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歷史現場
◎陳春聲
1939年，因戰爭疏散到閩中永安縣的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位年輕的研究人員
，為了躲避日軍飛機轟炸，在距縣城十多里黃曆鄉的一間老屋，無意中發現了一大箱
民間契約文書，自明代嘉靖年間至民國有數百張之多。他仔細研讀了這些契約，在此
基礎上，寫出了在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這位年輕學者，就
是時年28歲的傅衣凌，其時剛從日本學習社會學歸國不久。1944年，福建協和大學出
版這一著作，傅先生為該書寫的“集前題記”中，有這樣幾段話：
我常思近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滿意的述作，其中的
道理，有一大部分當由於史料的貧困。這所謂史料的貧困，不是勸大家都走到牛角尖
裡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見的材料，不夠完全，廣博。因此，儘管大家在總的輪
廓方面，頗能建立一些新的體系，惟多以偏概全，對於某特定範圍內的問題，每不能
屏蔽其許多的破綻，終而影響到總的體系的建立。
本書的內容，雖側重於福建農村的經濟小區的研究，然亦不放棄其對於中國社會
經濟形態之總的輪廓的說明，尤其對於中國型封建主義的特點的指明的責任。譬如中
國封建社會史的分期和氏族製殘存物在中國封建社會史所發生的作用這一些問題。從
來論者都還缺少具體的說明，故本書特蒐集此項有關資料頗多，惟為行文的便利起見
，多附述於各編的注文中，其中所論，雖不敢說有什麼創見，但為提醒國人的研究，
亦不無些微意義。
誰都知道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注重於民間記錄的蒐集。所以近代史家對於素為
人所不道的商店帳簿、民間契約等等都珍重的保存、利用，供為研究的素材。在外國
且有許多的專門學者，埋首於此項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貴的著作。而在我國
則方正開始萌芽，本書對於此點也特加註意，其所引用的資料，大部份既從福建的地
方志，寺廟志以及作者於民國二十八年夏間在永安黃曆鄉所發現的數百紙民間文約類
輯而成，皆為外間所不經見的東西。這一個史料蒐集法，為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
究，似乎尚值提倡。
上引文字，強調民間文書的收集和整理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價值，指出
在進行“農村的經濟小區的研究”時，應“不放棄其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總的輪
廓的說明”，反對“以偏概全”的錯誤，表達了建立中國社會經濟史“總的體系”的
追求，頗具概括性地呈現了傅先生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直至晚
年，他還一再提起在永安縣黃曆鄉那段難忘的經歷，一再講到《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
》在他學術生涯中的重要意義，在其討論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還再次全文
引錄了這個“集前題記”。在同一文章中，他也強調抗日戰爭期間疏散到鄉村的經歷
，對一個立志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的意義 ：
直到抗戰爆發後，我從沿海疏散到內地的城市和鄉村，才接觸到中國社會的實際
。……抗戰的幾年生活，對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偉大的時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認識
到中國的社會實際，理解到歷史工作者的重大責任，他絕對不能枯坐在書齋裡，盡看
那些書本知識，同時還必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
兩者結合起來，互相補充，才能把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推向前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
我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時，必須擴大眼界，廣泛
地利用有關輔助科學知識，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契約文
書）證史，這個新途徑對開拓我今後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傅先生一再強調的“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會
經濟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歷史現場的深刻意涵。事實上，在實地調查中
，踏勘史跡，採訪耆老，既能蒐集到極為豐富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又可聽到大量
的有關族源、開村、村際關係、社區內部關係等內容的傳說和故事，遊神冥想，置身
於古人曾經生活與思想過的獨特的歷史文化氛圍之中，常常會產生有一種只可意會的
文化體驗，而這種體驗又往往能帶來更加接近歷史實際和古人情感的新的學術思想。
這種意境是未曾做過類似工作的人所難以理解的。正是這種把文獻分析與實地調查相
結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
證史”，努力回到歷史現場去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重
