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問題：為什麼宋以後漢族對遊牧民族的作戰能力下降了？
轉貼知乎，作者：經略幽燕我童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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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問得很簡單，但體現的東西很深刻。
咱家簡單說一點現象。理解這個現象背後的深刻的社會原因，和由此帶來的全新的國防動
員體制，是另外一個問題。
五代時期，軍人需要刺字，大家都知道吧？其實這並不是中國的特產，東羅馬人和阿拉伯
人的雇傭軍也都是刺字的。其中，阿拉伯人是從東羅馬人那裡學會的，他們刺兩手，一個
手寫姓名，一個手寫特長。
刺字是和兵員來源有密切關係的，如果是義務制下的徵發人員，每一個人都是有家庭有出
身的，而且絕大多數人是不能隨便遷徙移動的。
跑一個，或者跑幾個，可以按你的姓名籍貫上番時間以及同鄉具保的情況直接查到你的家
裡。
除非你去落草為寇，或者遇見荒年加入逃荒人群，否則是肯定能找你或者你的家族麻煩的
。
但晚唐以來，基層社會已經完全完蛋了，佃農和自耕農都有隨意遷徙的自由（沒人管也管
不了），國家也不直接干涉土地交易。由此帶來的人身自由進步，負面作用就是兵源來自
社會招募，沒有任何根底。換句話說，你拿了一次性的補貼，然後當天晚上翻牆跑了，連
去找你的線索都沒有。換你來說，你準備怎麼管？
兵役是一種封建義務，但時代的不同，不同時期的封建政權在迫使人民繳納這種封建義務
的方式是不同的。在五代-宋以前，大多體現為全民性質的義務制，即無償的提供勞動力
是群眾的一種義務，他沒有不提供這種服務的權力。
唐中晚期，生產力的發展，均田制的無法維繫，府兵（衛士）制的徹底完蛋，帶來的是這
種義務制兵役的崩潰。在這個過程中，這種義務從親身代役這種直接提供給勞動力的繳納
方式，逐步轉變為通過繳納貨幣和實物來代替提供直接的勞動力的繳納方式，這就是唐晚
期到北宋逐步建立的雇傭制。
以門閥世家為基礎，以均田制為骨架，以府兵為暴力工具的國家與世家、均田制、府兵一
起被歷史埋葬之後，在殘骸上重新建立的封建政權需要依靠誰來建立對基層的控制呢？可
不是得花錢招募閒散人員來當兵咯！
（錢從哪裡來？米從哪裡來？布帛從哪裡來？沒錯，兩稅+人頭稅。有土地的人繳納夏秋
兩稅，無土地的人不繳納兩稅，但改為繳納丁鹽布帛錢這種人頭稅。但兩宋時期這種人頭
稅一直處於逐步攤銷在兩稅中的發展過程中，這條發展路徑的最終成果就是“攤丁入畝”
。）
所以，一定要記住，晚唐的軍閥割據、農民起義，對中國社會的再塑造，是有非常非常大
的意義的。軍閥割據和農民起義，真的是衝垮了原有的社會關係和對農民人身的控制的藩
籬。使得到五代、北宋以來的人身權利和自由有了一個很大的促進。
封建政權和割據團體，是要事實上的人身實際控制的，例如不能隨意搬遷，不能隨意離開
本地，作為賤籍的奴僕所有權屬于主人，要通過這些管理手段和規則來實現他們的統治的
。
但在晚唐和唐末被連續衝擊以後，原有的社會關係就被打垮了，新的以經濟紐帶為核心的
社會關係重新建立起來，個體的人因為有勞動力，原有的桎梏被解放以後，就擁有了一定
的行動的自由。
例如，賤籍逐步消亡，奴僕的從屬性消失變成純粹的合同關係（一般是十年），佃戶和自
耕農有遷徙自由。而逃兵和對應的刺字，就是這種行動自由的負面效果。
對於封建國家來說是壞事，因為這會帶來他們的暴力機器的不穩定，但對於普通人來說是
好事，大好事。大家一定要破除單純從刺字和社會地位不高這個問題來看宋代的軍事組織
的思路，螺螄殼裡做道場是有必要的，但前提是我們的眼界要放寬放大。
好，看到這裡，還會有人問題主問的這個問題了嗎？
其實最核心的內容已經講完了，這個問題明著講刺字，實際講的是軍事機器的動員體制。
抓住人力資源的動員這個核心問題，你就能看懂題主所問的這個問題。具體從財政模式來
看，你的財政，到底是量入為出型，還是量出為入型？一個政權的組織形式直接決定這一
點。
唐代努力想做到量入為出，他們努力想建立一個預算框架來包容所有的開支，但均田制崩
潰，府兵制度解體，這個模式失敗了。
宋代力爭做到量入量出的財政平衡，適度通過間接稅在流通領域進行擴張（使用信用貨幣
和各種有價證券，如會子、關子、鹽引、茶引等等），但雇傭制帶來了超級通貨通脹，想
