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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緒昌
更新於︰2014-06-09
編者按：一位山東鄆城的北大優異學生，因病陷身家鄉五十年代大饑荒中，逃出死亡黑潮
，闖關東求生，在冰天雪地流亡乞討一年，嚐盡人間艱辛活下來。二○○三年寫成此稿，
十年未得發表，乃求助於他的小同鄉、學弟六四學生領袖王丹。王丹認為此文真實反映中
國大饑荒的社會實況，作者去年已過世。特推薦予本刊。
作為一名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沒有等到畢業，我便加入到了盲流大軍。上個世紀，從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饑荒席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一場嚴重的災難，幾千萬
人被餓死；我沒有成為這幾千萬中的一員，已算幸運；但在那千里雪飄、萬里冰封的東北
大地上，孤身漂流了近一年，也嘗盡了流浪的艱難和辛酸。當時，只有一個信念：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因為家中我還有老母、妻子和幼子。在許許多多好心人的憐憫、同情和
幫助下，我終於從饑餓的大軍中走了出來。回憶那場經歷，猶如一場噩夢。如今在年近八
十、重病纏身的時候，我艱難地把它寫出來。雖僅是個人的一段經歷，卻也折射出那個災
難深重時代的某些特徵，供人思考。
北大三年級不幸退學遭遇大飢荒
我的家在山東鄆城，與水滸英雄宋江是老鄉。我生長在農村，家境還算殷實。祖父上過私
塾，讀四書，念五經，在農村也算是個知識份子。是我們那十里八鄉知名的算盤高手。從
剛剛懂事時起，我就跟著他學打珠算。七歲時就會打「九歸片」。讀中學時，我的數學成
績在班裡是很突出的。同學們都戲稱我為「博士」，親切地叫我「老博」。一九五五年，
我以第一志願順利地考取了北京大學數學系。能在這座數學的殿堂裡學習、深造，我如魚
得水，感到十分的愜意。我對未來，充滿期待。
可是，正當我以飽滿的熱情、全副的精力投入學習時，不料，「後院」起火了。
我在九歲時，由父母做主，給我訂了婚。十二歲那年，家裡將比我大八歲、年已二十歲、
纏著小腳的女子娶進了門。我沒有反抗，也不懂得反抗。雙方的父母都沒有把子女的感情
放在心上。而是儘早地給家中「招聘」一名勞動力。因為我是獨生子，父母缺少幹活的幫
手。我根本不懂得什麼夫妻之情；她這個二十歲的新娘子也完全不可能愛上一個十二歲的
毛孩子。結婚後不久，我便離開家，到一百多里以外的菏澤去讀中學，每年只能在寒假和
暑假時回家。我到北大讀書，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她多少有點文化，在村上比較活躍，
也算是個風流女子。嫁給了我這個嘛事不懂的「小女婿」，她心中的孤寂、痛苦也可想而
知。因為我長期不在家，她便時常住在娘家。久而久之，她便同一位醫生來往頻繁，關係
曖昧，在村裡鬧得沸沸揚揚。得知這一資訊，我思想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離婚吧，當時
已經有了兒子，我已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進了北京，怕人罵我「休妻」，是「陳世美」
；不離吧，又如何能過得下去呢？真是釀成了一個既不能過、又無法離的尷尬局面。因此
，我非常苦惱，實在難以承受，患上了神經衰弱症。後來，我與妻子還是離了婚，兒子判
給了她。
由於多年的折磨，我的神經衰弱症日益嚴重，再也無法繼續學業，醫生建議我休學靜養，
