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029/c29molefe/zh-hant/
種族主義的物證
開普敦——上個月，2.3萬人簽署請願書，呼籲抵制南非藝術家布萊特·貝利(Brett
Bailey)在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Barbican Center)展示的最新作品《物證 B》(Exhibit
B)。
貝利作品的靈感來自19世紀歐洲觀眾將非洲人當原始怪物觀賞的「人類動物園」，一定程
度上也是對此的回顧。一系列博物館風格的裝置作品力求重現歐洲人強加到非洲人身上的
一些最惡劣的暴行：黑人演員身體半裸、關在牢籠里、被鎖鏈拴住、綁住手腳堵住嘴、編
入圖錄、塗上顏料，同時還有與身體分離的一顆顆頭顱合唱輓歌。
9月23日，展覽開幕的當晚，出現了聲勢浩大而和平的抗議活動。貝利本人和巴比肯中心
立即高呼遭遇審查，很快取消了餘下的四場表演，給出的所謂理由是擔心演員和觀眾的安
全。
這一展覽引發的爭議，讓人想起紐約藝術家喬·斯坎倫(Joe Scanlan)創作的虛構黑人女
藝術家「多內爾·伍爾福德」(Donelle Woolford)——由請來的女演員飾演——引發的激
憤。今年5月，歸於伍爾福德名下的作品入選了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春季雙年展。黑人藝術家對此予以反對，一些人從雙年展撤回了自己
的作品，認為其中的真實黑人女藝術家嚴重缺失，僅有少數幾位裝點門面。一名虛構的黑
人女性的入選只能讓他們更為不安。
與此類似，在倫敦，貝利本人、巴比肯中心及以白人為主的倫敦藝術圈對請願書和抗議活
動的回應，不過是突顯了《物證 B》的設計中固有的種族主義。
作品中包含一系列的活人造型展示，演員既不發聲也不移動，只是通過直接的目光接觸來
與觀眾對峙。
貝利之所以選擇使用真人的震撼效果，是因為據說觀眾及其反饋是每件裝置作品的組成部
分，這樣就能將本次展出變成貌似真實地直面種族主義。不過，如果說觀眾被故意設計成
表演的一部分，那麼，在展出過程中悄然走來走去評估觀眾反應的貝利，也是表演的一部
分。
這一作品將身為黑人的經歷進行了狹隘處理，僅僅描繪了受苦受難的一面。而且，它將這
種黑人屬性的誇張描繪連帶表演者的身體一同呈現給白人觀眾，讓他們消解作為種族主義
的受益者甚或同謀而可能會私下感受到的內疚、恥辱、否認或疏離。
作品中的個體表演者，比如斯泰拉·奧敦拉米(Stella Odunlami)表示，他們覺得，通過
揭開歷史的傷疤並讓觀眾直接加以面對，自己獲得了力量。雖說如此，這個展覽還是將演
員的作用矮化為呈送給白人觀眾的減壓閥：當他們直面歐洲及其海外移民的繁榮昌盛所基
於的種種暴行時，這些演員讓他們得以克服或許會從中感受到的精神痛苦。
演員還是貝利用來讓白人直面種族主義的活生生的擋箭牌。實際上，他利用了身為南非白
人而從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中獲得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力，創造出的作品卻將黑人的身體物
化為呈送給白人的治癒工具。
因此，當受到種族主義的指責時，貝利和巴比肯中心的辯護令人遺憾。他們將抗議者——
包括反對種族主義的活動人士、藝術家、作家和演員，其中很多是非洲人或非洲裔——定
性為「極端」，指責他們「暴徒式的歇斯底里」威脅到人員安全。
許多請願者和抗議者希望取消展出，他們也完全有權發出這樣的呼聲。然而，他們更希望
的是，貝利和巴比肯中心嚴肅對待他們的控訴。可是，二者並未加以面對，而是逃避責任
——實在遺憾。倘若他們的反應不是這麼賣力地自辯，《物證 B》本可以成為對新舊種族
主義的一次有意義的卓越展示。
比起《物證 B》在歐洲巡展期間（下月將去巴黎）招惹的逐漸累積起來的爭議，它在貝利
的家鄉激起的辯論要少得多。那是因為，它只在南非的一個藝術節上展示了一回，而那次
的藝術節對南非的普通黑人而言實在負擔不起。
這讓《物證 B》與另一件作品《茅》(The Spear)形成了鮮明對照。《茅》是南非藝術家
布萊特·默里(Brett Murray)的畫作，以褪下底褲的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
為主角，據稱是為了諷刺他一夫多妻、濫交多子。默里飽受抨擊，畫作最終也在一間展館
裡遭到毀壞。在那幅畫中，祖馬及其暴露的下體嫁接到了一張老的弗拉基米爾·列寧
(Vladimir Lenin)海報上，但默里否認自己的作品中有任何種族主義意圖。
如果說，近期的這些尷尬事件給了白人藝術家及展示他們作品的機構什麼教訓的話，那就
是作品的意圖要讓位於作品的影響。而這也意味着，他們有責任去接觸那些以其作品具有
種族主義色彩或其他有失偏頗之處為由而提出反對的人，與他們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