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的佛教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本書是美國漢學家芮沃壽於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六次講稿整理成的著作，內容橫跨了兩
千多年漢傳佛教的發展史。題目非常大，卻是以演講的形式呈現，因此內容並非細緻的
論文，而是重點式的概說。
全書分為六章，前五章分別自東漢至清末民初分為五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分別回顧該時代
的特點，第一章：漢代的思想與社會、第二章：準備期：三國至西晉、第三章：馴化期
：東晉至南北朝結束、第四章：獨立發展期：隋唐時期、第五章：挪用期：五代至清末
、第六章則作為總結，探討佛教在中國留下的遺產。
漢傳佛教的發展有一個特點，亦即菁英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是許理和在「當佛教入侵中國」一書中討論的重點(此書探討的主要是南朝佛教在士
大夫階層的發展)在本書中也能夠看到這樣的發展脈絡。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董仲舒建立的儒學體系基本上支配了兩漢的政治、
文化、思想等不同的面向。在這種穩定的架構下，佛教雖然早在東漢初年便傳入，但並
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
然而在東漢末年皇權衰弱，大一統的帝國分崩離析之後，這個舊的價值體系也隨之崩潰
，統治階級(皇帝及士大夫)則試圖再建構包括政治在內的價值體系。
在這種背景之下，佛教才在傳入近兩百年後慢慢步上歷史的舞台中央，正式進入帝王與
士大夫們的視野。
西晉短暫的統一不足以完成價值重建的任務；相反地，晉室南渡不僅僅是造成再一次的
分裂，更重要的意義是一直以來的華夏文化中心落入胡人的統治。
北方胡人政權並沒有漢人儒學的思想包袱，願意全面採取這套系統的也不多，因此同樣
作為外來事物的佛教便成為了他們的選擇之一。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高僧大德在北朝
的地位或不光是基於本身的修行，胡人統治者的這種考量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另一方面，南方漢人政權固然以華夏正統自居，但也能看出統治者試圖從佛教尋求建立
新價值體系的企圖，其中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梁武帝的嘗試，最後雖然以失敗告終，但
在南方四朝24帝近170年間，梁武帝統治的48年依然是最穩定與繁榮的時期。
除皇帝之外，士大夫對於佛教的發展與影響可以分成兩方面觀察：一方面是在許理和書
中稱之有教養的僧人/士大夫僧人。這些新的菁英知識分子，以列名高僧傳者為例，其中
只有極少數是出身名門望族的子弟，多數是來自社會的底層，但他們在佛教中則能擺脫
俗世階級的限制、得到良好的教育；同時另一方面便是這些高僧能與當時的名士談玄論
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談最初是以道家思想為主題，當佛教名僧參與到這類活動之中
，便促進了佛教在這個階層的傳播。
隋朝統一中國後，因政治分裂而使南北佛學朝不同的發展方向得到了融合的機會，天台
宗便是這種南北融合的例子，而另一個特殊的例子則是禪宗。
禪宗無疑帶給知識分子巨大的影嚮與智性上的刺激，直到宋儒成功的將禪宗思想挪用到
其所建立的新儒學中，使得理學重新成為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興趣或利益所在，佛教
的地位在此一階層中也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漢傳佛教的發展除了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還有一支是大眾佛教。
古代社會中能讀書識字的畢竟是少數人，不論中外皆是如此。去研讀諸如什麼阿毘達磨
、五部大論、法華三大部等等的並非絕大多數佛教徒的選擇。因此以某種簡易的方式滿
足普羅大眾的宗教需要也不意外。
也因為一般大眾對於佛教教義本身沒有太多處理的能力，各宗教之間的邊際愈加糢糊，
你拜我的神，我拜你的菩薩並非少見，其末流者便形成如白蓮教、一貫道那種大雜燴式
的新興宗教。
前面提及的禪宗的特殊性就在此顯現：它一方面受士大夫階層的歡迎；另一方面也由於
禪宗不重經論的性質，而為普羅大眾所接受，有不少新興宗教便自述得之於禪宗的傳承
。
然而近兩千年來儒釋道間的一切糾葛在清末民初之際都同樣面臨到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列
強的巨大挑戰，結果是三個都被打趴了。
清末時西方文明挾著強勢力量進入中國，使整個政權與社會被迫必須快速的應對。在此
，早期處理佛教所累積的經驗仍然發揮著它的作用。如翻譯佛典的原則或方法被有意識
或無意識的運用在西學的翻譯中等等…
在面臨科學的挑戰時，佛教界作為應對，比如能看到民初唯識學的復興(因為它看起來最
科學)，時至今日也依然能看到長老們的嘗試與努力。
列強不光是帶來西方文化，同時也把東方文化帶回西方。只是在這個時期西方世界對於
東方已經不再是馬可波羅式那種美麗的想像，他們看到的東方是衰弱無力且落後的象徵
。在這種意識形態背景下開展的學院式佛學研究，其呈現給西方社會的佛教面貌以及這
些研究成果反饋給東方的影響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這便是我下一本計劃閱讀的
主題《佛之主事們—殖民主義下的佛學研究，Curators of Buddha: The Study of Bu
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urator似乎譯為策展人比較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