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筆記

作者: musashi0839 (常山七次郎)   2014-11-07 16:01:07
原文連結:http://gushi.tw/archives/1313
從我們的過去,找尋我們的未來:《百年追求──台灣民主的故事》筆記
由和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一點是老生常談了。即便如此,我們似乎很少去想:那自
由和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讓我們看見臺灣如何從
經歷殖民地、威權體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樣。
這三冊書,第一冊寫日本時代一直到228,第二冊寫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
星雜誌,第三冊寫70年代的黨外運動和美麗島事件,一直到組黨的過程,還有1980年代風
起雲湧的各式社會運動。串起來的故事確實就像書中所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句子:「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
道上的教訓是:我們無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
一、擁抱世界的臺灣
在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個非常具有國際視野的開端。這
麼說,不只是1920年代臺灣的知識菁英們可以到東京留學, 並在這麼帝國首都接觸到最
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在思考臺灣問題,無論是自治、解放,或獨立,想的
都不只是臺灣,而是把臺灣放當時的世界性框架下。因為如此,他們知道如何對外結盟,
也擁有更多的思想資源能夠參照。
比如來自南投的彭華英,就曾經和中國和朝鮮的朋友組成「新亞同盟國」,目標要「追求
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主導下,國際間出現
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呼聲,臺灣人就是抓住了這麼所謂的「威爾遜時刻」
。(雖然事後證明威爾遜對東亞殖民地事務並不關心。)
彭華英因此「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畫派遣遠東
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
討論的時候,來自中國的代表認為臺灣解放後應該回歸中國,但彭華英對臺灣的未來有不
同的想像,他說「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
更早一些,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了他的偶像梁啟超,希望祖國的知識份子能幫忙臺
灣脫離殖民統治,梁啟超很坦白地說,祖國目前自顧不暇,幫不上忙。但他倒是給了一個
建議,要林獻堂等人學習愛爾蘭獨立的經驗,這一點似乎確實啟發了林獻堂和之後的臺灣
議會運動。──現在有多少人在思考臺灣問題的時候還會想到比利時與愛爾蘭呢?
除此之外,臺灣人也參與1922年創刊的《亞細亞公論》,「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
語和中國語三種語言。」而且還吸引了來自印度、中國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連溫卿則積極學習當時發明出來的人工語言「世界語(Esperanto)」,而發明世
界語的初衷,就是「反對歧視、人類一家」。連溫卿後來左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會主義
,當然不是偶然。
就算還是殖民地,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和運動家們,仍然並不覺得這座島嶼太小,只能受
人擺佈。相反地,他們很強烈的雄心壯志,把臺灣和世界連結在一起。蔣渭水的一番話,
應該具有代表性,他說:
「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
則世界和平的前提。……我們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策進亞細亞聯盟,以達成世界和
平與全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簡單說,我們臺灣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呢。

另一份名為《臺灣》的雜誌,在創刊號上也說:做為「地球一部分之臺灣、人類一份子之
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1920年代的臺灣人就想著要改造世界,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我們今天還能有這樣的
視野,還敢懷抱這樣的夢想嗎?
