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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雙重身份
如果從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看，中國近年來與周邊國家的緊張與沖突是一種正常現象
。因為一個民族國家與一個經濟人是一樣的，首先要捍衛自己的權利；在與周邊國家發生
糾紛時，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盡管在這些爭議中，任何一方不見得完全占理。更何況，與周邊國家相比，中國的訴求有
著更為堅實的歷史文化基礎。在歷史上，中國作為一個相對於周邊國家更為開發和人口密
集的國家，大量人口下南洋，也必然同時下南海。南海不僅是中國人的貿易通道，而且是
中國人的漁場。中國人在南海諸島上的暫時休整和長久居住就形成了中國南海主權的最初
要素。再加上後來歷代中國政府逐漸加強了對南海的管轄，成為了比周邊國家主權申張的
更為久遠的法律事實。
朝貢體系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海疆劃分
從國際關系角度看，中國周邊的這些國家都曾在中央王國的朝貢體系之內。在明代，安南
，占城，瓜窪，蘇門達臘和呂宋等，都是明朝的朝貢國；到了清代，雖然南海周邊的朝貢
國減少了，但仍在這一國際秩序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朝貢體系內的各國之間並不像現
代民族國家那樣有著明確的邊界，且這一邊界嚴格限制了不同國家人民的越界活動。朝貢
體系所依據的理論是“五服”，即由中央王國的中心由內而外的“甸服”、“侯服”、“
賓服”、“要服”、“荒服”；是一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而不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平等社
會實體的關系。
這種朝貢體系在近代西方勢力入侵以後已經瓦解，周邊國家，尤其是南海周邊國家多淪為
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中國雖然受到削弱和入侵，但仍保留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只是昔日天
朝上國的權威不再。即使如此，中國仍可被視為一個民族國家，她在南海周邊國家失去主
權的情況下仍然行使著主權。除了個別周邊國家，如越南，會由其宗主國法國而與中國產
生一些摩擦；其它國家都不曾提出主權要求。因而，早在1947年中國政府正式公佈南海斷
續線時，周邊國家或者沒有獨立，或者剛剛獨立。它們自己或它們的宗主國也沒有提出異
議。只是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這些國家才開始主張權利。
與日本的緊張稍微復雜一些。雖然日本也曾是朝貢體系中的一員，但經常游離於這一體系
之外，並有取中央王國而代之的野心。近代以來，它憑借武力吞並了琉球，以後又侵占了
台灣和中國大部。二戰戰敗後，它雖歸還了台灣，但因美國占領了日本本土及琉球群島，
使得釣魚島的地位變得模糊。當美國將沖繩歸還日本時，也將釣魚島一並歸還，使事情變
得復雜。但這並不妨礙中國對釣魚島主權的申張。且有證據證明，即使在日本吞並琉球群
島以後，它並沒有將釣魚島視為沖繩的一部分（胡恆，“甲午戰爭後日本地圖證實釣魚島
屬中國”，《參考消息》，2014年8月7日）。
從中國維護主權的行為來看，一直堅守著一個底線，即不動用軍事力量改變現狀。但鑒於
長期以來，由於中國在南海諸島的一些島嶼和釣魚島並沒有實際行使主權，而周邊國家卻
用具體行為實際占有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島嶼，近年來中國政府也採取了一些具體行動，
包括設立三沙市，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派海監船到島嶼附近執行公務，在南海開發石油
等等。在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堅持與爭議國家進行和平的雙邊談判，而不接受所謂國際法
庭的裁決。其中的簡單道理就是，中國認為何種解決方法對其有利。
如果中國一直堅守這一底線，便與許多新崛起的“大國”有著根本的不同。如美國在立國
之時，其疆域只在阿利根利山以東、至多不過密西西比河，她的擴展是靠武力打敗、剿滅
和驅趕原住印第安人而實現的。她通過戰爭從墨西哥獲得領土，她用武力鎮壓了菲律賓的
獨立運動，將其作為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近代崛起以後不斷地用武力向外擴張，出兵占
領了琉球和朝鮮，通過甲午海戰的勝利從中國割走了台灣，後來又發動了對中國和亞洲與
太平洋的全面戰爭。因而，中國對周邊有爭議的領土採取非軍事的手段維護主權的作法，
應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朝貢體系下的中國是“強互惠國”
然而，如果中國僅滿足於此，還是不夠的。因為中國不僅是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盡管朝
貢制度已成過去，但我們不能否定它曾經起到的正面作用。首先它維護了體系之內國際秩
序的有序和穩定。中央王國向周邊國家提供安全和公正的公共服務。它並不利用其地位擴
展領土。它幫助藩屬國抵禦侵略，甚至幫助它們復國。如明朝幫助朝鮮復國。當日本吞並
琉球時，琉球王室成員也曾請求清朝政府出兵相助。中日甲午戰爭起因於中國對朝鮮的援
助。第二，中央王國對藩屬國的冊封是該國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第三，朝貢
制度是各國間貿易關系所借用的政治外殼，促進了貿易發展。第四，以儒家為主流的文化