要的奠基者之一。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1939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
授，正在陝甘三省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農村調查。梁方仲先生時年31歲，任中央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他的同事李文治教授後來這樣回憶道：
為了進行前後對比，梁先生還特別重視社會調查，多次到農村調查土地關係和農
民田賦負擔的問題。1939年，為了相同的目的，曾前往陝甘三省從事社會調查，不辭
勞苦，深入農村，蒐集有關資料，為期凡八閱月。
梁先生受過嚴格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訓練，後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再
任嶺南大學經濟系主任，而以研究明代賦役制度著名。他研究明代經濟史的直接動因
，在於要從根本上理解民國時代的農村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民田賦負擔的問題。他對
歷史上經濟問題的關注，植根於對現代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之中。在具體的
研究實踐中，他是“利用地方志資料來研究王朝制度與地方社會的學者中最為成功的
一位”，也特別重視民間文獻在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價值。梁先生在《易知由單的研
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過去中國田賦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書為限。這些材料，皆成於統治階級或其
代言人之手，當然難以得到實際。比較可用的方法，我以為應當多從地方志、筆記及
民間文學如小說平話之類去發掘材料，然後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去處理這些材料，
必須於字裡行間發現史料的真正意義；還給他們真正的面目。然而這類工作，無異沙
里淘金，往往費力多而收穫少。除了書本上的材料以外，還有一類很重要的史料，過
去不甚為人所注意，就是與田賦有關的實物證據，如賦役全書，糧冊，黃冊，魚鱗圖
冊，奏銷冊，土地執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種完糧的收據，與憑單都是。本書所要
介紹的易知由單，也就是其中之一。
梁方仲先生一直重視各種公私檔案的收集和解讀，新近出版的《梁方仲文集》收
錄有《清代納戶糧米執照與土地契約釋文》一文，我們從中獲知，1936年梁先生在濟
南一古書店購得清代山東吳姓地主的私家賬簿，其中附夾的11份清代“納戶執照”，
成為他數十年後撰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開始。該文還對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孫中山故
居陳列館、中國科學院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廣東革命歷史歷史博
物館、中山大學歷史系譚彼岸先生收藏的10多份清代土地契約逐一做了詳細的解讀。
梁先生的這份遺稿，本來是要作為附錄，收在其不朽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
統計》一書中的，他力圖通過與歷代戶口、田地、田賦有關的實物票據文書的考釋，
“為後人指出從這些官方數字出發，逐步深入揭示社會經濟事實的一條路徑” 。
事實上，在中國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奠基時期，在與傅衣凌、梁方仲先生同時代
的一批眼界開闊、學識宏博的學者身上，基本上看不到畫地為牢的學科偏見。對他們
來說，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是一個自然的思想過程。以梁方仲先生長期任教的嶺南大學
和中山大學為例，傅斯年等先生20世紀20年代在這裡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就倡導歷
史學、語言學與民俗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風格，並在研究所中設立人類學組，培
養研究生，開展民族學與民俗學的調查研究；顧頡剛、容肇祖、鍾敬文等先生開展具
有奠基意義的民俗學研究，對民間宗教、民間文獻和儀式行為給予高度關注，他們所
開展的鄉村社會調查，表現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特色；楊成志、江應樑等
先生，以及當時任教於嶺南大學的陳序經先生等，還在?族、傣族、瑤族、水上居民
和其他南方不同族群及區域的研究方面，做了許多具有奠基意義的努力。在這些研究
中，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的結合，表現得和諧而富于創意，並未見後來一些研究者人
為製造的那種緊張。
在這裡回顧這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是為了表達一個期望，即希望這套叢書的
編輯和出版，能夠成為一個有著深遠淵源和深厚積累的學術追求的一部分。叢書所反
映的研究取向，應該說是學有所本的。叢書的編輯者和作者們，從前面提到和沒有提
到的許多前輩學者的具體的研究作品中，獲益良深。他們也因此相信，在現階段要表
達一種有方向感的學術追求，最好的方法不是編撰條理統系的教科書，而是要提交具
體的有深度的研究作品，供同行們批評。
他們相信，在現階段，各種試圖從新的角度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歷史的努力，都不