當然,隨著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戰爭越演越烈,這些懷抱亞洲主義乃至世界主義的想
法,若不是漸漸消散,就是被扭曲成為帝國服務。二次大戰之後,臺灣回歸祖國,思想上
更是越來越貧瘠,而能有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說來說去就是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文化復興運
動。
在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下,左拉被禁、托爾斯泰被禁、梭羅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
、羅素被禁、《韋氏新世界大辭典》被禁,甚至連1977年的《山葉機車使用說明書》也因
為「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被禁。
切斷了這些與外在世界的連結,蔣經國總統還安慰大家:「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
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
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對臺灣知識界有著直接的影響。前一陣子讀到一本1981年出版
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作者深受黨國栽培,留美博士,後來回臺灣任教,還曾擔任哲
學系系主任。他在書裡講到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是這樣說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歲出頭,正式年富力強之時,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
論與實踐』、『知識與人類興趣』、『科技之意識型態』等都已深受西方學術界重視,如
果他在有生之年,還能在多多接觸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相信對其學術生命的開展,將有
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著三民主義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樣的時代。
戰後一連串的高壓統治,讓一群有機會接觸到國際思想的讀書人──包括本省與外省的─
─消失在臺灣,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
後來的陳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還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單。臺灣本省的政治菁英,
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經營;掌握著論述權的知識菁英,大部分力氣都得花在和獨裁的黨國體
制對抗,對於其他的議題,討論似乎都不像前一個世代那樣的充滿想像力。
當然,1970年代後期,海外的民主運動逐漸了累積了力量,島內的運動者似乎也越來越清
楚,要跟龐大國家機器對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氣實在難以成事。因此,像世界臺灣同鄉
聯合會或是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都積極向美國遊說,希望藉著另一個帝國的力
量,來防止專制體制的暴衝。結果後來這些海外勢力真的成為了民主運動重要的力量。
這似乎是又一次臺灣與世界連結的契機,當然,你可以說,那還是一個非常美國中心的世
界。藉著倚靠一個帝國去對抗另一個帝國,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
那個弱小民族,就可以有這麼國際化的視野,積極的尋求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並藉此來思
索自己未來的命運,一百年後的我們,會不會反而比不上他們呢?
更何況,臺灣並不真的那麼小啊。臺灣的土地跟比利時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
排名第52,比澳洲、荷蘭和智利都還多一點;就貿易而言,是美國第11大夥伴,歐盟第21
大。
或許是在黨國年代的教育體制與扭曲的世界觀下,我們太習慣用超級大國的尺度來理解自
己,老是認為我們還擁有這個物產豐隆的大陸,或者能與英美強權平起平坐,結果老是搞
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歷史什麼指引未來的功能,那這段故事的第一個啟示或許是:我們需要從思想上開始
改變,找回那個願意擁抱世界的臺灣。
二、民主運動中的女性
1941年12月,當時就讀彰化高女的學生丁韻仙,因為被發現「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被學
校退學。她的生父、養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義者──前往學校處理,但第二天,
丁韻仙就被逮捕,關進了彰化看守所。當時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還有著名的作家賴
和。
臺灣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韻仙這樣的女性。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人
數龐大;正好相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對少數、弱勢,很容易就
被忽略不計,但正因為難得,她們的出現才更值得注意。
丁韻仙出生的1923年,當時日本國內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風起雲湧,解放婦女的呼聲也日益
高漲,婦女運動者在在挑戰保守的社會觀念。同一時間的殖民地臺灣也並未落後,各種婦
女社團陸續在各地出現,如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宜蘭婦女讀書會、高
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
1926年2月,一位女性運動者謝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
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謝玉鵑曾經就讀第三高女(今中
山女高),「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
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
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藉,只好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領導人張麗雲在結婚時,特別聲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身
體力行,打破當時的社會習俗,獲得許多追求自由的報刊的好評。
更著名的應該是臺灣共產黨的領袖謝雪紅。1926年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篇對她名聲不利
的報導,但一開頭的描述,仍說她:「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
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
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往往連結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目標解放弱
勢的共產黨會吸引女性黨員,也許不是偶然?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戰後的臺灣社會,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封閉,社會風氣似乎不進反退,回到一種
保守的氛圍。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並未特別留意,或是歷史真是不進反對,當年
那些不顧他人眼光,參與社會改革的女性,似乎從這段時間的民主運動中消失不見。
1950年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國》,聚集了一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從胡適、雷
震,到張佛泉和殷海光,但主導者仍是男性。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議會被稱為「五龍一鳳」中的那一鳳──許世賢吧。
許世賢畢業於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來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據說當年的她除了讀
中華文化經典,還書架上還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
「一九四五年被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
選省議員,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
許世賢(右二)
許世賢(右二)
許最經典的事蹟之一,是當年228事件發生時,軍民雙方對峙,情勢緊張,「嘉義二二八