解決這個問題，於是賈似道重新恢復國家對固定資產的掌握（公田法），但也失敗了。
兩種保障人力資源動員的財政模式都失敗了，說明背後有根本性的原因。這才是解釋這個
問題的核心。
最後多說一句，大明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大明並沒有創立新的人力資源動員模型。
PS:
宋代的超級通貨膨脹，以前寫過，重新引來。
我們大略看一下，從嘉定時期到南宋末期的總體情況吧。
在嘉定之前的開禧年間，南宋朝廷的間歇性軍事冒險精神病發作，在開禧二年（1206）發
動了北伐，史稱開禧北伐。自隆興二年（1164）開始的宋金和平時期，至此結束。
由於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時期的對內政的勵精圖治，此時南宋政權的財政狀況，表面上還
是比較良好的。至少還能維持滿足開支，略有盈餘，且有一定的財政秩序。
但由於發動了北伐，軍事開支急劇增加。為籌備額外的軍費，南宋中央政府決定將按界分
行的會子（紙幣）三界並行，一共對社會發行了一億四千萬貫的面值。
一般來說，會子發行以三年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後，發行新一界的會子，同時回收舊一
界的會子。最初的時候，大概一界會子的發行量，在一千萬貫左右。後來從第三界開始，
增加到1800萬貫，之後又陸續增加，到第七界時，已經增加到2323萬貫。具體到開禧前夕
，實際運行的第十一界會子發行量約36326236貫另800文，第十二界會子發行量約4700餘
萬貫，第十三界約5500餘萬貫。
後來，由於三界會子執行時間太長，必須予以收兌，於是擬發行第十四界會子。但由於第
十四界會子無法收兌前三界共14000萬面值的紙幣，於是又另外發行第十五界會子來加以
收兌。
可是，如按照原本規劃，14界、15界一共發行8000萬貫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兌市場上流通
的14000萬舊會子。於是南宋政權乾脆下了決心，一邊收兌，一邊流通，不夠的話就增印
。
結果，14界會子發行了約11263萬貫，15界發行了約11698萬貫，合計約22961萬貫的面值
。比收兌之前的14000萬，增加了64%。
然後是16界的13355萬貫，和宋代歷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萬（後詔令無期限，永
遠流通！）
如此之多的貨幣進入社會流通，帶來了嚴重的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現象。一貫會子對見錢
（銅錢）的市場兌換價，從最初的官定價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
之後穩定了一段時間，又繼續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實際兌
換價只有70文。甚至已經無法買到一雙草鞋了。
事實上，這僅僅是我們所談論的所謂“京會”的情況，在中部戰區發行的湖廣會子，在東
部戰區發行的兩淮交子，都是區域性發行流通的貨幣，這兩種類型的貨幣也發行了相當大
的數額，嚴重的推高了通貨膨脹的現象。
然後我們再看政府的財政收支情況。
大概在開禧元年，後來的名臣魏了翁曾寫過一個策論，叫“答館職策一道”。在該策論中
，他列舉了當時政府的總體財政收支情況：
通常歲入：6500萬
兩浙歲輸錢：1200萬
四川鹽錢：950萬
經制月樁錢：2000萬
小計：10650萬（含紙幣）
看起來數量並不為少，可當時僅僅從戶部開支的費用，一個月就有120萬左右，一年就需
要1440萬，此外還要考慮負責全軍的總領所的開支（占全部政府開支的約8成以上）。實
際結餘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當時地位還很低，後來進入中央決策層工作的名臣李鳴複也曾給中
央打過一個報告，匯總了當時的政府財政狀況：
四川方面，聯同現有的儲蓄，年入約2200萬貫，實際開支約2900萬，已經收不抵支，需要
國家補貼700萬貫，才能維持一年運轉。
司農寺大約有米130萬，有錢160萬（含紙幣），支出與收入相當，帳面持平。
負責軍隊財政的湖廣總領、兩淮總領，表面數字收支平衡，但由於社會秩序動盪，繳納和
