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史上地位雖遠不如孫文、蔣介石，卻對民國史自起承轉合產生過關鍵影響的重要軍
閥馮玉祥，以「基督將軍」聞名，更以「倒戈將軍」著稱——後者成為前者之諷刺。馮玉
祥最後一次倒戈是一九四八年宣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決裂，啟程從歐洲回中國，參加中共
的政治協商會議，卻因為其乘坐的輪船失火窒息而亡。這場神秘的火災是否為國民黨特務
放火將其謀殺，眾說紛紜，至今仍是迷案。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對馮玉祥的公開評價頗為正面，但在骨子裡卻瞧不起這個「反骨
仔」。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林彪稱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馮玉祥
式的人物」。毛澤東對「馮玉祥式的人物」進行解釋，對彭德懷說：「人們只看到你簡單
、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
見人。人們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劉少奇在一旁添油加醋：「魏延的骨頭、朱可夫
的黨性（當時朱可夫受赫魯曉夫之批判）、馮玉祥的作風……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
圖搞軍事政變！」
作為北洋軍閥後起之秀的馮玉祥，是政治生命貫穿一九二七年前後兩個中華民國的唯
一的軍頭。他不斷倒戈、見風使舵的個性延續了其政治生命。如果不包括最後一次為完成
的投共，馮一生發動的倒戈有八次之多：第一次是對清帝國倒戈：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灤州起義爆發，作為新軍管帶（營長）的馮玉祥參與其中。第二次是對袁世凱倒戈
：一九一五年，馮奉令率部入川與護國軍作戰，暗中與蔡鍔聯絡，次年三月議和停戰。第
三次是對段祺瑞倒戈：一九一八年二月，馮奉命率部南下攻打護法軍，在湖北武穴通電主
和。第四次是對吳佩孚倒戈：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任第三軍總司令，接受張
學良五十萬銀元賄賂，率軍從前線返回北京，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驅逐清帝出
宮，改編所部為「國民軍」。第五次是對張作霖倒戈：馮與郭松齡、李景林結成反對張作
霖的「三角同盟」，但馮私自毀盟，偷襲李景林，導致李軍反目，郭軍大敗，郭松齡被殺
，馮失敗下野。第六次是從北洋政府倒向北伐軍：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馮在綏遠五原
誓師，經寧夏入甘、陝，與北伐軍會師於中原。第七次是對共產黨及蘇聯倒戈：馮軍從蘇
聯獲得武器援助，鄧小平等共產黨人進入馮軍從事政治工作。當寧漢相繼清共、分共後，
馮為求自保，投靠蔣介石，在國民軍中分共。第八次是對蔣介石倒戈：一九三〇年，馮與
李宗仁、閻錫山等聯手與蔣介石展開中原大戰，因張學良擁蔣而失敗。馮「城頭變幻大王
旗」，其部下「近墨者黑」，在蔣馮權力爭奪戰中，多次背叛馮，讓馮也嚐到了遭背叛的
滋味。
馮玉祥在回憶錄《我的生活》中談及其基督信仰：早年他對教會總覺得不順眼、不入
耳。牧師講「脫你的外衣，年內衣也脫給他」，他帶領一般士兵將教堂中的桌子抬走，並
對牧師說：「你應當將椅子凳子也給我們抬了來！」後來，他腹部生瘡，被英國醫生治好
，醫生說：「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此後，他在新民府聽露天佈道會，「一位鶴
發童顏的老先生主講，講題是『在新民』，從中國儒家哲學，直講到耶穌教義，深入淺出
，很有功夫」。之後，他駐防北京，曾去崇文門教堂聽講道，是西方傳教士莫德博士主講
，王正廷翻譯。他漸漸與教友們交往，發現教友不抽大煙、婦女不纏足、子弟都讀書、無
人遊手好閒。再以後，他參加查經班，學習聖經，接受洗禮。
但在馮玉祥的信仰見證中，看不到一點「認罪悔改」的影子——近代以來諸多基督徒
名人的見證皆如此。沒有認罪悔改，沒有重生得救，就不是真基督徒。正如甘地對基督教
的理解停留在登山寶訓是道德教導上，馮玉祥是從儒家道德倫理角度接受基督教。現實的
弔詭是，口頭上最喜歡宣講道德的人，偏偏是最缺乏道德底線的人，孫文如此，蔣介石如
此，馮玉祥亦如此。馮玉祥說，耶穌教導愛人如己，「和我們儒家所說的『己飢己溺』的
仁愛之道一樣」。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的一個側面是「利他主義」，但馮氏的所有作為
無不體現出他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馮玉祥希望打造一支「基督化軍隊」。他認為，基督教「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
料，若將基督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地宣傳，必受絕大效益，故即規定做禮拜為軍中精神
訓練的方法之一。每至禮拜日，必集合全體官兵，請一位牧師宣講教義，以後又組織一個
車輪演講團，向士兵佈道」。有人問馮：「你真信奉上帝么？」馮答：「上帝即道，即真
理，亦即科學。」他又說：「我自信我是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有些以為我