應該過分追求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表面上的系統化，而是要儘量通過區域的、個案的
、具體事件的研究表達出對歷史整體的理解。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要達成這樣的目
的，從一開始就要追求打破劃地為牢的學科分類，採取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應努
力把傳統中國社會研究中，社會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不同的學術風格結合起來，通
過實証的、具體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
家制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儘量回到
歷史現場去。在具體的研究中，既要把個案的、區域的研究置于對整體歷史的關懷之
中，努力注意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和中國人的意識出發理解傳統中國社會歷史現象，從
不同地區移民、拓殖、身份與族群關係等方面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社會的國家認同，又
從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國家制度和國家觀念出發理解具體地域中“地方性知識”與
“區域文化”被創造與傳播的機制。
相信這套叢書最容易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是大量的地方文獻、民間文書和口述
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這樣的工作，不僅僅具有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之
下，“搶救”物質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不僅只是具有學術積累的意義。更重
要的是，叢書的編輯者們相信，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間文書、地方文獻和口述資料的
基礎上，建立並發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與地方文獻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將中
國社會史研究建立於更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的關鍵環節之一。正如收入這套叢書的許
多著作所反映出來的，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已經發展出一套較為系統的解讀鄉
村社會中各種資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帳本、書信和
傳說等，這種或許可被稱為“民間歷史文獻學”的獨具特色的學問和方法，是傳統的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漢學家都沒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套叢
書的編輯者們一直保持其學術自信心和創造力的最重要基礎之一。這些年來，他們也
力圖通過必要的訓練，讓更多的專業工作者熟悉這些學問和方法。
這套叢書追求通過區域的、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表達出對歷史整體理解的學
術風格，結果，就讓編輯者覺得，有必要就“區域研究”的問題多談幾句。特別是要
就這樣的取向，表達某種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態度。
近年有關中國傳統社會區域研究的論著越來越多，許多年輕的研究者在步入學術
之門時，所提交的學位論文，常常是有關區域研究的作品。曾經困擾過上一輩學者的
區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區域的“微觀”研究是否與“宏觀”的
通史敘述具有同等價值之類帶有歷史哲學色彩的問題，基本上不再是影響區域社會研
究的思想顧慮。十餘年間，隨著研究者的世代交替，學術價值觀也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
竊以為，深化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區域研究的關鍵之一，在於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
把握區域社會發展內在脈絡的自覺的學術追求。無庸諱言，時下所見大量的區域研究
作品中，具有嚴格學術史意義上的思想創造的還是鳳毛麟角，許多研究成果在學術上
的貢獻，仍主要限於地方性資料的發現與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對某些過去較少為人注
意的“地方性知識”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實際上只是幾十年來常見的《中國通史》
教科書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懷大志、勤奮刻苦的學者，窮一、二十年功夫，最後
發現他所作的只不過是一場既有思考和寫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遊戲。傳統社會區域研
究中，學術創造和思想發明明顯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學術從業者追尋歷史
