號）、《生物總論》（1854年11號）和《熱氣之理總論》（
1855年第8號）等文介紹機器、生物和物理等方面的知識，《佛國烈女若晏記略》（1855
年第5號）、《西國詩人語錄一則》（1854年第9號）等文牽涉到西方文化、文學的方面。
從地理、歷史到科學、政法等，傳教士試圖通過《遐邇貫珍》重組中國人的心智，他們既
有傳教和殖民的動機，文章也有現代知識傳播的效果。
《遐邇貫珍》上其實有不少中國人寫的文章，據日本學者考證，《西國通商溯源》、《粵
省公司原始》等文可能出自王韜之手，《英國國史總略》、《續英國國史總略》可能出自
蔣劍人之手，法國聖女貞德的傳記《佛國烈女若晏紀略》和《馬可頓流西西羅紀略》應該
是蔣劍人與艾約瑟共同撰寫的介紹西方文學文章的一部分。《景教流行中國碑大耀森文日
即禮拜考》則標明了作者為中國科學家李善蘭。
對於香港文學而言，最重要的是幾篇遊記散文。《遐邇貫珍》的文章不署作者，在中文目
錄上和文章裏都看不到作者的名字，這是人們無法確定作者及其國籍的原因所在。然而，
在英文目錄中，這幾篇遊記散文卻都被標明是「Communicated by a Chinese」，因而可
以確定這幾篇遊記散文的作者是中國人。這幾篇遊記散文分別是《琉球雜記述略》（1854
年第6號）、《瀛海筆記》、《瀛海再筆》（1854年第7、8號）、《日本日記》、《續日
本日記》和《續日本日記終》（1854年第11號、12號，1855年第1號）。這幾篇散文所佔
刊物的篇幅都頗為不小，第6、7、8號的《遐邇貫珍》，除了新聞和伊索寓言翻譯這兩個
固定欄目外，全刊都只有《琉球述略》、《瀛海筆記》及《瀛海再筆》一篇文章，成為這
一期刊物的主體，《日本日記》更是連載了三期，可見《遐邇貫珍》對於這幾篇散文的重
視。
從題目可知，《琉球雜記述略》是琉球遊記，《日本日記》是日本遊記，《瀛海筆記》在
題目上未提供國名，實乃英國遊記。據考證，《琉球雜記述略》的作者可能是錢蓮溪，他
是與傳教士有密切關係的人。《日本日記》的作者是廣東商人羅森，1854 年他隨美國艦
隊訪日，寫下了近代中國人訪日的最早的文字之一。《瀛海筆記》的作者是燕雨耕，此文
是他於咸豐初年隨英駐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去英遊覽的結果。這幾篇散文在
文字上有時頗具文采，如《瀛海筆記》開頭是：「友人云，壬子二月初，由香港附西國海
舶，揚帆登程，向西南駛行。二三日猶隱約見山，海水深藍如靛，十餘日則浩渺無邊，汪
洋空闊，不見涯岸島嶼，惟飛鳥黑白成群，翱翔覓食，或飛魚鼓翅舞躍，亦時隨舟中，為
人所捕。」可以說，它們既有思想價值也有文學價值。
《遐邇貫珍》安排這幾篇中國人的文章，應該說有其用意，旨在通過中國人的現身說法，
提供中西差異的說明。正如筆者在《小說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點擊書名
見書介）一書中所分析的，《遐邇貫珍》本身的敘述策略即是褒揚英國而貶低中國，建構
香港的殖民認同。
不過，接觸西方的近代中國的知識者，已經不再可能是單一主體。中國作者可能受到傳教
士的影響，但敘述體既已翻轉，其中的含義即可能產生了變化，東方主義轉成了主動向西
方學習。王韜在《瀛海筆記》的開頭，即將其與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瀛環志
略》相提並論。
作為鴉片戰爭以後第一份可以自由流通和閱讀的刊物，《遐邇貫珍》在當時廣有影響，銷
售除香港外，還有廣州、上海等地區。據1856年第5號終刊號《遐邇貫珍告止序》：「《
遐邇貫珍》一書，自刊行以來，將及三載，每月刊刷三千本，遠行各省，故上自督撫以及
文武員弁，下遞工商士庶，靡不樂於披覽。」如此一份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刊物，
出自於香港，足見香港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的前沿位置，而中西文化的混合性也說明香
港文學的後殖民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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