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把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
,沒有男人敢做,最後只有許世賢接下了這個責任。
後來省議會又有了剽悍的「南北雙嬌」:黃玉嬌和蘇洪月嬌。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
中國》為核心的一群人,要準備籌組新黨,因而召開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
原訂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召集人
。」如果在今天,她應該就是「挺身而進(Lean In)」的範例了吧。
當然這些少數個案,並沒有根本地挑戰社會的性別觀念和結構。真正的變遷還要等到1970
年代以後,當時第一位點燃野火的,是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
她當時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一書,算得上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她在書中呼籲「先
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來未必是多麼激進的主張。但本書還沒出版,就被內政
部拒絕版權登記,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警備總
部也說「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又說它的內容「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個比較危險?在威權體制的眼中,也許一樣危險吧。
但從那時候開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運動的舞台。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中,就有呂秀蓮
和陳菊。後來天下雜誌的創辦人殷允芃親眼目睹這起重大事件,她說陳菊讓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這段民主歷程時,時常被翻出來的一張照片,是一群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年輕律師
,並排坐在一起,穿著律師袍,拍了一張大合照,意氣風發。其中不少人後來當然都進了
政壇,包括陳水扁、謝長廷到蘇貞昌。
但還有另外一群人,沒有機會那麼從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妻子們。她
們在丈夫入獄之後,擔負起了同樣的責任──或許是更重的責任。像其中一個人描述的,
很多時候都是「陷於大人叫,小人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
裡。」
有一次這群受難者家屬聚會,突然有大報的記者來訪,來意不明。主人許榮淑(張俊宏的
妻子)勉為其難地去接待。
「她(許榮淑)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邊,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
者上樓。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著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
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一個晚上不走,我
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
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
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靜、害怕,還有一群擠在小房間裡的女人。那個時代的氣氛,彷彿就濃縮在這樣一個故
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總會離開,終有一天門會打開,而小房間裡的人們會走出來。當
她們走出來,她們也會一起改變屋子外面的那個世界。
三、「祖國」與奴化的臺灣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派兵來臺
接收,原本該是歡欣鼓舞的回歸,結果卻完全走了樣。
第一個震撼,來自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來臺的祖國國軍,並不如預期般地裝備精良,訓
練有素,士氣高昂。相反地,許多人印象中見到的,是一支剛剛脫離戰場,疲憊不堪的隊
伍。
雖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當時社會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
,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
,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阿。」
相反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們,對於本地的臺灣人,卻是看不太順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
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
,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當時的官方報紙如《臺灣新生報》上,臺灣人也被說是「崇日」、
「自卑」,「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須「肅清日本
思想毒素」。換句話說,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經過六十多年,類似的論述又在
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說有點奇妙。)
但「臺灣人奴化論」引起強烈地爭論,當然也引發反擊。1946年,王白淵就在《政經報》
上發表一篇〈告外省人諸公〉,他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
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
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
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標準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
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人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
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過,該如何以臺治臺呢?當時,林獻堂和廖文毅提出「聯省自治」的說法,意思是說「
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
事務,交給省來辦。」
「聯省自治」不是林獻堂等人發明的。民國初年,就有人認為應該效倣美國,採取聯邦制
,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梁啟超支持、胡適支持,連毛澤東都曾經主張各省獨立,而且就應
該從他的故鄉湖南開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寫著:
「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
。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
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而推動「聯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則是主掌廣東的陳炯明,為此他還跟主張統一的孫中山
起了嚴重衝突。陳炯明為了理想或是個人利益,很難簡單說清楚,或許兩者都有吧。不過
後來陳炯明不敵國民黨軍隊,黯然離開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視為判徒亂黨,聯省自治的想
法也沒能實現。
幾十年後,當時林獻堂等人再次「聯省自治」的說法,官方代表當然不同意,立刻質疑:
「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還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
林獻堂聽了連忙解釋:「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台灣發展。」廖文毅
也補充說明:「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接受。
在這種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籍間的衝突浮上檯面,並不讓人意外。甚至到了60
年代,即便是在民主運動的內部,省籍之間的緊張也並未消散。
當時《自由中國》為中心的團體準備籌組新黨,可是「1960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
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
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個作法。』」
談論省籍問題不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還是一個非常熱門,容易引
