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知道為何會從藤甲兵打到長沙，但還是出來獻個醜。
抗戰期間蘇聯在華軍事顧問一共四任：
德拉季文(Mikhail I. Dratvin) 1937.11 - 1938.08
切列潘諾夫(Aleksandr I. Cherepanov) 1938.08 - 1939.09
卡恰諾夫(Kuzma M. Kachanov) 1939.09 - 1941.02
崔可夫(Vasiliy I. Chuikov) 1941.02 - 1942.02
德拉季文原是駐華武官，通訊兵出身，來華前擔任紅軍通訊兵學校校長，1924年至
1926年間也曾在中國擔任通訊兵顧問。當時正逢德國調停中日衝突不成，德國軍事顧問
團隨時會撤離的情勢下，中國方面連忙請來德拉季文擔任蘇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蔣原
本屬意老相識加倫，不過他已經被史達林幹掉了，臨時籌不到替代人選，只能先請德拉
季文充個人頭，當作德國顧問團的備胎，同時招聘更多蘇聯軍官前來助拳。
第一批蘇聯官方顧問20餘人大約在1938年5月才抵達中國，其中包括原白俄羅斯軍區副
司令員朱可夫，但他沒待多久就回去了，德拉季文也在當年8月被召回蘇聯，由具有中國
經驗的切列潘諾夫接任。
切列潘諾夫同樣在1924至1927年間以軍事顧問身分來華，主要與何應欽合作，他也是
少數會親自上前線的高級軍官，但那是1925年的往事了。切列潘諾夫就任時，大部分蘇
聯顧問都已到齊，每一個戰區和技術兵種都有相對應的顧問，總數約有300人；若將非戰
鬥人員也統計進去，全盛時期甚至超過3600人。
蘇聯軍事顧問主要有兩項任務：協助整訓中國軍隊、擬定大型作戰計畫。除了空軍飛
行員之外，蘇聯顧問不會親自下場帶兵，一來是蘇聯不想和日本撕破臉，二來是不能干
涉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以免製造無謂的衝突。因此，蘇聯顧問的指導通常只停留在戰略
層面和訓練計畫，而非第一線的戰術行動。
德拉季文和切列潘諾夫都提出同一個問題，中國軍隊的防禦過於僵化，應當放棄過往
的被動防禦策略，改採主動防禦策略。切列潘諾夫上任時，武漢會戰已經打了一半，他
依然堅持他的積極防禦戰術，指出中國軍隊在器械上不如日軍，過往的戰鬥方式都是日
軍輕易突破防線，而中國軍隊又撤入下一道防線抵抗，然後再被突破，徒然消耗自己的
實力。應當讓周邊受壓力較小的部隊積極行動，襲擾敵軍側翼與後方，才能有效阻斷補
給並分散敵軍，進而展開包圍殲滅。
切列潘諾夫也曾在他的回憶錄中點名湯恩伯和陳誠，認為他們兩個在武漢會戰後期執
行了自己的建議，有效阻止日軍在1938年攻入湖南，雖然他對長沙大火一樣不解。至於
第一次長沙會戰的部分，切列潘諾夫在回憶錄中只有兩頁篇幅，並認為這是他的積極防
禦策略收效所致，並沒有特別述及薛岳的指揮，不過薛和陳當時都在第九戰區，要見到
面應該不難。
薛岳的「天爐戰法」或許有受到切列潘諾夫影響，他們兩個也算是舊識。薛岳在1938
年10月的萬家嶺戰役便使用過一次類似的戰術，同樣利用天然險阻和多層防禦誘敵深入
，趁敵軍過度推進時攻擊其側翼和後方。不過薛岳的戰法相當依賴地形，而非像切列潘
諾夫一樣強調預備隊的機動靈活，這也讓薛岳無法在長沙以外的地方重現這招。況且長
沙會戰還沒結束，切列潘諾夫就卸任返國了。
第三任總顧問卡恰諾夫相當影薄，雖然他在任時間最長，但幾乎沒有他的相關資料，
卡恰諾夫是情報部門(GRU)出身的人，1933年短暫任職於遠東特別集團軍，也打過西班牙
內戰。他一回國就遇上巴巴羅薩行動，部隊直接被德軍打趴，隨後被史達林下令槍決，
遺骸直到2018年才尋獲，大概也是因為如此才沒有其他顧問敢提起他。
第四任總顧問崔可夫應該是最有名的一個，他在1940年底來華，次年初接替卡恰諾夫
擔任總顧問。第二次長沙會戰的防禦計畫的確有崔可夫的痕跡，但他當然也沒下去打。
崔可夫除了要貫徹切列潘諾夫的積極防禦戰術外，同時也策動陳誠在宜昌發動反擊以威
脅日軍後方。這回日軍有備而來，並非以佔領土地而是以消滅對方力量為目標，薛岳的
防禦正中日軍下懷而損失慘重，反而是陳誠打出戰果，幾乎消滅防守宜昌的13師團，但
日軍已在長沙達成重創第九戰區的目標，短暫佔領長沙後便撤回，雙方各自宣稱勝利。
至於下一次長沙會戰就和崔可夫沒什麼關係了，他當時和其他蘇聯顧問都在準備打包
回家，能給予的協助非常有限。中國軍隊能打贏除了吸收上一回的經驗外，日軍過分輕
敵加上自己指揮不當爆死也是一個原因。
不論是20年代的加倫、30年代的法肯豪森和切列潘諾夫、50年代的根本博這些外籍軍
事顧問事實上都只處理戰略和訓練層面的工作，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起碼都是上校或少將
級軍官，沒有必要親自帶隊衝鋒。而且幾乎每一位軍事顧問的回憶錄都指出，中國軍隊
的人事複雜程度令他們無從置喙，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還是少碰這些麻煩事為妙。
結論：正規的外籍軍事顧問不曾指揮民國初年的中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