傳統通過這一體系逐漸形成體系內國家的文化共識，從而奠定國際關系的共同價值標準。
在朝貢體系下，沒有如西方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剝奪關系，中央王國並不利用藩屬國稱
臣而獲取經濟上的利益。藩屬國的進貢多具有象徵意義，中央王國遵循的原則是厚往薄來
。進貢和還貢已經成為一種儀式化的政治關系。這種儀式化的象徵意義甚至達到了極致，
即有些所謂的“朝貢國”在上百年間只朝貢過一次。然而，這也並不是沒有意義。即使不
存在天朝上國與名義潘屬國之間的宗潘關系，至少形成了一種和平關系。明代曾有“不徵
之國”，實際上我們也從未聽說，不是“不徵之國”的朝貢國家遭到過中國的徵伐。在這
種體系下，國與國之間相對和平。雖然不時有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與摩擦，但不曾出現
連年不斷的大規模國家間戰爭，也不會有國家集團之間的軍事對抗。
反觀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體系，實際上是一個失敗的國際體系。正如一個只有眾多的個人
而沒有政府的社會一樣，一個只有眾多民族國家而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不能成為一個和
平與穩定的世界。這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平等的個人或國家之間的沖突可以通過談
判解決，但總有“個人主義失靈”的時候，在這時雙方都認為對方的出價達不到自己的底
線，又不能一走了之，從而使談判陷入疆局。在這時，只能動用武力。如果爭端最終要由
武力解決，則民族國家間的競爭就是一種武力競爭。這正是尤其是近代以來發生的事情。
短短幾百年，人類的武器已經從大刀長矛發展到了核武器。這還不算完，還有太空武器和
基因武器等等在開發。
在傳統世界中，結束這種戰國狀態有一個途徑，就是一個強大帝國通過武力統一世界。然
而，這在已經有了核武器的今天已不可行。因為一場核戰爭是沒有勝利者的，結果只能是
人類的毀滅。因此，通向世界永久和平之路必須是和平的。這又如何可能呢？我們可以想
一想，一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實際上，盡管我們強調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但並不意味
著他們都有同樣的道德水準。雖然多次重復博弈可以促進合作，但總還有不合作的情形。
人們之間之所以可以有較高的合作機率，是因為人群中有這樣一種人，他們意識到合作對
大家都有好處，從而自覺地促成合作，甚至不惜損害自己的部分利益。這如同桑塔費學派
所說的“強互惠者”那樣。該學派的仿真模型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結論，如果沒有強互惠者
，社會就會崩潰。
從而，我們就知道，達致一個和平與穩定的世界，也需要類似的“強互惠國”。這個國家
應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具有嚮往世界永久和平的道德自覺，一是具有較大國家規模與
實力。如同人群中有君子或文化精英一樣，這樣的國家應是一個君子國，其主流文化清醒
地看到民族國家間的武力競爭最終會導致人類毀滅，而走向永久和平才是全世界皆大歡喜
之途。為達此目的，該國必須用自己的力量推動新的國際規則的施行，這一規則就是不再
把武力作為解決爭端的最後手段。但要這樣做，其規模和實力應該是較大的。這是因為，
如果沒有實力，就不能制止別的國家採用武力解決爭端。
盡管康德的“人類可以打出一個世界和平來”的期望是錯誤的，但他設想的“一個強大而
開明的民族”作為“和平聯盟”的“中心點”（“永久和平論”，載《歷史理性批判》，
商務印書館，1996，第113頁）則是可操作的。類似地，我也曾提出過“天下主義中心”
的概念（盛洪，“終結核達爾文主義”，《權衡》，2006年第4期）。那麽誰有資格作天
下主義中心呢？從國家規模與實力來看，美國顯然是首選。然而，從道德自覺的條件看，
又顯然不夠格。雖然美國有關於國際事務的理想主義傳統，如在威爾遜總統時期和奧巴馬
總統的早期，但理想主義從來沒有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導力量。
不用說美國疆域的形成過程就是靠武力擴張的，在美國成為世界霸權以後，對外國的多次
軍事乾預多以本國的戰略利益為準繩，比較典型的，是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越南，
它導致300萬人死亡（百度百科“越南戰爭”條目估計中間數）；在伊拉克，它殺了60多
萬人（Lancet survey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et_surveys_of_Iraq_War_casualties ）。今天美
國的國防開支高於其後12個國家的總和，她總在率先研究和開發更令人恐怖的新武器。為
了保持武器技術的領先，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中國外交必然會走向天下主義
那麽中國呢？從國家規模和實力上，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並有望在十年內超過美國
。因而中國具備成為天下主義中心的條件之一。那麽道德自覺呢？在今天，我們看不到明
顯的跡象，然而我們可以說，中國有著道德自覺的潛質。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天下主義的
傳統，並在相當長時間內奉行著天下主義的原則。朝貢體系只是傳統中國國際關系中的一
個局部。誕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孟學說，很註意國與國之間的道德準則。孔子贊揚在國
