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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開羅市中心的新城，一棟私人別墅正舉辦泳池派對。眼前的景象很容易讓人相信：埃及革命完蛋了。曾經在解放廣場搖旗吶喊的中上階層青年，穿著清涼，嬉戲水中，打開整箱整箱酒精飲料，高聲討論燒烤用哪種醬汁更好吃。除了熟人介紹，參加派對還有一個條件：不談政治。
「通往自由的大門是紅色的」
即便一年多前，具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總統穆爾西執政時期，這群年輕人還常常聚在一起討論時局。他們的年齡在22－32歲左右，有記者、商人、公益活動者、音樂人以及反對黨黨首阿曼·努爾的兒子。穆巴拉克執政晚期允許一定程度的公民社會，聚而議政並不陌生。但是2013年夏天，軍隊鐵血鎮壓穆兄會，廢黜民選的穆爾西，接著推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泳池邊的年輕人對穆爾西絕無好感，但又一輪政權交替讓他們看清楚：三年前開始的革命，完成的只是權貴洗牌，人民仍然沒有權力。年輕人厭倦了政治，他們說「需要休息」。
但是，如果你厚著臉皮追問，會發現革命仍有慣性，徹底放棄也不容易。商人和公益活動者走出城市，幫助埃及農民，把蔬果產品賣到開羅富人區扎馬利克島，繞開抽取大量利潤的中間商。他們還引入歐洲專業人士，教農民種植附加值更高的有機產品。「剛開始他們以為我是間諜，」薩拉·諾瓦亞是別墅主人，第一次下鄉充滿挑戰，農民們不明白這個城裡來的姑娘要乾什麼，等到產品賣出高價，農民們才歡喜起來。埃及勞動人口中，96%參與農業。而三年前反對穆巴拉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集中發生在大城市，城市中產與農民之間向來缺乏聯繫，無法形成改變社會的共識。
泳池派對上還有一名女記者，在一家剛剛開辦了十個月的新聞網站工作。她說，該網站對塞西的負面報導不做自我審查。過去一年多來，埃及記者經歷了連穆巴拉克時期都不能相比的嚴酷，無數人被抓被關，甚至有人遭蓄意槍擊身亡——軍方說是穆兄會乾的，受害者同事則堅持說，親眼看見是軍警開槍。在這樣的氣氛中不妥協，眼前這個剛剛從泳池爬上岸的女孩，勇氣可嘉。
另一名從事家族建築生意的中產，三年前給我看示威中受傷的手，驕傲地引述阿拉伯詩人艾哈邁德·邵基的句子：「通往自由的大門是紅色的。」如今，他搖頭感嘆：「太多的血，但門還沒有開。」
讓2011年革命的始作俑者——城市中產最感失望的，是革命初衷被遺忘。三年前廣場上的口號幾乎全是「自由、尊嚴、公義、反腐」，而不是為了「麵包」，但三年動盪、經濟停滯之後，埃及人仰望軍人出身的塞西：「給我麵包吧，其他都不重要」。
即便如此，這名建築師也沒有停止「推門」。他和朋友集資開辦視頻網站，用動畫講述民主制度的運作、介紹埃及歷史。部分視頻上傳後獲得的點擊超過了一百萬。
當然，跟埃及過去三年來貪腐加劇、動亂不休的事實相比，中產青年們深化革命的努力微不足道: 薩拉·諾瓦亞的項目到目前為止，僅僅幫助了十個農民。女記者坦言，網站敢說話，是因為影響力尚微，沒有引起官方重視。
薩拉·諾瓦亞朋友圈裡有人在2011年後反對軍方或穆兄會的抗議中受傷、犧牲，更多人離開了埃及，移民歐洲或者美國。留下來的人則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不願評論政治。埃及青年中也不乏試圖直接改變政治的組織，如「麥哈利亞」，阿拉伯語意思是「地方」，參與地方議會選舉，倡導「本地事務本地人解決」。最近更新的Facebook上，「麥哈利亞」呼籲清除亞歷山大某居民區的垃圾堆。
諾瓦亞希望，二十年後，曾經為革命付出代價的人，會佔據社會重要崗位，推動埃及真正的改變。
聽上去，這似乎是中東版的「68一代」。「68一代」指的是歐洲左派學生運動，他們喊著「Marching through institutions（進入體制內部尋求改變）」，二十年後重寫歐洲社會的政治與文化。但是「68一代」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助力，是二戰後歐洲經濟迅猛發展。在埃及，如果變革的願望是翅膀，那翅膀下麵還沒有勁風吹拂，社會的經濟條件、權力對比，都沒有做好迎接實質性改變的準備。
但是，2011年埃及發生的抗議示威，趕走了穩坐三十年的統治者，在埃及社會中不可能連影子都沒有留下。新當選的總統塞西清楚，他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埃及。今年總統選舉投票率低迷，已經說明中產階級無言的不滿和宗教組織沉默的抵制。官方刻意延長投票時間，威脅缺席者罰款500埃鎊，也未能刺激投票人數大幅增加。
就連塞西的支持者、埃及國家通訊社總編阿來·希來勒都說：「塞西非常緊張自己能不能做得好，前兩個總統都在監獄裡，做不好的下場非常明確。」
