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歐洲聯盟正在步古羅馬之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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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筆者半年來作過的三次旅行均與“巨變”掛鉤：去年年底訪問的古巴正處在打
開國門、對美開放的前夜；今年春天登陸的台灣正在迎接民進黨蔡英文時代的到來：6月
23日，筆者在踏上英倫三島時正值當地脫歐公投日。飛機降落倫敦希思羅機場時，英國還
是歐盟成員國，可短短幾個小時之後天就變了。
脫歐或留歐，這個莎士比亞式問題如今成為過去時：“單身貴族”英國在糾結了千百回之
後終於決定單飛，回歸昔日的“光榮孤獨”。
英國這只“黑天鵝”告訴我們，脫歐不僅是理論上的一個選項，而且也是一條現實之路。
但從公投的結果上看，留歐與脫歐的人數相差並不大。也就是說，不管哪個陣營取勝，結
果都是一半左右的人要被迫接受另外一半左右的人的意願。讓百分之一至二的人來決定一
個國家的命運，這究竟是民主的勝利還是民主的誤區？
放眼歐洲及周邊地區，我們或許會發現歐羅巴這個古老大陸正在發生著某種質的變化：右
翼勢力正在歐洲各國抬頭、英國也已選擇脫離歐盟、烏克蘭的危機並未得到真正解決、歐
盟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依然緊張、歐元區的不穩定因素尚未排除、歐盟各國在難民問題上
的分歧依舊存在、歐盟內中、東歐國家的聯合趨勢以及“舊歐洲”與“新歐洲”的對壘已
見端倪、中東伊敘地區以及北非的戰亂此起彼伏，已經很現實地危機到了歐洲的安全……
這一廣角視野展示的畫面令人不安，也許正在喚醒歐洲人潛意識中對自己久遠歷史的敏感
回憶。一段時間以來，歐美的一些學者，試圖把當下歐洲及其周圍地區的動盪局面放到歷
史的框架中去審視，認為今日之歐洲或許正在步當年古羅馬覆滅的後塵。
漢朝名將竇憲驅逐匈奴引發的“蝴蝶效應”
混沌學中的“蝴蝶效應”告訴我們，某一點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且巨大的連
鎖反應，而這個連鎖反應可以是橫向的也可以是縱向的。
公元前129年，匈奴南犯。漢朝起先採取和親與避讓政策，效果甚微。漢武帝登基後才開
始武力征服匈奴。衛青六年內六擊匈奴，斬獲頗豐。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單于決
戰漠北，大獲全勝。期間，匈奴內部發生分裂，南匈附漢。公元77年，漢將竇憲聯合南匈
奴，深入瀚海沙漠1500多公里，北匈大敗而遁。
公元91年，竇憲再次請纓出擊，縱躍五千里，在阿爾泰山地區大破北匈單于主力。之後，
北匈在中國的史籍中就像斷線西飛的風箏，突然就失去了踪跡。直到近代，隨著中西文化
交流的開啟，中國學者方了解到北匈西遷後不僅沒有偃旗息鼓沉淪消失，而且還變得相當
強大，深刻影響了歐洲的歷史進展。
北匈奴西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間曾駐留數地，族群也經過了多次分化。公元
290年左右遷移至頓河及里海以北一帶。公元四世紀中葉，被西方人稱為匈人的部隊侵入
歐洲東南部，並在那裡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同時間，歐洲的古羅馬已開始步入後帝國
時期，勇銳不再，老態漸露，病魔纏身。公元374年，匈人渡過頓河，橫掃東哥特人在頓
河與德涅斯特河之間的領地。公元376年，他們繼續西征，擊敗居住在羅馬尼亞一帶的西
哥特人，飲馬多瑙河。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死後，統一的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五世紀中葉，當羅馬
帝國的軍隊忙於邊界戰事無暇他顧之時，匈人在首領阿提拉（Attila）的領導下對東羅馬
帝國多瑙河一線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鐵蹄踏平許多重要城市，直指東羅馬帝國腹地，繼而
揮師君士坦丁堡，強迫東羅馬簽訂了城下之盟。公元447 年，阿提拉第二次率兵大舉入侵
東羅馬帝國，南進希臘，一直打到溫泉關，在歐洲引起了大規模的恐慌。
綜上所述，中國漢朝驅逐北匈奴的軍事討伐行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蝴蝶效應”：匈奴
被迫西遷以及後來的壯大和對歐洲的武力征服，直接驅動了落後的日爾曼各部落（如哥特
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等）及斯拉夫人，湧入發達富裕的羅馬帝國去尋求棲身之地，史
稱“蠻族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或“民族大遷徙” ，加速了東羅馬帝國（
拜占庭）的衰弱和西羅馬帝國的覆滅。
當年之羅馬即是今日之歐盟？
客觀地說，將西羅馬的覆滅簡單地歸咎於難民潮的湧入，恐怕過於片面。德國歷史學家亞
歷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曾列出過兩百多個羅馬沒落的理由，但文化漸趨
平庸化、文化過度個性化以及多元文化造成的民族心理綜合症和國家意志的癱瘓，才是讓
西羅馬風雨飄搖的主要原因。
史學界對造成古羅馬移民潮的原因眾說紛紜，歸結起來主要有三：其一為上面所敘述的匈
人的西遷以及由此引發的戰亂；其二則是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發生的自
然災害；最後還有當時廣為流傳的一個關於“南有樂土，生活富裕，秩序井然”的傳說，