內在脈絡的學術自覺的嚴重闕失。這套叢書在選錄著作的時候，力求儘量避免這樣的
闕失，但編輯者不得不坦言的是，要達致理想的狀態，仍需要很長的過程。
眼下的區域研究論著，除了有一些作品仍舊套用常見的通史教科書寫作模式外，
還有許多作者熱衷於對所謂區域社會歷史的“特性”做一些簡潔而便於記憶的歸納。
這種做法似是而非，偶爾可見作者的聰明，但卻談不上思想創造之貢獻，常常是把水
越攪越混。對所謂“地方特性”的歸納，一般難免陷於學術上的“假問題”之中。用
便於記憶但差不多可到處適用的若干文字符號來表述一個地區的所謂特點，再根據這
種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構想出來的分類方式，將豐富的區域歷史文獻剪裁成支離破碎的
片斷粘貼上去，這樣的做法再氾濫下去，將會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整體水準，繼
續與國際學術界保持著相當遙遠的距離。要理解特定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有貢獻的
做法不是去歸納“特點”，而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會、經濟和人的活動的“
機制”上面。我們多明白一些在歷史上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之下，人們從事經濟和
社會活動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別是要辦成事時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規矩，我們對
這個社會的內在的運行機制，就會多一分“理解之同情”。當然，要達致這樣的境界
，“回到歷史現場”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了。
在傳統中國的區域社會研究中，“國家”的存在是研究者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之
一。在提倡“區域研究”的時候，不少研究者們不假思索地運用 “國家 地方”、“
全國區域”、“精英－民眾”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概念作為分析歷史的工具，並實際
上賦予了“區域”、“地方”、“民眾”某種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統性”意義。對於
中國這樣一個保存有數千年歷史文獻，關於歷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記載相當完備，國家
的權力和使用文字的傳統深入民間社會，具有極大差異的“地方社會”長期擁有共同
的“文化”的國度來說，地方社會的各種活動和組織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學的文
獻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發現其“合理性”的解釋。
區域社會的歷史脈絡，蘊涵於對國家制度和國家“話語”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視
國家的存在而侈談地域社會研究，是難免“隔靴搔癢”或“削足適履”的偏頗的。既
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儘量置身於地域社會實際的歷史場景中，具體地體驗
歷史時期地域社會的生活，力圖處在同一場景中理解過去，那麼，歷史文獻的考辨、
解讀和對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對所謂“民間文獻”的解讀
，如果不是置于對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識背景之下，也是難免有“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的闕失的。
也就是說，在具體的研究中，不可把“國家—地方”、“全國—區域”、“精英
—民眾”之類的分析工具，簡單地外化為歷史事實和社會關係本身，不可以“貼標籤
”的方式對人物、事件、現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類。傳統中國區域社會研究的
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於漫長的歷史文化過程而形成的社會生活的地域性特點
，以及不同地區的百姓關於“中國”的正統性觀念，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
士大夫階層的關鍵性仲介，在“國家”與“地方”的長期互動中得以形成和發生變化
的。在這個意義上，區域歷史的內在脈絡可視為國家意識形態在地域社會的各具特色
的表達，同樣的，國家的歷史也可以在區域性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全息地”展現出來
。只有認識了這一點，才可能在認識論意義上明暸區域研究的價值所在。
在追尋區域社會歷史的內在脈絡時，要特別強調“地點感”和“時間序列”的重
要性。在做區域社會歷史的敘述時，只要對所引用資料所描述的地點保持敏銳的感覺
，在明晰的“地點感”的基礎上，嚴格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序列重建歷史的過程，距
離歷史本身的脈絡也就不遠了。在談到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與時間序列的關係時，應
該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時態”中見到的地域社會的相互關係及其特點，反映的
不僅僅是特定地域支配關係的“空間結構”，更重要的時要將其視為一個複雜的、互
動的、長期的歷史過程的“結晶”和“縮影”。“地域空間”實際上“全息”地反映