發強烈情感的議題。記得李敖大師當年還曾經鐵口直斷,馬英九絕對不會當選總統,「因
為他是外省人」。不過大師的預測也會失準。今天在媒體上談論這個問題的頻率似乎開始
減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個世代的人,似乎已經不覺得彼此省籍區別特別重要,沒必要
分,也常常也分不出來。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族群能夠和平共處,彼此融合,當然是好事。不過回歸歷史,如果
要真正瞭解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將省籍因素視而不見。比如,到70年代中葉,「高普
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台的外省人,擁有比
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
換句話說,對於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個抽象或虛構的問題,而是對日常生活
有著直接而實際的影響。高普考不過是諸多例子之一。從歷史經驗與生活型態的差異,到
實際利益分配的衝突。肯認這一點,我們或需會對許多仍然存在臺灣社會的現象,有更深
刻的理解吧。
四、通往未來的過去
「1980年,作家陳若曦會到睽違十八年的臺灣,帶著三十幾名旅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連署信
求見蔣經國……蔣經國看了連署信,只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覺得有點熟悉嗎?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
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
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滿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穩與卑微的生存,並且自稱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數。他們
是不是大多數,實在很難說,不過他們顯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會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黨外人士又一次準備籌組政黨。《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高聲批評「極少
數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何衷共濟之為貴,反而趁國家
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說:『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
統戰呼應,或為臺獨,當然不能容忍。』」
閱讀《百年追求》所描述的臺灣民主運動,有時感覺過去其實從未過去。那些話語,過了
幾十年竟還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樣的熟悉感,並不只是由於歷史的反覆重演,也是因為那
些歷史確實還以各種形式,存留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遠離。
1960年臺灣舉辦地方選舉,卻不斷傳出舞弊的問題,當時一群人士舉辦了「選舉改進座談
會」,並在選後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
長的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
以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
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
連震東是誰呢?你或許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
,之後又當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副秘書長,並且官運亨通,高昇至內政部長、政務委員。
當然,他有一個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連戰的父親,連勝文的祖父。還有一個大名
鼎鼎的父親:《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
不過當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訴我們,「連橫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
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本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
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污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
「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污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需
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
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
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
且不可因其父而棄之。』」
至於臺灣的另一個大家族──辜家──也被寫進了這段歷史之中: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
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為
『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
在。』『其長袖善舞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
這些形容讓人不禁想起辜的孫輩辜仲諒,同樣受到媒體萬般寵愛。即便當時捲入陳水扁前
總統弊案,逃亡兩年,以通緝犯身分回臺,不少媒體還是說他「帥氣」、「風流」。甚至
在他做偽證的行為尚未被揭露前,還有報導說他默默地做公益,彷彿為善不欲人知。也許
是臺灣社會對有錢人特別寬容?又或者該說是財團與媒體之間的盤根錯節?
回到辜振甫。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
關名義,將三百五十萬會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軍人遺族
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
慷慨豪舉。」
「不料,日本即將戰敗!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
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取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
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許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臺灣的事業版圖吧。
(弔詭的是,辜振甫在戰後曾經因為被指為漢奸、臺獨、意圖與日本人「共同陰謀竊據國
土」而逮捕,判刑兩年兩個月。而他在坐牢期間,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辜振甫因
此逃過一劫。)
歷史中好像總是有些聰明的或幸運的人,可以永遠站對的那一邊,另外有些傻子則永遠站
錯了邊。我們該欣羨那些聰明人還是記得哪些傻子呢?我們又該選擇當聰明人還是傻子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版了最後一期,社論由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他有很
清楚的答案: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為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
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
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
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
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
…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在那樣的年代裡,殷海光所說的這段話,與其說是關於現實的描述,還不如是一個知識分
子對於國家未來的期許。只但願這樣的樂觀和熱情,也能夠跟著我們,繼續臺灣對於自由
和民主的下一個百年追尋。
(本文圖片,除另外註明,均來自http://zh.wikipedia.org)
看完這套本書可以找回被歷史課本洗掉的歷史感,
追求民主的故事,這套書所訴說就是台灣島上的空白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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