穆巴拉克下臺三年後，仍然很難預測埃及會走上什麼樣的道路。軍方把穆兄會打翻在地，也向人民展現了鐵腕。但是民間個體意識增強，世俗青年積蓄力量，各種勢力此消彼長，誰都有所顧忌，誰都吃不掉誰，誰都無法單獨把埃及帶入未來。
中東民主失敗是美國之過？
塞西該怎樣權衡自己的角色？埃及能夠走入真正的民主嗎？阿拉伯兄弟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近況，僅供參考：馬利基政府孱弱，無法實現穩定。恐怖襲擊沒有因為議會選舉而減少，叛軍攻城掠地，逼近巴格達。沒有安全的民主，缺乏說服力。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炫耀強勢，內戰如火如荼之中，舉行總統選舉，以自欺欺人的88.7%高支持率當選。現實殘酷，兩種截然不同的政府取向，卻導致同一種結果：太弱，或過於強勢，都無法避免社會動盪。
敘利亞復興黨看似掌控一切，但正是始於前總統老阿薩德的鐵血政策，激發了民間仇恨。1982年哈馬市穆兄會起義，阿薩德調動坦克屠城，死亡數萬。今天敘利亞內戰最激烈的城市，正是當年穆兄會遭到最嚴酷鎮壓的地點，反對軍也可看作復仇軍。2000年巴沙爾即位之初，為了緩解社會積怨，放開言論，釋放政治犯，但在短短六個月之後，巴沙爾就受不了改革快馬脫韁之勢，他轉而關閉非官方團體，抓捕異見領袖，「大馬士革之春」曇花一現，傷了知識分子對巴沙爾的支持。
人們常常把中東亂局，歸咎於美國魯莽輸出民主——彷彿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中東是一片和平樂土。能源儲備、戰略要地、教派衝突，古老的詛咒從來沒有止歇。「阿拉伯之春」後續動盪，是民主的變革之力，敵不過舊矛盾的破壞力。
而美國真的有心在中東推進民主嗎？
1945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與沙特國王阿卜杜拉.阿齊茲在「昆西號」巡洋艦上的最初相識，緣起於石油。會面之前，美孚石油已經取得在沙特的獨家開採權。但美國真正介入中東事務，要等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英國無力維持在中東的存在之後。
從那時起，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一直是能源，與之交換，是提供安全保障。2001年「911」事件之後，小布什政府才提出「自由中東」計劃，推進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試圖以此消除恐怖主義對美國本土的威脅。2003年大軍直取伊拉克，宣示美國有能力介入中東一切事務。但它的民主推進計劃，始終看人下菜碟，受制於美國對中東政權的依賴程度。
二戰結束，美國為西歐送去「馬歇爾計劃」，是二十年後歐洲經濟繁榮的原因之一，某種程度上支持了「68一代」的成功。但是在中東，美國資金投入顧忌重重，對埃及的每年15億美元援助多用於軍事。美國雖然不斷敲打中東各國人權狀況，多數時候還是默許油庫上的政權，穩定壓倒一切。
中東民主起源也與美國無關。北非地中海國家的政治制度，受歐洲影響早於美國。1798年拿破崙遠徵埃及，開啟了中東近代史。埃及早在一個世紀之前，便誕生了第一部憲法，照搬歐洲議會制。美國民主對近代中東的影響，更多在生活方式。美國流行文化在中東民間的受歡迎程度，遠勝美國大兵。
隨著頁岩氣和替代能源革命，美國勢必減少在中東的政治與經濟投入。敘利亞政府越過不使用化武的「紅線」，奧巴馬卻撤回弦上之箭，拒不出兵，動搖了美國在中東的歷史地位。誰是今日中東的主人，成了沙特與卡塔爾之間的較量。沙特援助埃及，十倍於美國，也不吝資助民生。卡塔爾支援敘利亞反政府軍，收留穆兄會流亡者，還正式承認加沙哈馬斯。兩個非民主國家，展開金錢較量，不知會給中東帶來怎樣出人意料的變化。
社會變革總是複雜多面，很難用「好」或「壞」一言以蔽之。即便在伊拉克，民主聲名狼藉，一無是處，但薩達姆倒台，至少減弱了人們對威權的恐懼。今日伊拉克媒體開放，人人發聲。當地中國公司說，明顯感受到伊拉克「企業文化改變」，不再是一個上司說了算。這對能源生意來說，也許少了便利，但大部分商業都歡迎更加公平的競爭。
回看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除了個體覺醒，似乎沒有帶來太多積極改變，反而付出無數生命代價。人們常常相信，社會一定要準備好，才能實現良性變革。但問題是，變革的一大特徵，就是「難以預見」，它總在多種力量、複雜因素交織下，突如其來。如果說埃及革命證明瞭什麼，那就是，至少在2011年十八天示威中，它證明瞭一個相對開化的社會，一個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公民社會，在變革來臨的時候，很可能避免內戰，實現相對平穩的轉身。而像巴沙爾、卡扎菲那樣剛愎自用的統治者，沒有給社會留下一絲空間，無法預見戰爭的來臨，更不知該如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