輸送問題很大，額定的數字往往運輸不到位。兩個總領所都需要拆東牆補西牆，才能勉強
維持軍隊的開支。
國家直屬的行在儲備庫（有四個庫），原有200萬石的米作為應急資金，但由於兩個總領
所截取了大農綱來“挪移”，因此大農綱不足的部分，就從國家直屬庫裡截取。因此儲備
數量不會寬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間達成和議，有幾年的時間來進行緩衝，因此這個時期的財政，雖
然比之前緊張了很多，但還算能夠勉強維持。甚至因為有幾年獲得大豐收，因此中央政府
有了一點底氣，還能想點心思進行整頓，收兌之前氾濫的三界並行的紙幣。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為蒙古人所逼，於是轉而南下向宋求償，兩國爆發了
大規模的戰爭。金國原本認為自己的軍力對陣蒙古難度較大，但攻擊南宋問題不大。但事
實上，由於南宋方面財政尚有一定能力，軍事上還有趙方、賈涉（賈似道之父）等較有力
軍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東地方勢力李全投宋並收復山東全境。整體形勢雙方持平，但金
人有生力量損失很大，從南方回去的兵馬又帶去了傳染病，導致北方地區疾病大起。史料
記載“宣宗南伐，士馬十不一存”，金人的實力受到了很重的傷害。
但南宋方面財政情況則進一步惡化。
本來在嘉定初期，因為戰爭停止，財政狀況略有好轉。但經過七年的抗金戰爭，本來有所
復蘇的財政情況正常辦法已無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彥約曾給中央打了一個報告，歸納了他從任職以
來所瞭解的地方財政情況。
1、開禧至嘉定年檢，地方財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廣總領所只能依靠拆東牆補西牆（即前文李複明所言的“截大農
綱”）勉強維持，總領所自身已無法維持運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財政勉強維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財政進入紅線，政府運轉不開。
5、嘉定十二年，地方財政無力維持。
總結來看，地方財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還可以勉強維持，湖廣總領所則在嘉定年間徹底
無力維持，只能依靠中央財政補貼。
紹定時期，由蒙古人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開始逐步向金人僅有的河南地區展開屢次衝擊，
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維護潼關、黃河的防線的安全，對南宋壓力減小很多。因此南宋的
財政情況雖然沒有進一步的好轉，但經過反復努力，還算能勉強支撐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權在蔡州覆滅，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經驗，欲趁蒙古主力北上
轉移之際，奪取黃河、潼關天險，“據關守河”，為將來必然發生的宋蒙戰爭擴大戰略緩
衝區。
由此開始了端平年間多次宋蒙大戰。
至於此開始，政府已耗盡了幾乎全部的財政儲備（不含糧食），各種途徑的收入通融使用
，一年只能支撐十個月。另外兩個月的開支，全部依靠紙幣，隨印隨用，既無發行保證金
，也無發行限額。以至於每天必須印刷十幾萬貫面值的紙幣投入市場購買物資，才能勉力
維持政權和軍隊的運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彙報，每年國家全部收入通融總計，不過12000萬貫
而已，但當時國家的開支，已達到25000萬貫，財政赤字達到13000萬貫，財政的崩潰，已
經可以預見了。
幸運的是，通貨雖然膨脹，但尚有一定量的糧食儲備。據當時的徐鹿卿給中央打的報告，
中央財政保留約有700萬石的現糧，作為應急儲備。中央大約還可以以糧食為依靠，勉強
維持通貨的運行。這可能是南宋財政最後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開慶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擊南宋。他們在川陝、兩湖、兩淮戰區展開全面攻擊
