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視角：西方國家與中國之爭　是上層而非下層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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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柏里
英國上議院議員（1998-2006）
過去25年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相對成長率有了巨大變化。尤其是六個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韓國、印度、波蘭、印尼和泰國，經濟在此期間急速成長。而另一方面，七國集團（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和加拿大）的勞動生產成長率開始減慢，占世界總GDP的比例由2／3下滑至1／2。
新古典成長理論曾在這段時期中主導全球經濟思維，卻無法解釋發達國家衰退、發展中國家成長這種命運反轉的情況。人們習慣中國和韓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相繼取得勝利，便再難以說服自己相信西方國家只需要提高市場效率，便能在未來占有更具競爭力的地位。
若想提高競爭力，西方已開發國家必須接受新的經濟思維。意思是，已開發國家對於經濟成長過程需有更良好的理解，依靠這種理解去採取合適的政策，加速自我經濟成長。此外，也不應認為可以藉由建立更複雜、不切實際的數學模型來理解該過程。
首先是衡量國民財富，畢竟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單純只是國內所有經濟組織（主要為公司企業）的平均附加價值（value added?per capita）總和。
再來，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企業如何提高這種平均附加價值。在可觀察的世界中（非新古典經濟學者所擁護的完美競爭世界），企業可透過兩種方式提高自身的平均附加價值。其一，提高生產效率（如福特（Henry Ford）使用組裝線生產汽車）；其二，提高產品競爭優勢（如賈伯斯（Steve Jobs）對iPhone產品的極致追求）。
透過創新手段，福特和賈伯斯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正如中國和新加坡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從更先進的經濟體中吸取經驗教訓。兩國都宣稱自己是創新國家，並將創新置於政府政策的核心。
因此，西方國家必須格外瞭解三件事情。第一，必須提高創新的比率，方能與現今快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進一步競爭。這就需要國家制定新的政策，強化國家創新、教育和培訓體系，升級國內企業的管理方式和融資方式。同時應制定縣市和地區政策來協助達成這些目標。
其次，西方需明白全球經濟發展存在著一架看不見的梯子，每一階就代表了組織和技術複雜性，以及平均附加價值的成長幅度。企業難以在生產廉價衣物和組裝電子元件等業務上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這導致企業平均附加價值低，更因此造成低薪資。相比之下，航空工業和製藥的企業能夠建立巨大的競爭優勢，提升企業平均附加價值，提供員工高工資收入。
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攀升，與已開發經濟體的直接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因此，後者必須迅速創新，以提高其現有產業的附加價值，並進入新的高附加價值領域。
最後，西方國家的企業和決策制定者應瞭解，他們所屬的國家與中國和其它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是「上層競爭」，而非「下層競爭」，廉價勞動力和「實惠的」匯率已經無法成為取得和維繫競爭力的最佳途徑。
如果已開發國家能夠藉由創新和開發新的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服務，爬升到經濟發展這梯子的更高一層，同時將附加價值稍低的業務區塊分割給發展中國家，那麼雙方都能夠同時提高國民生活水準。餅越大，每個人分到的也就越大。
誠然，新古典主義經濟思想核心的巨觀經濟穩定和有效市場，仍然是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然而，兩者現在已經無法為已開發國家達到促進成長的作用。那麼西方國家如果要與中國和其它經濟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進行更有力的競爭，就必須明白創新才是當今經濟成長的引擎，而政府也須將創新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