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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試金石
——經濟語境下的中蒙關系
2009年5月普京到訪蒙古時，我正好在烏蘭巴托。作為蒙古國事訪問的主客，普京在上一
站日本耽擱了四個小時，讓蒙古國的文武百官在機場苦苦等候。在離蒙的記者會上，普京
頻頻看表，不耐煩之情言溢於表。但蒙古朝野對這位前宗主國的新沙皇來訪還是滿心歡喜
，唯一持異議的是我朋友Boum Yalachi和綠黨的夥伴，他們在蘇赫巴特廣場舉牌抗議，要
求普京不要指染蒙古的鈾礦。
六年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蒙古，排場盛大，細節體貼。相較之下普京的傲慢，習
近平與一個人口不過北京朝陽區大小的鄰邦元首平起平坐，把盞言歡。習近平在大呼拉爾
（國會）致詞時說道：“這是一次走親戚的訪問……現在中蒙關系已經進入歷史最好的發
展時期，路熟了走起來容易，人熟了聊起來容易……中蒙兩國將建立戰略性夥伴關系”。
繞開這些不熱不冷的外交修辭，我總覺得這場套路做足的大戲少了一些核心價值。關心中
蒙關系的各方該追問，中國在蒙古的核心利益是什麽？中國對蒙的長遠目標與現行政策之
間有無扞格之處？
中蒙外交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麽
中國在蒙的核心利益是礦產嗎？如此說來，智利的銅或澳洲的鐵礦砂也該劃歸中國的核心
利益。在資源全球化的今天，雖然大宗物資持續看漲，但大致還是由供需雙方的議價能力
決定。然而就經貿而論，蒙古有絕對正當的權利在大國間左右逢源。就在習近平訪蒙的同
時，日本自民黨的經貿代表團也在首府與總理對話。礦產是個大買賣，但絕非中蒙關系的
核心。
也有蒙方的評論者認為習近平此行是回防後方，突破美日的包圍。這個判斷局部真實。但
從上世紀末中蘇勘界確定並共組上合組織後，蒙古作為中俄緩沖國的功能大為降低。蒙古
不如突厥諸國（中亞五國）位於內亞（中亞）的戰略要地，缺乏出海口更是地緣處境上的
軟肋。蒙古“第三鄰國”的構想在經貿上或有可為，但除非中美回到冷戰的對抗，美國不
太可能冒北京之大不韙，直接在蒙部署軍力。所以雖然習近平高度評價蒙方倡議的烏蘭巴
托和平對話，但至今仍然看不出蒙古可在區域舞臺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倒是習近平的“兩車論”，把中方的戰略意圖說得更為形象具體。習說歡迎周邊鄰邦，搭
中國崛起的“便車與快車”。大白話就是告訴蒙古朝野，若是想分潤中國崛起的經濟利益
，就別做出傷害中國感情的行為（如邀訪達賴喇嘛）。雙方希望貿易額能在2020年間增加
到100億美金的規模，約為今年貿易額的八成。
中方的意圖是把蒙古從前蘇聯的附庸國轉變成對中資源輸出型的依賴國。雙邊貿易要如此
神速超趕，只能靠開發超大型的礦業項目來達到，而各國力爭的南戈壁大礦奧雲陶勒蓋
(OyuTolgoi)正是首選。
可是從蒙古的長遠利益來說，正因為全球資源稀缺會常態化，豐富的礦藏與其現在開挖不
如以後再賣。優質煤是中方從蒙古進口的主力產品，而中國卻是全球煤儲量的首位國家，
集中的地點就在鄰近蒙古國的內蒙，山西，東北等省份。中國這種先用鄰居資源的心態，
蒙古各界豈會不知。無償援建固然是中方慷慨施恩，但中國工人在失業嚴重的蒙古鄉間包
辦大小工程，看在當地人眼裡未必感激，甚至常發生糾紛。總之，中國在蒙古做了不少事
，卻得不到相應的肯定。
中國高估了對蒙經貿影響而低估蒙古的內部復雜性
中國目前推動的周邊經濟安排，可以算是歷來朝貢體系中最沒有想象力的版本。
和明朝的大膽南向相比，現今的中國對外貿易戰略缺乏海洋與民族的多樣性。和清朝經略
內亞相比，當前的體制無法調動宗教力量收攏人心。即使和民國及北洋相比，現今中國內
地少數民族漢化的速度也令蒙古人怵目驚心，物傷其類。
北京對蒙古的戰略盲點在於高估了經貿的影響力，也低估了蒙古內部的復雜性。施惠式的
貿易或可讓小國一時順從，卻不會有長期的真誠協作，更買不到對方的尊敬。
以蒙古的政治變化來說，很可能過一陣子政黨輪替，礦業的談判就陷入僵局，達賴更是照
例訪蒙。早在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時，長期執政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就發現可以利用宗教
領袖來化解以往的舊怨。於是這個曾經槍殺數千名喇嘛的政黨幡然悔悟，每逢選舉便積極
邀請達賴喇嘛訪蒙。目前執政的民主黨可以看成是親商的政黨，對中國也較多務實的考慮
，但蒙古的政黨輪替已經兩上兩下，基本上沒有言論審查與政治迫害。即使仍有貪腐與透
明度不足的問題，但任何臺面人物與鄰國的暗盤都難逃媒體的追蹤。
北京或許會覺得反復是小邦的本性，但蒙古的頭面人物卻可能覺得玩弄大國而沾沾自喜，
要蒙古對大國一面倒的情形基本不可能。若不理解蒙古民心的兩面，單面讓利的做法極可
能事與願違，而問題的根源卻正是北京理解鄰邦與世界的方法。
蒙古應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試金石
其實在經貿與政治之外，蒙古對中國來說，還有個無可替代的重要性。蒙古應該是中國和