於是，一九五八年，即上三年級的時候，我便回到家鄉休養。
那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非常好。農民喜氣洋洋。但大躍進浮誇風、瞎指揮風、共產風
等歪風邪氣迅速刮遍大地。各種各樣的「高產衛星」全都吹出來了：畝產千斤甚至上萬斤
者亦有之。接著全民大煉鋼鐵興起來了，全民大辦水利也興起來了，全民大辦之風，熱火
朝天。共產風颳得昏天黑地。農民的土地、牲畜連房屋、樹木、農具以及鍋碗瓢盆等等，
也都統統充公。公社要辦一所紅專中學，領導上讓我到這所所謂的學校去當老師。村裡的
勞力幾乎被調光了，只剩下了老人和婦女；有時連中青年婦女也調走了，秋收的季節，許
多莊稼也就沒有收穫上來而爛在地裡。百年不遇的好年景，由於胡折騰，豐產沒有豐收，
實在令人心疼！還號召「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處處開伙做飯，全部吃飯免費
，等到秋後分配時，已經是所剩無幾了。但是，上邊就按浮誇的天文數字徵糧。把社員的
口糧壓了再壓，一點保命糧也被掏空。結果，饑荒開始了；進入一九六○年，大饑荒就迅
速地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不僅餓死人的事屢屢發生。我那個村的一戶人家有三個孩
子，竟然把最小的孩子弄死吃了。全村人得知這個消息，除了搖頭歎息，也都無可奈何。
面對這種情況，沒等病症痊癒，我便提前回到北京大學。在這全國上下都鬧糧荒的歲月，
北大也不能倖免。學生的糧食定量被削減。男同學定量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女同學是二
十八斤半。每人每月三兩油，半斤肉，蔬菜也很少，這樣的糧食定量就非常不夠了。有些
同學開始浮腫。這時候，大搞教育革命，學生以及教職人員都要進工廠，到農村，去從事
體力勞動。我們數學系被分配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與工人「三同」，我們沒有技術，只
能幹笨重的體力活。我幹搬運鐵塊推車的活，勞動量很大；一天干下來，很累很累。說是
和工人「同吃」，也是假的，工人的糧食定量是每月四十八斤，有的五十斤；我們學生仍
是三十二斤，幹了近三個月，大部分同學的身體都垮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學出現浮腫。我
們被召回學校。大部分同學慢慢恢復了健康；只有我，病情一直沒有好轉。浮腫一直不能
消失；又發現肝臟腫大，整天躺在宿舍裡，不能上課。我決定申請退學。當時，我們都很
年輕，根本就沒考慮到退學的後果。數學系馬馬虎虎給辦了退學手續。無論如何都沒有想
到，退學決定竟然改變了我的一生。
饑腸轆轆闖關東尋找生路
一九六一年冬，我挑著入學時的簡單行李，滿含熱淚，離開了北京大學，懷著迷茫的心情
，乘上南下的火車，回到我的故鄉—山東鄆城小民屯。滾滾車輪碾碎了我在數學殿堂裡修
煉成才的夢想。
冬天，家鄉原野一片荒涼；我的家中更是冷冷清清。我病退回來，家裡有母親、我以及我
的第二任妻子。妻子用她勤勞的雙手維持著一家人的生活。她用家中的舊棉花，紡成線，
織成布，換幾個錢，艱難度日。原來離婚時判給前妻的兒子，如今繼父為了節省點口糧，
便把他趕了回來。我們家又增加了一張吃飯的嘴，日子就更加艱難了。整個社會上，大家
都吃不飽飯，各機關、工廠、商店、學校等等，都在精簡人員；想找個工作，完全沒有了
可能。一家四口，生活無以為繼。每當揭不開鍋時，就到鄰居家借個一升半升。這終究不
是辦法。無奈之中，便將一座舊房子賣掉了，得了七百元錢。就這樣，維持了全家一年的
生活。
後來，村裡開辦民辦中學。我是一位教師，，但民辦教師沒有工資，只在生產隊記工，每
度的報酬大體上是十至二十元。這時，`風~生產漸漸恢復，公社便號召社員養豬；我