使羅馬成了周圍許多蠻族人眼裡夢寐以求的“黃金國”。這三種不同的移民類型（戰爭難
民、自然災害難民和經濟難民）與今日之難民又有什麼區別呢？
面對移民潮和受侵略的雙重壓力，羅馬帝國在數世紀中的不同時期交替採取了三種措施：
首先是武力阻擋。可由於帝國晚期軍事多有廢弛，所以不得不組建日耳曼人（蠻族）輔助
部隊來為其征戰，有些日耳曼部隊人數還相當龐大。到後來，軍隊的大部分實際上已都是
日耳曼人。這些“外籍兵團”開始還蠻聽話，一直在為保衛帝國而戰，直到有一天，當他
們發現羅馬人已無力維護自己的政權時，便起了異心，為其他日耳曼族打開帝國邊界，並
最終把皇帝拉下了馬。
其次依靠設障隔離來確保邊界安全，如，從萊茵河至多瑙河的“北日耳曼－雷蒂恩界牆”
（Der Obergermanisch-Rtische Limes）、橫斷大不列顛島的“哈德良長城”（
Hadrianswall）、位於蘇格蘭的“安多寧長城” （Antoninuswall）等。在德國旅遊，人
們時常會遇到古羅馬界牆的遺址，它們的作用與中國的長城並無二致。
最後就是安置移民，讓他們融入羅馬文明中。從古羅馬的經驗來看，當移民人數尚可控的
時候，將這些“蠻人”融入文明社會還不算太難。這些新移民自身也願意努力學習本地語
言，學著入鄉隨俗、正常納稅。等到了第二代時，他們基本也都歸化為羅馬人了。但隨著
移民人數不斷增加，羅馬原著居民的融合力和支持度則變得越來越有限。
久而久之，經濟和資源的分配就出現了不平等現象，社會內部的和諧因此面臨嚴峻的考驗
，衝突的爆發也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移民自然會本能地回歸或強化自己
的傳統和生活方式，隨著自己實力的增長，他們在原住民面前會顯得越來越自信，對本地
文化的認同感就會愈加薄弱。
當下湧向歐洲的難民不是為了逃避戰爭和自然災害，就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共同體內
出現大小不同的經濟危機和不同程度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共同體對自己的外部邊界無法有
效控制，對難民的登記造冊及管理相當混亂；隨著難民人數的增加和歐盟內部分配機制始
終未能確立，本地居民對移民的接受力和歡迎度正在減弱，排外勢力迅速壯大。
在這種壓力下，移民的融合意願淡泊，自成一體，逐漸形成並行社會；政治正確與多元文
化主義被庸俗化，對它們的濫用現象相當普遍；宗教的固執和不兼容性導致國家對信眾的
影響力越來越弱……
歐盟這些年來所面臨的上述問題與當年古羅馬的處境非常相似。因此，人們擔心歐盟是否
會步古羅馬的後塵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假設，而是值得各方深思的現實問題。
普世價值的另一面
歐洲民族國家林立，傳統習俗迥異，要尋找文化的同一性看上去亦非易事。但是不是說就
完全沒有可能呢？不是，在過去上千年的歷史中，歐洲各國在宗教、語言、藝術、政治理
念等領域均有共同的根源和價值。現在的問題是，歐盟的政策並未著眼於挖掘並鞏固這些
共同的文化價值，而是奉行諸如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
這些價值當然也重要，但它們既然普世，就不只適合於某一共同體：你們歐洲人有權要求
平等，我們移民也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你們歐洲人有安居樂業的人權要求，我們移民也
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筆者發現，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區域文化同一性正承受著越來越
大的壓力，從而陷入深深的生存危機中。
大同世界和普世價值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但它們的美好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
的界限，甚至反而滋生並強化了極端和偏執。好比共產主義之理念本身雖然不失為完美，
但人性決定它只能是一個烏托邦。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現像也值得人深思：宣揚公平、平均
、集體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這些帶有一定普世特質的理念均與左派掛鉤，可歷史上
由左派倡導和引領的社會變革卻往往充滿血腥和暴力。
在觀察和分析了古今的許多發展進程之後，筆者認為，許多乍看非常具有誘惑力，並吸引
萬眾為之前赴後繼奮鬥的普世價值，或許正是造成區域和全球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
這些美好的理想不是人性所能承載的。如果非要在人間實現這些完美理想，這些理想最終
也會在人性的影響下變味變質。這些難以實現的“大同”與“普世”結果，只是淡化甚至
消滅特性與不同，而人類的和平與和諧，只有在承認和保護特性與不同的基礎上才是可持
續性的。
比利時歷史學家戴維·恩格斯（David Engels）曾指出，一個共同體所特有的文化同一性
一旦丟失，它就會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歐洲唯有固守和強化自身的傳統和價值方能確保
自己的未來。從這個角度去看，現在危及歐洲的並非經濟危機，而是越來越明顯的對其自
身文明的認同危機。
遺憾的是，在“政治正確”風行的今天，有些話題和觀點很容易被人貼上“極端右翼”、
“歧視排外”、“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等標籤，但我們在比較現實和歷史時，的確
無法迴避這些問題。
作者是德國時評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