了多重迭合的動態的社會經濟變化的“時間歷程”。對“地域空間”歷時性的過程和
場景的重建與“再現”，常常更有助於對區域社會歷史脈絡的精妙之處的感悟與理解
。
這套叢書的編輯們，在以上的問題上，有相當接近的共識。這些共識的形成，是
長達20餘年共同的研究實踐和學術追求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外的人類學家
、歷史學家與大陸學者共同推動一系列的中國鄉村社會史研究計劃，希望這些計劃所
取得的進展，有可能超越傳統漢學研究的窠臼，讓新一代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結
論具有更好的與國際學術主流對話的可能，並在更加深刻的層面上改變學術界和公眾
對於歷史和史學的看法。也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在達致這樣的目標的道路上，能向
前再走一步。
這套叢書的另一風格，就是強調文獻解讀與實地調查的結合。只有參加過田野工
作的研究者才能真正理解，獨自一人，或與一群來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
同行，走向歷史現場，踏勘史跡，採訪耆老，蒐集文獻與傳說，進行具有深度的密集
討論，聯接過去與現在，對於引發兼具歷史感與“現場感”的學術思考，具有什麼樣
的意義。置身於歷史人物活動和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的自然和人文場景之中，切身感
受地方的風俗民情，了解傳統社會生活中種種複雜的關係，在這樣的場景和記憶中閱
讀文獻，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變了對歷史記載的理解。在實地調查中，研究者必須
保持一種自覺，即他們在“口述資料”中發現的歷史不會比官修的史書更接近“事實
真相”，百姓的“歷史記憶”表達的常常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歷史背景的解釋，而不
是歷史事實本身，但在那樣的場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過去如何被現在創造
出來，理解同樣也是作為“歷史記憶”資料的史書，其真正的意義所在及其各種可能
的“轉換”。在實地調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于解釋現
在，結合實地調查，從不同地區移民、拓殖、身份與族群關係等方面重新審視具體地
域中“地方性知識”與“區域文化”被創造與傳播的機制，就會發現，許多所謂“地
方性知識”都是在用對過去的建構來解釋現在的地域政治與社會文化關係。總的說來
，通過實地調查與文獻解讀的結合，更容易發現，在“國家”與“民間”的長期互動
中形成的國家的或精英的“話語”背後，百姓日常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空間觀念和地域
認同意識，是在實際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從不局限於行政區劃的、網路狀的“區
域”視角出發，有可能重新解釋中國的社會歷史。
編輯這套叢書，是為了表達一種具有方向感的學術追求。編輯者們強調自己的工
作學有所本，同時也相信自己的追求屬於一個有上千年歷史的史學傳統的自然延伸。
這套叢書的作者們都熱愛自己的研究，熱愛自己所研究的人們，熱愛這些人們祖祖輩
生息的山河和土地。在大多數情況下，作者們所從事的是一項與個人的情感可以交融
在一起研究，學術傳統與個人情感的交融，賦予這樣的工作以獨特的魅力。但大家對
於做學問的目的，還是有著更深沉的思考。他們希望在更廣泛、更深刻的意義上，在
學術發展的道路上，留下一些痕跡。希望這樣的研究，最終對整個中國歷史的重新建
構或重新理解，會有一些幫助。同時，他們也期望這樣的工作可能與整個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的主流有一些更多的對話，可以參與到一個更大的學術共同體共同關注的問題
中去。他們強調學術研究要志存高遠，要有理論方面的雄心，要注意從中國歷史的實
際和中國人的意識出發理解傳統中國社會歷史現象，在理論分析中注意建立適合中國
人文社會科學實際情形的方法體系和學術範疇。他們們希望在理論假定、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和過程重構等多個層次進行有深度的理論探索，特別從理論上探討建立傳統
中國區域社會歷史新的解釋框架的可能性，並由此回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的各
種重要問題，力圖對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整體發展有所貢獻。
幾年以前，這套叢書的“始作俑者”之一科大衛教授，在從事華南地域社會研究
近30年之際，寫了《告別華南研究》一文，其結尾的兩段是這樣寫的：
我們不能犯以往古代中國社會史的錯誤，把中國歷史寫成是江南的擴大化。只有
走出華南研究的範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的歷史。
我就是這樣決定，現在是我終結我研究華南的時候。後來的學者可以比我更有條
件批評我的華南研究。我倒希望他們不要停在那裡，他們必須比我們這一代走更遠的
路。我們最後的結果，也不能是一個限制在中國歷史範疇裡面的中國史。我們最終的
目的是把中國史放到世界史里，讓大家對人類的歷史有更深的了解。
參與這套叢書編輯工作的學者，都有相近的心境和期望。是為序。
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於廣州康樂園馬崗松濤之中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4197
http://www.hku.hk/ihss/chi/b5_publications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