就和同事馬老師，利用業餘時間到外地去販豬仔，回來銷售，賺個差價，貼補家用。哪知
豬仔沒買來，就被上級認定我們是投機倒把，搞資本主義。中學便把我開除了。
於是，我又回到了原來的生產隊。這一年，年景很不好。我們一家四口才分到三十斤麥子
。秋收之後，情況更糟，只領來五斤高粱穗子。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我心如刀絞。思慮
再三，我決定去闖關東。
闖關東，是我們魯西南人祖祖輩輩的求生之路。每每遇到天災或戰亂，這裡的百姓便拖兒
帶女，扶老攜幼，有的挑擔，有的推車，舉家去東北逃荒。在漫漫的流亡路上，多少人倒
在了半途中；也有幸運的，到了東北，通過艱苦奮鬥，安下家來。畢竟東北大地，地廣人
稀，有著扶危濟困的傳統。那方黑土可以養人。
一九六四年，秋去冬來。我和同村的一位十七歲少年，背上一床破棉被，一條舊床單，懷
揣三十元錢，走上了通往關東的艱難之路。準備投奔一位同鄉。
一路上，我們碰到了許許多多闖關東的人。都想去地廣人稀的地方，極左路線的統治稍微
薄弱一點的地方，尋找一絲生機。於是，在六十年代，東北北大荒的土地上興起了盲流潮
。我這個來自山東的北大學子穿行在盲流大軍中，似乎也沒有很多的感慨；思緒也像這初
冬的東北大地一樣，早就冰封麻木了。
我們乘火車首先到了安達，也就是如今的大慶油田所在地。在車站等待換車時，我的小伙
伴被一個中年男子騙走剩下了我一個人該到哪里去呢？經過一番搜腸刮肚的回憶，我決定投靠我的一個親戚；他在拜泉縣。有民
謠說：「拉不完的拜泉，填不滿的安達。」形容拜泉生產的糧食多，皇天不負苦心人。幾
經周折，我終於在拜泉找到了我的那位親戚。不管怎樣，人家還是收留了我。但我找不到
活幹。想幫人割葦子，換二十斤小米。可這是苦活、險活。沒有同伴幹不了，我只得告別
親戚，繼續尋找生路。
從拜泉出發，經過伊安縣，來到了林甸。一路行走，一邊討飯。東北人很豪爽，也很熱情
。每天到吃飯的時候，有過路人登門，主人會很熱情地迎出來，什麼也不問，便把客人讓
進屋，說：「上炕吧，暖和暖和！」東北因氣候寒冷，家家都有一個大炕；睡覺，吃飯，
待客，都在炕上。然後，便遞給你一支煙。因為來人往往都在野外走了很長時間，凍得已
經不能張口說話，待抽完一支煙後才能緩過來。接著，便給你端上飯來。若是傍晚，主人
便會留你住下。一家老小同睡在一個大炕上，陌生的客人也不例外。我走了好幾天，天天
都是這樣。
為了一口飯在東北四處流浪
在林甸，我找到了另外一位親戚，住了兩天，歇了歇腳，又踏上流浪之路。前路茫茫，不
知去何方，也不知去找誰；腳下有路，卻無處可投。說起來，應該感謝東北的父老鄉親，
是他們給了像我這樣來自關內的盲流大軍以生存的可能。我一路走，一路討飯。不知走了
幾天，來到了龍江縣。經別人指點，我來到一座山東人新建的村莊；更令我驚喜的是，村
民全都是來自鄆城的老鄉。見到老鄉，分外親切，就像一個長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
。還有叫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村子裡我見到了五六年就移民過來的一位遠房嫂子。她
很熱情地把我接到她家。這時，天已經很冷了，又臨近年關，我不能繼續往前走了，便在
這裡落下了腳。
我成了鄆城村的臨時居民。
東北的冬天，季節很長，天氣很冷。農民都不下地幹活；年輕人呆著沒事幹，我便教他們
唱歌，很受他們歡迎。但唱歌總不能當飯吃呀！於是，村黨支部書記出面，到各家各戶去
搜集點糧食給我，大約有幾十斤玉米。我借人家的鍋，自己做飯吃。不管怎麼樣，總算結
束了「吃百家飯」的生活，安了一個暫時的「家」，過上了自己的日子。我成了這個村的
文化人；但大家都不知道我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公社讓我去幫助他們出壁報，畫刊頭
