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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反賊”的75封信，寒夜裡一絲溫暖的光
新聞來源: (須有正確連結)
https://www.voachinese.com/a/letters-to-lu-yuyu-20200815/5544326.html
華盛頓—
坐牢的四年裡，勞改編號19435的盧昱宇只收過一封信和一張明信片。
寫信的人是王荔蕻，在中國維權人士圈內有“大姐”之稱；明信片來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面只有四個字：多曬太陽。
“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能夠收到一封信和一張明信片，我覺得是奇蹟一樣的事，” 8月初，盧昱宇從貴州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
此時，距離他走出高牆還不到兩個月。
1977年，盧昱宇出生在貴州遵義，曾是叛逆青年，喜歡搖滾，夢想組樂隊，大學期間因為打架被退學，之後四處漂泊打工。建築工地、塑料廠、 網絡公司……底層的艱難讓他明白，普通人在這個國家根本沒有機會。
2012年，他和當時的女友李婷玉創辦“非新聞”，收集、核實、發布中國各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從抗議徵地、工人罷工到業主維權……他們不知疲倦，幾年下來記錄了7萬多起。
2016年6月15日，二人在雲南大理被抓，隔年8月，盧昱宇被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四年徒刑；李婷玉被判刑兩年、緩刑三年。
同年11月，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授予二人“新聞自由獎”。
2020年6月15日，盧昱宇刑滿釋放，一天前是他43歲生日。
出獄後，他想找到當年給他寫寄明信片的人。他把明信片發到網上，獲得很多轉發， 也有更多人提起筆來給他寫信。
“當初給我寫明信片的人也聯繫我，還有很多別的人，因為知道我有抑鬱症嘛，” 盧昱宇話不多，話語間常會停頓。他在獄中絕食、受酷刑、患上抑鬱症，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
自從表示願意收信後，一個多月裡，他收到75封信，很多是手寫的，拍成照片私信給他。一字一句地讀過後，他全部發到網上，標籤就叫“曬太陽”。
“盧昱宇：
最初關注“非新聞”是做勞工研究時從網上查找群體性事件數據，謝謝那時的你們，讓真實的信息沒有化作一串串透明的代碼。
謝謝此時的你，如此積極地康復和記錄，沒有屈服，沒有沉默，沒有怒懟……
願早日康復，前方有美麗的自由。”
這封信來自中國勞工問題研究者李翹楚。2月16日凌晨，她被警方從家中帶走。此前幾個小時，她的男友、公開呼籲習近平退位的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廣州被抓。李翹楚於6月獲釋，目前也在與抑鬱症抗爭。
“你是如此特別，我作為一個在海外的人權工作者，能'幫到'你一點點，讓我覺得很榮幸，讓我覺得我的工作還有點意義。
我有時候想我到底對'中國'還有什麼留意、什麼愛的。我會想到你。我留意、愛、敬佩像你這樣的中國人。希望有一天我們能見面。”
這是在紐約的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
更多的是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人。他們對他說：
“互聯網有記憶，我們都有”；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還有許多人在掛念你，感謝你”；
“多謝你的付出。茫茫大海裡微弱的光對其他灰暗的小島也是一種耀眼的光芒”。
這些陌生人安慰他，謝謝他，對他表達敬佩，同時，也寫下自己的沮喪、迷茫、掙扎與無望。
“從2016年開始，我突然'醒過來了'，真正明白我所在的國家是什麼樣的，歷史又是如何被篡改的，黑白是如何顛倒的……”
“我們所在的不是正常國家。我能做的只是每天給陳秋實點贊，只是倔強著不想忘了他，我現在連敲鍵盤的勇氣都沒有”；
“我只覺得所在並非人間，是非黑白顛倒，好像一切的討論和批判並不能改變什麼。我對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都感到悲觀”；
“與其說這封信是寫給你的，不如說是寫給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沒有勇氣和力量做你們做過的事，也沒有逃離開來的資本和膽色，只能想想你們，繼續懦弱地活著”。
有人寫信來要他堅持鍛煉，努力學英語；有人希望他的家鄉不要發洪水；也有人告訴他，下雨了，在屋簷躲雨時，點了一支煙，火光很亮。
“我們一起期待天亮吧，太陽會出來的。”
天真的會亮嗎？
盧昱宇覺得不會了。
“我現在其實很絕望，”他說。“坐牢的時候，我知道再怎麼苦，熬到2020年6月15號我就可以出來。現在到了外面以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也很殘酷，”人權活動家周鋒鎖說。“無論是在小監獄還是在大監獄，中共最希望的就是讓這些異議人士在隔離中感到絕望。這是最大的一種精神折磨。如果能收到這些信是很溫暖的。在一些絕望的時刻，甚至是生死相關的。”
周鋒鎖說，當下，中國公民社會面臨異常殘酷的打壓，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對於很多政治犯來說，儘管離開了監獄，但思想的監禁、監視和迫害還在以各種方式進行。
“中國的這種網格式管理是全方位的，它不會讓你有任何空間，”他說。“無論是在虛擬空間，它不會讓你發聲，還是在現實空間，它讓你沒有立錐之地，讓你低頭，甚至有些人會被威脅做線人。”
在老家，盧昱宇沒有朋友，沒有人理解他。身為共產黨員的父親對他說：“不要去做什麼壞事啊。”親戚們也說：“你去做點正經事，找個工作，不要再像以前那樣。”
“反正他們是覺得我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了，”他覺得難過。
“他們總覺得農村的人就應該打工、掙錢，把家裡的房子修一修，然後結婚、生小孩、養小孩，這樣循環，”他說。“我不想活成他們那個樣子。”
7月的一天，他和李婷玉通了電話。他對朝夕相處三年的女友最後的印象，就是她被抓時蒙著黑頭套的樣子。
失去自由的四年裡，盧昱宇從沒懷疑過他們會再見，但離開監獄後，李婷玉沒有聯絡他。他隱隱感到事情不一樣了。
那天在電話裡，李婷玉親口對他說，她已經有了新生活，然後一直哭。
她曾是中山大學翻譯學院英語專業的優秀生，因為參與“非新聞”被迫退學。她告訴盧昱宇，出來後日子過得很苦，上班的地方歧視她，國保也經常找她。她好不容易才走出來，算是有了正常的生活。
他決心不再去打擾她，“她好過就可以了。”
“那天我從電話裡聽出來，她還是相當恐懼的，” 盧昱宇說。“她都沒有用自己的電話打，拿別人的電話打。”
盧昱宇每天也依然生活在恐懼中。他不敢再觸碰“非新聞”，也不知道今後要做些什麼。他只知道他無法閉上眼睛，封住嘴巴，假裝什麼也不知道。“回不去了，”他說。
他斷斷續續地在網上書寫獄中回憶，把這些文字稱作“不正確的記憶”。他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再來找他。
就在他對美國之音說完這番話的幾個小時後，他們來了。
8月4日上午，6、7個警察闖進盧昱宇租下的單身公寓，連人帶手機、電腦一併帶到警局。兩天后，他們又把他叫去，警告他不准再“翻牆”，不准接受采訪。
雖然看不到希望，但是盧昱宇說，一直以來他都是“反賊裡面最幸運的那個”，因為總有很多人關心和鼓勵他。
他在推特上寫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下來抗爭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聞'是因為我喜歡，我沒離開是因為我出生在社會最底層，沒機會。我沒有屈服是因為我知道屈服後的代價，我想做一個有尊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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