平崛起的試金石。蒙古人對中國若能改觀，中國的軟實力才走得出去。
因為中蘇對抗的遺緒與面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蒙古應該是全世界最防華反華的國家，從
四代留俄的菁英階層到一般百姓牧民，中國一詞通常對很多蒙古人來說，都是威脅的代稱
。有位比較瞭解中國的蒙古朋友曾這樣說：“中國人有多恨日本人，我們蒙古人就有多討
厭中國人。”也許中文的讀者會感到困惑，中蒙即使有些嫌隙，歷史上中國並沒有侵略蒙
古。
但從蒙方的理解來說，滿清對喀爾喀蒙古的分化與鎮壓也算在北京政權的繼任者身上。北
洋政府曾多次出兵庫倫（今烏蘭巴托），蔣氏父子與毛澤東都沒有放棄向斯大林交涉阻止
蒙古獨立。中蘇對抗時，蒙古國和內蒙古都是重兵部署的前線，而中國文革期間虛構內人
黨株連與迫害國內蒙古族，更是蒙方負面理解中國的源頭之一。
相較於官方的節制，中國民間不時有“回收蒙古”的偏激言論，主張者從網絡憤青到民運
人士都有，在在都讓這個已經建國百年的主權國家感到不解與不快。
然而從中國國內蒙族的處境來看，作為主人民族語言的蒙語，在各級自治體的普及程度遠
不如粵語在廣東，吳語在上海。當今的體制拔擢了許多蒙族的秀異人才，開展了許多民族
工程項目，卻坐視蒙語持續流失，草原生態嚴重衰退。
中蒙互為鏡像，映射彼此的偏執與焦慮
或許蒙古對雙邊歷史的理解還可再議，但中蒙就像一對鏡像，可以映射出彼此的偏執與真
實的焦慮。中俄夾縫中的蒙古，民主體制與產業配套都還沒完全到位，面對中國崛起的確
有憂患的理由。而北京在國力漸增的同時，真正的朋友卻越來越少。但若中國能真誠對待
蒙古，或許在這個“他者”身上，可以找到帝國焦慮的出口。
我在烏蘭巴托的華僑小學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個蒙華雙語學校中，95%是蒙古本地
的孩子，有別於蒙古其他昂貴的外語學校，華小學生大部分來自中等甚至貧苦的家庭。其
實連一般蒙古百姓也都知道南方大國的再起，也知道漢式的教學可以補強蒙古的不足，所
以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漢語有些聯系。可惜中國面向蒙古的教育資源，太過集中在上層家庭
，這些學生的首選是歐美日韓，中國提供的機會他們未必感激。
要建立中蒙間的長期信任，關鍵就在於年輕世代的互相理解。而南北蒙古的深度交流將會
帶來彼此全新的認識。
如果讓中蒙之間有大量的寄宿家庭，在華的蒙方青年或許在感受中國物質充裕的同時，也
會對中國網絡審查感到不解與不耐。他們也許會心生疑問，為何中國可以在世界各地撒錢
，卻沒辦法像俄羅斯一樣，照顧人民如住房與醫療的基本需求。
如果南北蒙古的非營利組織可以自由走動，關註公共議題。內蒙將會受益於北蒙的國際網
絡，成為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另一個窗口，而北蒙各界也可以更為正向地面對中國的投資
。
如果北京能走出漢族中心的封閉敘事，讓全球的蒙古學者開放地討論元蒙，滿清與近代東
亞，雙邊關系才會在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上”（北京對日本的慣用語）重新開始。而北
京的治理者也會從蒙古主導世界史的進程中，得到更多啟發。
如果以上都真實發生，蒙古人民對中國固結的偏見或能開始化解。
習近平訪蒙與兩種截然不同中蒙關系的想象
也許有人會擔心泛蒙思想的再起，會沖擊中國內部的穩定，但以目前的人口組成與分佈來
看，蒙古人之間的任何連結都不具備改變地緣秩序的絲毫可能性。開放兩蒙交流將會為中
國在北境帶開一扇窗，帶來更多改革的動力。北京對蒙工作的首要工作不是加大援助，而
是開放心胸，尊重鄰邦，改革自己。
在蒙古國後杭愛省的和林王城附近，有個八世紀寫就的闕特勤碑，碑的正面是唐玄宗紀念
毗伽可汗親弟特勤過世的御制宏文，碑文曰“…各修邊貢，爰逮朕躬，結為父子，使寇患
不作，弓矢載橐。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父子
之義……”
然而碑的另外三面，卻是可汗口述的真實心情，他說：“唐人的話語總是甜蜜，唐人的東
西總是精美……但他們不讓我們的勇士當任領袖，只想把我們當奴僕…利用甜蜜的話語和
精美的物品進行欺騙，唐人便以這種方式令遠方的民族接近他們。當一個部落如此接近他
們居住之後，唐人便萌生惡意。不讓真正聰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獲得發展。”
闕特勤碑把大國的辭令與小邦的痛切同勒於碑，並陳於世。千載之下，觀者猶然能體會草
原民族面對中原王朝的焦慮。對照今天的中蒙關系，恐怕更多蒙古的有識者對中國心生警
惕。
習主席該細讀闕特勤碑，理解蒙古的人心。正反碑文里有兩種截然不同中蒙關系的想象，
但中國看來還是停留在千年前的王朝心態。
地緣政治的戰略戰術可能有很多選項，但與鄰邦交往的核心的價值不就是“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嗎？
蒙古無疑是個小國，但要想讓這些成吉思汗驕傲的子孫敬重南方的大國，中國自己得加油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