。記得有一期刊頭，我畫了一個年輕人騎在馬上，戴著一朵大紅花。大家都交口稱讚。
在漫長的農閒時期，村裡也有些人生法找點活幹，便出去打草賺錢。他們讓我也跟著一塊
去。打草回來，我用打草賺下的錢買了一雙棉鞋，還割了幾斤豬肉，高高興興地到嫂子家
去過年。沒想到年關又給我了一個混飯吃的機會。我給會計家寫了副春聯，這件事傳開了
，許多家都請我去寫；給誰家寫，誰家就請我吃頓飯。
開春以後，我們組成了一個生產隊，劃了一片荒地，準備開荒種地。村領導很支持，還借
給我們一些糧食，以臨時充饑；沒有住處，便給找了一處廢舊的房子；沒有火炕，我們就
睡地鋪。條件雖然很艱苦，但大家還是很高興。指望春天到了，肯定會有收穫的。不料，
好景不長。幹了不到一個月，公社便下命令，取消了我們自發的生產隊。我們只得散伙，
重新踏上流浪之路。不過，我總算有了鄆城村這片「根據地」，這裡有我嫂子一家人；當
我在外邊走投無路時，還可以回來的。
我們六個鄆城老鄉結成一夥，到處去找工作；只要給碗飯吃，什麼活都幹。曾經和過泥漿
，壘過牆頭，蓋過房子。因為找活的人很多，找活就越來越困難。我們六個人一商量，就
乘船渡過一條河，到了內蒙古。蒙古人說話，哇哇啦啦；連說帶比劃，勉強可以交流。但
他們的飯，實在吃不習慣；天天喝羊奶，也享受不了這份「福」。可幹的活也不多。我們
便又回到龍江縣。這時已是一九六五年春天。我們住在一個打魚人的窩棚裡；沒有糧食，
便天天撈魚，用清水一煮，放一點鹽，一日三餐，靠魚充饑。因為沒有糧食，總覺得沒有
吃飽。只能又去沿村乞討。堂堂六個壯漢靠自己的雙手，竟然掙不到一頓飽飯！
討飯不能成群結隊；不然，人家會懷疑你們是搶劫團夥。於是，我們便分成兩人一組；我
和小馬是一組。開春以來，關內來的人越來越多；不少人家便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不招待
我們。我們想出一個辦法，裝成是串親戚的行路人，想「找」頓飯吃。人家一聽，很同情
，便開了門，請上了炕。一頓飯就這樣解決了。大家就用這個小花招，解決了不小的困難
。
在流浪過程中，同伴們，小馬除外，起初並不知道我曾是北大的學生。有一次，我們在一
家打工，主人家有一個馬蹄錶，每天快走兩個小時，他準備拿到城裡去修。我說：「拿過
來我看看。」主人說：「修好了，送你一盒煙。」我把錶打開一看，原來是油絲錯位，一
撥拉就好了。主人很驚奇；大家才知道，我原來是一名大學生。大學生不僅會修鐘錶，扳
手腕也是能手。每天晚上，玩扳手腕。個個都扳不過我。原因是我利用了力學原理；身體
的各部位要協調配合，要使用爆發力。當大家知道我曾是北大的學生時，便情不自禁地問
我，為什麼不去讀書，教書，而來到這個地方吃苦；我說出了原委，他們也只能搖搖頭，
感歎兩聲。
在東北打工無著，實在難於安身，我便計畫回山東老家。聽說我要返鄉，鄆城村的一些鄉
親還捨不得我走。第四生產隊認為我為人老實，幹活賣力，又有文化，便決定吸收我為正
式社員。大隊黨支部請求公社批准。眼看我就要在這裡安家落戶了，不料，公社斷然否決
了鄆城村的請求。因為我給毛主席寫過信。
斗膽寫信寄北京，被拒居留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我在鄆城村暫時落下了腳，生活稍微安定了些，思想卻波動了
起來；心裡邊翻江倒海，思索了很多問題。
我第一次休學返鄉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農村的實施過程，有刻骨銘心地感受。
後來復學回到北大，我曾多次想到中南海去，向毛主席反應農村的情況。我總認為，農村
的問題都是基層幹部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的結果；黨中央、毛主席可能還不知道。但是，
當時我還不敢去反應。如今，我的眼界寬了，見識廣了，又一無所有；剩下的就只有勇氣
