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美國新冠檢測報告系統用的還是傳真機

作者: kwei (光影)   2020-07-26 09:40:20
“散裝美國”,新冠檢測報告系統用的還是傳真機
https://mp.weixin.qq.com/s/B62FGkd0LtbxiNqDzOq8gQ
述評 :楊博文
【編者按】川普總統多次吹噓美國的核酸檢測能力舉世無雙(實際上到現在檢測量只有中
國的一半),那麼美國的新冠檢測報告系統,應該就是舉世無雙了吧?據美國《國會山報
》報導,7月19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州長波利斯在接受NBC採訪時直言“美國的全國性檢測
是徹頭徹尾的恥辱”。他說,每一個送往全國其他地區私人實驗室的樣本,需要7-9天才
能出結果,從流行病學甚至診斷的角度來看幾乎沒什麼用處。
為什麼會這麼慢呢?在《紐約時報》的一篇關於美國抗擊新冠的新聞報導《美國抗擊新冠
遇到的瓶頸:傳真機》中,兩位作者告訴我們,美國新冠檢測報告系統到現在用的還是傳
真機!該系統雖然能保護被檢測者的隱私,但卻導致了檢測結果重複發送、送往錯誤部門
、缺失重要信息等問題,給防疫工作帶來巨大困擾。面對這一亂象,作者指出了三點可能
的原因:系統未進行充分的數據化改造,大量非公共衛生領域的從業者參與檢測工作,缺
少支持系統改造的資金。
本文兩位作者:莎拉‧克里夫(Sarah Kliff)是《紐約時報》高級記者,在美國衛生政
策報導領域負有盛名;馬戈特‧桑格‧卡茨(Margot Sanger-Katz)是《紐約時報》國內
記者,負責衛生保健領域的報導。
原報導:《The New York Times》Bottleneck for U.S. Coronavirus Response: The
Fax Machine https://tinyurl.com/ya5at6mu
很難想像,傳真機竟然成了美國抗擊新冠的重大障礙。
《紐約時報》記者莎拉‧克里夫(Sarah Kliff)與馬戈特‧桑格‧卡茨(Margot
Sanger-Katz)合作撰文指出:美國一些州的公共衛生官員正在積極抗疫中,他們迫切希
望在某個患者攜帶的新冠病毒傳播給他人之前能追蹤到該名患者並將其隔離,但是他們首
先卻必須要與辦公室裡的傳真機進行協商。休斯敦哈里斯郡公共衛生部門的傳真機最近不
堪重負,因為一個參與檢測的實驗室給該部門傳送了大量的測試結果,數百頁張紙散落在
地板上。該部門執行主管Umair Shah博士無奈地說:“我們要為成百上千的檢測結果傳真
件進行圖像分析,而傳真機只是在不停地噴吐紙張。”
這種“傳真機挑戰”只是美國混亂的檢測報告系統的冰山一角。兩位作者指出,由於美國
的衛生系統支離破碎、各類新舊技術混雜一團、流行病學家所需要的數據標準無法被滿足
,美國的抗疫一直面臨困境。儘管各州已經設法將檢測數量提升到每天超過50萬次,但卻
缺少一個能妥善處理這樣大量檢測結果的應對系統。現有的檢測報告系統是一個拼湊式(
patchwork)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一部分測試結果能順利地以電子數據形式傳送到公
共衛生部門,而另一部分測試結果則要通過電話、電子郵件、物理郵件或傳真來傳送。這
樣一個拼湊式的報告系統為什麼能保留下來?作者指出,因為該系統符合健康信息的數據
隱私標準(digital privacy standards for health information)。但問題是,這個報
告系統傳送的檢測結果或是重複,或是被送往錯誤的衛生部門,或是缺少重要信息(例如
患者的電話號碼和地址)。
檢測報告系統的種種紕漏是如何造成的?作者給出了三點可能的原因。第一,該系統未進
行充分的數據化改造。作者指出,該系統缺乏標準的數據化傳輸,過多依賴手動輸入,這
對形成病例報告和追蹤接觸者造成了障礙。華盛頓州甚至在近期招募了25名國民警衛隊成
員,以協助手動輸入那些未被電子化的數據。供職於奧斯丁市和特拉維斯郡臨時衛生機構
的Mark Escott博士說,他的辦公室每天接收約1,000份傳真,包括重複的結果。一些傳真
是送往其他轄區的,而許多傳真則缺少調查病例所必需的重要信息。奧斯丁市的大多數此
類傳真都已發送到電腦裡,但仍需要打印並手動輸入到公共衛生數據庫中。這一亂象的結
果就是延誤了防疫時機。Mark Escott博士說,他的辦公室通常在進行測試11天後會獲得
測試結果所需的所有信息——但這為時過晚,聯繫追蹤被檢測者已經沒有價值了。他甚至
建議該地區那些有病毒症狀的人就假定他們自己是陽性的,因為測試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得
到反饋。休斯敦哈里斯郡公共衛生部門的執行總監Umair Shah博士感嘆道:“檢測結果的
傳送速度比病毒的傳播速度還要慢。”
第二,大量非公共衛生領域的從業者參與檢測工作。美國疾控中心表示,在疫情爆發之前
,公共衛生部門追蹤的疾病實驗室檢測結果中有近90%是通過數據傳輸的。但是作者指出
,在疫情爆發後,對廣泛檢測的需求使更多的參與者進入了公共衛生領域,包括那些通常
只對僱主進行檢測的公司,以及對流感和鏈球菌性喉炎等疾病進行檢測的小型診所,這使
得大量以非數據形式傳輸的檢測結果湧入公共衛生系統。但這些從業者向公共衛生部門傳
送的檢測結果存在重大隱患。根據美國國家和地方流行病學委員會執行主任Janet
Hamilton的說法,在全國範圍內,大約80%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缺少必要的人口統計信息
,其中有一半的檢測結果沒有表明被檢測者地址。她說:“在缺少信息的情況下,我們必