家軍事沖突中仍然遵循禮的行為；孟子則說“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強調大國對小國要仁
慈；他們堅持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關於如何最終解決戰國紛爭的問題，
孟子說要“一之”，即統一天下，而只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盡管並沒有充分實現儒家的世界理想，但以儒學作為主流文化的中國歷代成功的王朝還是
大體上遵循了上述儒家的國際原則。它們信奉“中國一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
弟”；它們希望“近者悅，遠者來”。漢代，尤其是東漢的貿易政策是自由放任的（餘英
時，《漢代貿易與擴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6頁），宋代的進口關稅平均約為
10%（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141頁），清代約為4%
（張曉寧，《天子南庫》，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40頁）。南宋乾道年間，一海外巨
商死於中國，“有資巨萬”，宋朝政府“屬其徒護喪以歸”（黃純艷，118頁）。它們期
待“施仁義於天下”，並用道德約束自己在國際上的行為。甚至對於敵國，它們也不願意
乘人之危。唐貞觀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恰好高昌王去世，有人勸侯君集乘機攻打，被
他拒絕，說“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貞觀政要》“徵
伐第三十五”）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雖然在近代以來其文化傳統受到打擊，但從長遠看，仍有著強勁的文
化底氣，天下主義仍是一個融化於中國精神中的道德價值。因而隨著中華文化的復興，天
下主義也會強勁復興。李慎之先生曾說，“在中國復興而取得與世界各國平等地位以後，
中國的文化應該還是回復到文化主義與天下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太平洋
學報》1994年第二期。）更何況，中國還有著兩個更為重要的原因，使它不得不走向天下
主義。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約有20個鄰國。與所有鄰國和睦相
處，有著互相尊重和信任、且充滿親情的好鄰居，是中國人民的重要福利之一。因而中國
要比其它任何國家都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於睦鄰問題。而鄰國與鄰居的區別在於，鄰居可以
選擇，如孟母三遷，千金買鄰，但鄰國不可選擇。因而鄰國相睦要花費更大氣力。
再仔細觀察，中國與其鄰國的人口共約37億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國解決好
與鄰國的關系，世界永久和平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半。豈止一半，中國與其鄰國就會形成一
個天下主義的聯盟，提煉出國家間睦鄰友好的基本原則，積累和睦相處的實踐經驗，就會
有一個強大的文化與實力的基礎，進而將天下主義的原則推向全世界。
中國不得不走向天下主義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世界性的災難
就等同於中國的災難。如果世界上發生核大戰導致人類毀滅，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是中國人
。根據奧爾森的理論，當一個人類群體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覆蓋了全部人口的相當部分
甚至大部分時，全局性的福利或損失就幾乎等同於這個群體的福利或損失，它就有足夠的
動力去獲取這一福利或避免這一損失，從而作出具有全局視野的決策來。
因而，中國在國際關系中，就不僅是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它還是一個建立和維護新的國
際秩序的強互惠國。這決定了，她並不能像近代以來許多新興國家一樣，其目標是稱霸世
界，成為強權之一或最大霸主。她的任務，是要結束近代以來的、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
本原則的國際秩序。盡管二戰以後戰爭似乎少了，但決定國際秩序的基本規則並沒有變。
冷戰沒有打仗，但武器不斷升級，破壞力越來越大。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軍費曾一度下降
，但後來又不斷攀升。盡管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到2013年仍高達6820億美元。這說明
社會達爾文主義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它仍隱秘地但決定性地支配著當今世界。然而，只
要這一種國際秩序不改變，人類就逃脫不了最終覆滅的命運。
天下主義中心的中國如何處理與周邊的領土爭端
那麽，中國的雙重身份，作為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和作為天下主義中心是否有沖突呢？從
短期看，可能有沖突；從長遠看，並無沖突。一個島對一個國家是有經濟價值以及領土主
權完整的尊嚴價值的，睦鄰關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資本”，也有著經濟價值和安全、尊
