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良．新加坡政治繼承：過渡與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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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王瑞傑中風、總理李顯龍暈厥、前總統納丹逝世，三個事件短期之間連環發生，
一方面提醒我們生老病死乃人生正常規律，另一方面，從政治層面來看，卻牽涉到實際的
新加坡政治領導人的繼承問題。
無論在民主或威權制度，政治或權力繼承一直是動蕩的重要因素。在新加坡，所謂“政治
繼承”，用大家熟悉的話語來說，就是所謂的接班人問題。這裡有兩層意義，第一是廣義
的政治領導層班底的交替，所謂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領導班底是也。第二層較狹義的
說法，就是總理人選。
1965年以來，新加坡政治繼承是內定制，由現任權威還活著的時候，預先挑選接班人，用
逐漸樹立接班人權威的方式，實現權力交接的過渡。吳作棟當家雖然不是李光耀屬意的接
班結局，但是上述的政治繼承模式基本成立。新加坡民主制度發展了51年，顯然李顯龍班
底還是企圖根據這個模式選擇接班人，但是至今為止看來有極大的挫折感。
王瑞傑是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核心人物之一，也是所謂傳聞中的總理人選。他現年55歲
，民事服務出身，曾擔任過李光耀私人秘書，從政後被委任為教育部長，後擔任財政部長
一職，查歷任財政部長都攀升為更高領導，不是副總理就是總理，所以坊間說他是總理人
選頗有根據。他是官僚精英出身，給人的印像是聰明人，但是民眾親和力有限。也就是說
與其它行動黨的新一代領導分別不大。姑且不論他的政治魅力能力如何，如今不幸疾病在
身，儘管健康允許復職，其仕途是否能更上一層樓已經難免掛上了問號。
李顯龍現年64歲，在新加坡的政治語境裡，六十出頭就給人英雄遲暮感，是政治文化傳統
所致。李顯龍2004上台後提及栽培繼承人多次，曾表示不希望自己70歲時還擔任總理，對
“卸任”日期雖然曾經改口，但是始終一致是“必須積極栽培接班人”的說法。人民行動
黨每屆大選也的確有引進一班新力軍，但是不知為何，在這一批一批的新人裡，總是沒有
一位可以脫穎而出，令人納悶。
久而久之，李顯龍是否有誠意退位也開始讓人懷疑了，就是他“卸任”後，是否也會像前
面兩位總理一樣，退而不休，在幕後或掌權、或指示、或影響，新加坡民心應該是有默契
的。
李家政權盤根錯節，比吳作棟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複雜得多，要尋找到一位可以信賴的
人才放心接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一來卻奪去了新一代領導人更多發揮的時機，對
面向世界日新月異需要不斷更替的新加坡社會來說，不能不說是耽誤。
人民行動黨的干部引進與選拔一直是議題。雖然新加坡標榜是民主選舉制度，但是執政黨
的權力繼承更像威權制度的產物。內部栽培的被指定，而不是憑個人的能力魅力自由競爭
出現。社會上不是所有集團均可參政議政，最近一項新法案規定懲處各種藐視法庭行為就
被認為可能壓制言論自由。通過競爭和參與的程序方式來選舉產生領導人，是政治民主的
本質要求。新加坡政府不在乎這一點。但是後果是，精英的參與感與民眾的認同感都不強
，流動機會不大，也就導致接班人的稀落與質薄。
這種精英制度已經被許多觀察者指出具有極大的局限，但是在新加坡短暫的政治發展史上
卻奏效。避免發生錯誤（即狂妄者、煽動者的出現）是行動黨常擔心的事項，證之以當前
“特朗普現象”，這樣的擔憂也是不是沒有理由的。新加坡脆弱的民主制度缺乏自療自製
的能力，一個政治錯誤會演變成潰局不無可能。
然而其中的隱患不難看出。當前第四代領導團隊雖說是已經出現，但是也不過是四或五人
而已（陳振聲、黃志明、王乙康，再加一個沈穎），而其合法性尚待建立。因為從政資歷
淺薄，故無法窺看出哪一位能夠出任第一把交椅。主動權完全在於現任的黨領導，大選機
制可以幫助篩選精英，但是提拔、升遷就全看領導的安排和意願了。
當然他們有所謂“觀察期”、“考驗期”，包括在內閣不斷調換的職位的表現，民意並沒
有影響力可言。也因為缺乏一個健全的競爭機制，內在復制的毛病就難免產生，彼此觀望
而必須服從，缺乏活力與創意就不言而喻了。在一個頗有成就的經濟體制裡沾沾自喜有之
、步步為營有之，但是絕對不能越過黨所畫的雷池，政治繼承者的心態是以不變應萬變，
保守性比進步性要強得多。
政治繼承基本上有三個程序：舊領導層的退位，新領導班底的選拔，以及新領導人的合法
化。我們假設第一個部份已經有了共識，或沒有理由去懷疑現任領導的誠意（李顯龍說：
“至今沒有一件事足以改變我的時間表，或動搖我交棒的決心。”），但是第二、第三個
過程尚待解決。新一代領導人並不出色是否是缺乏一個健全的選拔制度所致？其實這是一
個嚴肅的問題，新加坡人是可以繼續反思的。
李顯龍強調下一屆大選後新一批的領導班底就得準備接棒，但是就時間進程來看，新班底
還沒有準備好（有聽到哪一位新人主動站出來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他們只能加
速引進精英，卻不會去思考選拔制度的改善。他們也會更頻繁地調動內閣職務，讓具備潛
力的新一代領導人到不同部門任職，盡可能在短時間內吸取大量經驗。這種殷切的期望，
是否就能夠演化成權力的如期交接？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退一步說，第四代領導班底有了雛形，接下來就是要解決他們的合法性問題。李光耀生前
常說政治領導人必須經歷“火浴的洗禮”，指的是政治人物在一個政黨競爭激烈的環境的
提煉，結果才會有熱情，才會獻身，才會負責。政治人物最終被人民接受，即是其政治身
份的合法化。就總理人選的合法性來說，吳作棟過關因為除了他被同僚接受之外，也因為
他能默認李顯龍為繼承人，而民眾對於李光耀之後立即由李顯龍接任有拒絕感。
李顯龍自小被栽培是個特殊個案，不可能再被複製。其實李顯龍上任時的合法性也不斷被
國際媒體追問。李顯龍憑藉家世資源當家做主，已經不能成為新一代接班模式的一種選擇
。這也側面證明了在一個威權制度里政治繼承人合法化的難度。
雖然李光耀已逝，但是新加坡似乎還沒有踏入“後威權時代”，黨內利益集中化的局面的
沒有多大改變，遑論競爭了。政治繼承人還是會在體制之內選拔出來，但是就從政經驗而
言，不管是在官僚體制任事或面對多元政黨競爭，都不會很深厚。新加坡為了經濟的發展
採取了威權政治模式，當前還是傳統的最高層協調、精英協商、權威指定，這樣的選擇使
到接班人的合法性都不足，留下的後遺症也會很大。
新加坡未來15年的發展，要解決的嚴峻問題包括國家認同、貧富懸差、人口老化、經濟繼
續發展、國際恐怖主義蔓延等，這些好像是舊問題，但是卻會繼續考驗著新加坡作為一個
新興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面對這些問題，王瑞傑型的領導班底可以勝任否？而人民行動黨
是否能夠真正拋開自身的利益而把新加坡人利益放在議程的最高點？李顯龍妹妹李瑋玲最
近曾批評說：“這個政府一直是為了他們的幸福而行動”，在政治繼承人的選拔上，希望
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