和膽量。於是，我便橫下一條心，決定給毛主席寫信，反應農村的情況。但是，我還有所
顧忌，也有點智慧；我擔心信寄不到毛主席身邊，還可能引出大麻煩來。因此，我決定寫
第一封信，投石問路，不反應任何問題；待毛主席那裡有了回復，我再寫第二封信匯報情
況。不料掛號信發出的第三天，公社就派人把我叫去，追問我到底要向毛主席匯報什麼情
況；我當然不能實說，而以我的學籍問題來搪塞。他們也無可奈何。但認定我是不安定因
素，是危險分子；於是，鄆城村要求留下我的申請就被他們堅決地否定了。
因為給毛主席寫信，我失掉了在鄆城村第四生產隊的居留權。當時能在東北定居，就意味
著全家有飯吃了。這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呀！這比中國人拿到美國的綠卡還重要千百倍。
雖然如此，但我絕不後悔。從公社回來後，我寫了兩句詩來表達我當時的心情。
李鬼李判繼踵過，
雄鷹貞雁縛雙翼。
李鬼李判之流的小人如過江之鯽，接踵而至；而似雄鷹貞雁的君子則被捆住了手腳，難於
動彈，怎能不令人心寒！
押解之下重回山東故鄉
一九六五年的春夏之交，在關東流浪了九個月之後，我兩手空空地踏上了回家之路。我乘
車從龍江縣前往齊齊哈爾，在中途一個叫佛爾基的小車站上，被車站巡警收容了。他們認
定我是盲流份子，要強行遣送返鄉。沒有辦任何手續，就把我送進了收容所。
這裡被收容的人很多。每個人都得在這裡幹活，一直幹到所得報酬足夠遣返的花費為止。
我很幸運，第二天便被趕上了去山東的火車。
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買了張到濟南的火車票，去看望我的同學李傳明。原來他已下放到
濟南汽車修配廠，一邊勞動，一邊給工人講政治課。當我找到他時，兩人對視許久；他根
本沒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這個蓬頭垢面的討飯花子，竟是他中學和大學十餘年的同窗好
友。那一瞬間，我們真是百感交集。我在他那裡住了幾天。洗了洗澡，理了理髮；還殲滅
了滿身的蝨子。
一九六六年春天，經生產大隊推薦和考試，我到鄆城棉紡二廠做會計，每月三十元工資。
生活總算穩定下來。不料，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全國掀起，我們那個偏僻的小縣城也
不能平靜。鬼使神差，我當上了造反派的頭頭。其實，我帶頭造反，也並非偶然。那時，
我是迷信毛主席的，認為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準沒錯，我們就應該
緊跟；總認為，所有問題都是基層幹部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不聽毛主席的話所造成，就
應該整一整他們。我領著我們廠的戰鬥隊押上廠裡的當權派去遊街、批鬥。鬧騰了一陣子
，到一九六七年，造反派中的臨時工全部被解雇，我則留下來寫檢查。寫了幾天檢查，廠
方沒有向我說明原因，便派人把我押解回村，交給生產隊處置。
直到八十年代，在同窗好友葉學明和韓承潢的鼎力幫助下，我先後在北京的大興和山西的
沁縣教書。十多年來，我教學認真，愛護學生，多次被評為全校、全縣、全地區的模範教
師。一九九六年，作為國家的正式教師，從沁縣師範退休，現在故鄉頤養天年。
回顧這三十多年，我從北大學子到山東盲流；從農村社員到中專教師，歷盡了坎坷，嘗盡
了苦難，體味了人民大眾的酸甜苦辣。對於這段經歷，我會永遠銘記在心；今天把它寫出
來，也許能為人們認識那個時代提供一點幫助。
（王丹注：劉緒昌老師此稿寫於二○○三年二月
山東鄆城，二○一三年十二月在山東鄆城病逝。
按：王丹家鄉鄄城與鄆城相鄰。此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