嚴與文化交融的價值。在短期看，針鋒相對地爭奪島嶼，可能會損害睦鄰關系；照顧睦鄰
關系，可能在爭奪島嶼方面手軟。而從長期看，只有建立一種公正的國際規則，才能真正
獲得好的鄰居；也才能低成本地解決爭端。因而解決領土爭端和睦鄰友好並不矛盾。而如
果只想用實力甚至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則必然惡化國家間與民眾間的關系，也並不能真正
享有該領土。更進一步，如果中國用武力解決爭端，也就遵循了幾百年來主導世界的國際
秩序，也就等於承認，當年西方列強加害於中國的作法是正確的。
因此，現在對於領土爭端，中國就不能僅像一個民族國家那樣行事。因為有一種可能，就
是不能通過談判解決爭端，這只能引起當事國關系的惡化。更有可能，在各方維護自己認
為合法的主權時擦槍走火，導致戰爭。這就違背了中國的基本國際原則。反過來，中國就
要靠智慧來同時解決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和維護領土完整的問題。但這種維護主權的方法
並不是靠高調行動。老子說，“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
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者宜為下。”意思是說，大國在與小國打交道
時，姿態應更為謙恭；在維護主權時，應以靜待動；即動作要謹慎和從長遠考慮；涉及原
則要堅持，涉及利益不妨做些讓步。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向對周邊國家實行鄉願主義
，而是在堅持公正原則前提下的讓步。
如南海問題。我在十幾年以前曾提出，中國可以在堅持主權的情況下，讓周邊國家獲得更
多的當下的經濟利益，如以象徵性的稅收和租金讓周邊國家開採石油。因為主權意味著提
供公共服務和稅收，而並不意味著不讓其它國家的企業或居民在領土範圍內獲得經濟利益
。在一國領土上發展外資企業已經是一種常識。同時，中國應在爭議敏感地區減少商業性
活動，而增加提供地區的公共物品，即南海地區的安全。中國可以考慮與周邊國家建立聯
合艦隊，打擊海盜，為過往船隻提供安全。而只有中國有實力和經濟回報支持聯合艦隊的
財政，因為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依賴南海航路。久而久之，中國就是實際提供南海公共物
品的國家，而她就更有資格成為這片區域的主權者（盛洪，“南海，新的國際規則誕生的
地方”，載《為萬世開太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更進一步的以靜待動，是練內功，即改進中國自己的制度結構。應該承認，中國現在的制
度結構遠沒有漢唐時期中國相對於周邊國家那樣的優越。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還在探索之
中，還缺少對中國社會的有效治理，和對其它國家的感召力。因而，如果中國練內功，就
會在國際關系的“靜”中發生變化，從而不動聲色地改變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形成更強的
文化與制度優勢。從長期看，與周邊國家的較小的領土紛爭就變得不那麽重要了，也容易
解決了。
當中國真能全面解決與所有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中國也就能真正確立新的國際秩序。因
為中國不僅有天下主義的理想，還有實現這一理想的豐富經驗與實施能力。以中國為首的
天下主義聯盟就能對這個世界發生深遠而有力的影響，最終實現國際秩序的轉變。我們甚
至可以將中國與周邊國家解決爭端的經驗用於解決世界上那些難以解決的死結，如印巴沖
突和阿以沖突。如果中國真能解決這些沖突，如果中國真的在人類避免核災難中作出了不
朽貢獻，也同時獲得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及其人民的最大福利，回頭想想，過去的那些紛
爭不過是蝸角之爭。
數年前我駕車游河西走廊，經過武威時參觀了武威文廟。這座文廟的突出特點，就是文革
浩劫以後還保留了許多匾額。其中一個匾額寫著“天下文明”。“天下”和“文明”兩個
詞放在一起我是頭一次看到。後來才知道，這個“天下文明”很古老，它出自《易經》。
我後來將這四個字作為一篇關於國際秩序的文章的題目。“天下文明”告訴我們，中國的
“天下”不是一個物質世界的概念，而是一個有文化的天下。顧炎武說，“仁義充塞，而
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謂“率獸食人”，就是用叢林規則統率人類
社會；所謂“人將相食”，就是把損害和犧牲別人當作自己生存的條件。而這正是現代國
際秩序的寫照；在顧炎武看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天下”。
而中國的“天下”原本就是一個有文明規則的世界。天下文明意味著不同民族國家間的仁
義原則，就是把別人的福利和生命當作自己福利和生命的一部分。這個發自中國遠古的天
下文明理想，而不是作一個當代霸權，才是中國人更應珍視的價值。從人類文明史來看，
中國要在實現天下文明中作貢獻，並非只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湯因比曾說，“在最近新
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於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位
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後中國所肩負的使命呢？”（湯因比和池田
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