，並從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戰略縱深，力圖徹底將南宋政權連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領主力自川陝地區南下，猛攻川東堡壘群，忽必烈帥一部主力，自三關路突
破大別山區，圍攻中部戰略樞紐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西南蒙軍則突破廣西橫山等地
，進入湖南，圍攻潭州，兩淮軍則騷擾兩淮宋軍，使得宋軍精銳部隊不能西調救援鄂州。
由於釣魚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頑強防禦，以及賈似道、呂文德、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撐
，南宋政權依靠最後的家底（內庫儲蓄）以及一點點運氣（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撐
過了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開慶元年一年中，僅內庫就開支了10200萬貫錢（含紙幣），16萬兩白銀，11萬匹各種
布中的絕大部分。
（忽必烈語：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
，豈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後，賈似道以軍功入朝為相，從此開始了他獨攬朝政的權相時代。由於財政
日趨惡化（有些地方已預收了七年的各種稅賦），連軍糧都無法得到保障了。
時人總結，當時的社會情況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
政府在專賣（鹽、茶、酒、醋等）領域能夠榨取的收入已經達到極限，無法再開闢新的財
源。在流通領域通過附加稅性質的榨取，已經達到了極限。因此，賈似道準備改變政府的
政策，從對土地所有權的放任自流（不抑兼併、不立田制）開始進行改革，全面收攏土地
所有權，加強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實行“公田法”。並在全國各地推行“經界法”，
核查土地登記情況，擴大稅收來源。
針對軍隊空額冗多，將校貪污自肥（順便打擊異己）等情況，在軍隊中搞“打算法",強化
財務審計，對軍費開支冗爛的情況進行整頓。
針對政府開支宏大的情況，在政治上則嚴控科舉人數（置士籍、嚴複試），減緩官僚進一
步膨脹的趨勢。在經濟上，則廢除幾乎類同廢紙第十七界會子，以金銀為依託，發行金銀
見錢關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這一系列舉措（公田法+打算法+經界法+置士籍+發行新貨幣），試圖為南宋政權續
命。經過多管齊下的經濟整頓和政治上對異己勢力的打壓，尤其是公田法保證了軍糧的缺
口，使得南宋政權的財政情況，有些許好轉。
咸淳三年（1267），蒙古開始圍攻中部最重要的防禦樞紐-襄樊要塞群。經過六年時間的
反復爭奪，最終襄樊要塞群陷落，整個中部戰區的通路被全部打開。蒙軍由漢水直下，經
過激烈交戰，奪取了中部戰區的核心地域鄂州，將川東要塞群與兩淮要塞群的江路聯繫，
全部切斷。
至此，南宋政權的滅亡，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了。
賈似道力圖最後一搏，在封樁庫的十萬兩金、五十萬兩白銀、兩千萬貫關子支撐下，發動
臨安的戰役預備隊沿江西進，欲與蒙軍主力決戰，結果在丁家洲一戰而潰，自此國事已不
可為。
到文天祥勤王時，他獲得的“1000兩金、6550兩白銀、5000袋食鹽、會子（十八屆）2834
萬6000貫、200道官誥、200道資帖、73770石米”，已經是南宋政權能給予他最後的財政
支持了。
而文天祥就是依靠著廢紙一樣的會子（十八屆）2834萬6000貫，光復了幾乎整個江西和半
個湖南，當然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