須設法將各個零碎的信息發回原處。我們會重新聯繫信息的提供者或查看其他數據源,但
這需要時間。”川普政府在6月初發佈了一項指南,要求各實驗室報告患者的年齡、種族
等信息,以便公共衛生官員可以更好地瞭解新冠疫情的人口統計資料。但該規定直到8月
才生效,它也僅僅規定實驗室“應該”提供患者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但沒有強制要求。
缺少重要信息的檢測報告很容易“迷路”。作者指出,通常測試數據需要經過從醫生辦公
室到實驗室再到公共衛生部門再回到原初醫生的流程,有時也不一定嚴格遵循這樣的順序
。但在每個階段,技術上的障礙都會減慢或中斷重要信息的傳送。例如,醫生的辦公室並
不總是擁有能夠與分析結果的實驗室相對應的數據系統;實驗室的軟件通常會忽略公共衛
生當局後面需要的信息。通過傳真的檢測報告傳輸可能要求工作人員將信息手動重新輸入
到他們的計算機系統中,從而增加了出錯或重複輸入的風險。
第三,缺少支持系統改造的資金。作者指出,大型的國家實驗室通常都有一套特定的軟件
,可以與眾多醫院和公共衛生系統進行數據化溝通。但是,那些較小的實驗室通常只通過
傳真發送數據,而不會投資購買昂貴的軟件。在2010年代初期,聯邦政府通過HITECH法案
,花費數十億美元讓醫院的醫生用電子輸入來代替傳真機。但該計畫沒有為公共衛生部門
提供相應的資金來幫助他們將傳真和其他非標準化的結果進行自動數據化。它也沒有要求
醫院和醫生辦公室建立採取相應的技術來將相關測試結果自動發送給當地衛生官員。而在
過去十年中已經削減了預算的公共衛生部門無法自己資助自己來完成數據化改造。全國郡
與城市衛生官員協會主要項目負責人Oscar Alleyne表示:“想像您在信息高速公路上,
但卻拿著公交車票通行。聯邦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是要將醫生的診療情況進行電子化記錄,
但卻沒有資金建立類似的技術來將公共衛生納入該系統。”
兩位作者發現,美國疾控中心已動用資金將公共衛生報告進行了數據化的嘗試,但規模較
小。在2010年代中期,疾控中心動用了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中的1300
萬美元,以幫助州和城市衛生部門實現數據化。儘管該計畫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並未在整
個國家範圍內建立完全數據化的公共衛生報告系統。在過去的幾年中,雖然有一些較小的
一次性贈款計畫(grant program)幫助實現該目標,但是沒有長期投資以實現數字化改
造。
文章最後,兩位作者在費城的檢測報告系統中看到了一點希望。費城衛生事務專員
Thomas Farley博士說,新冠爆發以前,他的辦公室一直能通過撥款來更新其檢測報告系
統,並已接收到大多數實驗室的數據化的檢測結果。Thomas Farley表示,與美國其他地
方相比,“費城很幸運”。但作者旋即指出,即使費城採用了相對較新的檢測報告系統,
許多檢測記錄也只包含被檢測者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工作人員還要花費數小時在諸如
LexisNexis之類的數據庫上繼續檢索,以查找發送測試結果的診所已經收集的電話號碼和
地址。
筆者認為,在“社會醫學化”、特別是新冠疫情成為重大公法課題的今天,對醫療機構地
位的討論,包括對公立醫院、疾控中心、私立醫院關係的探討,可以在憲制意義上展開。
初步觀察作者所羅列的美國抗疫亂象,可看出美國的防疫模式及其背後的憲政體制似乎帶
有一定“封建”特徵,儘管這種特徵描述顯得過於簡單。但值得注意的是,關於中世紀封
建制與當代西方憲政主義關係的討論在思想史上從未停止。
英國史學家屈勒味林曾將封建主義看作英國憲政主義的起源;國內也有學者指出,封建主
義內含著諸多立憲主義理念、原則乃至制度因素。這一觀察極富洞見。以此為出發點可以
看到,一方面,當代的三權分立與兩院制、聯邦制、司法審查、基本權利保護,可以在中
世紀的等級會議與有限君主制、封君與封臣的“雙向性契約關係”、普通法體系、封建土
地保有權等制度中找到歷史淵源。另一方面,當代西方憲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封建制中的
“糟粕”繼承了下來,這在疫情期間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當代、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後,西方憲政體制是如何體現其“封建性”的?本文作者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樣本。作者描繪了在檢測報告方面,美國憲制下的防疫模式呈現的
亂象:一個拼湊式的檢測報告系統在數據隱私的庇護下無法改革;醫院、公共衛生部門、
私人實驗室三方在信息傳輸工具、必要信息記錄方面遵循截然不同的規定,難以相互協作
;聯邦政府願意為醫院系統投入資金實現其充分數據化,卻不願意為公共衛生系統提供類
似的技術支持;公共衛生系統的數據化只在部分地區得以實現,有些地方的數據化改造不
得不依賴小額捐贈,個別城市比其他地區“更加幸運”……
中世紀的歐洲曾爆發過黑死病,現如今的美國在抗擊新冠時也陷入各自為政的困局——如
果病毒有思想,它一定最喜歡“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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