不禱告，不做禮拜，就說我不過是個掛名的基督徒，那我倒不欲計較。」馮玉祥常常用水
籠頭統一給數千名官兵「施洗」，號稱全體官兵均信奉基督教。馮玉祥在個人生命層面並
未經歷認罪悔改、重生得救，在觀念秩序層面從未建構起基督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他所
謂的「科學的基督教」，只是水上浮萍，一旦遇到更具「科學」威力的意識形態，他很快
就趨之若鶩。
果然，一九二三年底，馮玉祥開始傾心於蘇俄，由基督教轉而仰慕社會主義，在室內
懸掛列寧肖像。這首先是功利主義的需要。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美國代辦梅葉（
Mayers）報告國務院，稱現在蘇俄對北京現政府影響巨大，「馮玉祥轄區無出海口，與蘇
俄毗鄰，外來接濟依賴蘇俄」。很快，張作霖、段祺瑞將馮玉祥排除出權力中樞，馮受命
為西北邊防督辦，率六個師十五萬人赴張家口，並邀請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後
由劉伯堅代理，鄧小平從蘇聯返回，到西北軍中發展黨員。蘇俄派出龐大的張家口顧問團
，蘇俄軍火也源源輸送至張家口。蘇聯赴華特使加拉罕稱馮玉祥為「中國解放運動的柱石
」。
其次，基督教救國屢屢受挫，基督教無法立即實現富國強兵，英美基督教國家也不支
持馮，而蘇俄在革命後迅速崛起讓馮看到另一條終南捷徑。一九二六年五月，馮玉祥應邀
訪問蘇聯。列寧夫人贈送他一套《列寧全集》和一座列寧塑像，他見到除了在黑海養病的
史達林之外所有的蘇聯高級領導人。他對在蘇聯看到的一切均讚不絕口，「蘇聯是個新興
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為平民著想」。他稱讚蘇聯的國有企業、
計畫經濟，連麵包公司都是「大規模的製作」，「這樣，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若家家
戶戶自製，則一萬家人家，即需一萬個爐灶，一萬個人工，所費為如何？凡事都是集體化
為佳，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市場經濟被消滅之後，集體化的後遺症，如大饑荒和生活物
資的匱乏，是他所看不到的。當時，即便像胡適這樣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傾慕蘇
聯模式，馮亦不能免俗。鮑羅廷稱：「馮將軍原以好人政治為理想，是基督將軍，而今訪
俄歸來後，眼光自必不同。革命代表進步，馮將軍目睹俄國革命成就，決意獻身革命，從
此亦為進步之士。」馮玉祥的妻子李德全原本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領袖，後來赴蘇聯受訓
，並秘密加入共產黨，以馮夫人自地位與巧妙手段，掩護一部分共產黨工作人員。馮玉祥
部將劉景健承認，西北軍將領加入共產黨不少，因為馮在西北、豫北辦軍事學校，全成共
產黨滲透之溫床。馮由基督教轉向共產黨，是二十世紀很多中國基督徒的共同轉向，這表
明他們接受的基督教是殘缺不全的，並未具備能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抗衡的強大的觀念秩
序。
教會史學者邢福增對馮玉祥懷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但他亦認為，馮玉祥是一位徹頭
徹尾的「用教者」，對馮來說，一切信仰與主義的終極目的都是救國——其實，救國也是
幌子，馮念茲在茲的乃是拓展個人權力，長期與之共事的宣俠父即指出：「馮的生平除了
自己以外，沒有絕對信仰的人物，也沒有絕對信仰的思想，所以孔、孟、關（羽）、岳（
飛）、曾（國藩）、胡（林翼）、耶穌、列寧、甘地以及孫中山先生，雖然都可說是他的
整個信仰的一部，而中心的車軸，卻是他自己。」這種假基督徒比無神論者更糟糕。
孫文、蔣介石和馮玉祥掌握了政治和軍事權力，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民國歷史的走向
，但他們缺乏清教徒觀念秩序的、淺薄或偽裝的基督信仰，並未對其政治活動產生良性影
響，更未幫助他們在中國建構一套有效且良善的憲制。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內閣中
不乏基督徒的身影，留學西方歸來的基督徒閣員比例最高時達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中國基
督徒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但他們並未拯救搖搖欲墜的政府，並未讓中國擺脫內憂外患、獨
裁暴政，更沒有能夠打造一個基督教國家。
民國時代，基督徒名流不乏其人。作為基督徒教育家的唐安國、韋卓民、吳貽芳，作
為基督徒作家的冰心和老舍，作為基督徒醫生的林巧稚，作為基督徒法學家和翻譯家的吳
經熊……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或許有所成就，但他們無一具備清教徒觀念秩序及精神、
心靈秩序，當然更不可能嘗試或努力將此一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導入中國。當信仰
不自由的共產中國時代來臨時，他們大都放棄或隱藏了自己的基督信仰，有人成為政治運
動的犧牲品，有人雖然倖存下來卻宛如活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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