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
《清華歷史講堂》計劃每年出版一輯，主要精選清華大學教授的授課講稿以及
海內外學者、專家在清華的特邀演講，內容重在學術前沿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採
用新方法，詮釋新材料。清華大學歷史系與三聯書店編輯部攜手打造這樣一個高水
準的學術交流平台，旨在讓那些無緣親臨其境的莘莘學子也能參加到這些精彩紛呈
的歷史課堂中來。演講者將其原創性的艱深學術探索以比較通俗的課堂講錄呈現出
來，也有利於不同領域的專家之間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資訊。初編收有李學
勤、李零、汪暉、葛兆光、閻步克、張國剛、彭林等17位教授的課堂講錄，他們分
別將自己近年重要的研究成果娓娓道來。全書從考古與歷史、制度與思想、中國與
世界、理論與反思的角度，再現了清華“融會中外、博通古今”的人文傳統。
2003年，清華大學歷史系與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併，組成新的歷史系。其後推行
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舉辦歷史學系列講座，邀請校內外多位專家學者講演最新心得
，師生均極受益。現在首批講演記錄將以《清華歷史講堂》為題，由三聯書店出版
，張國剛教授囑我寫幾句話，特別要談到清華歷史系的傳統，這是我不敢違命的。
清華歷史系始建於80年前，是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主要發祥地之一。清華在19
25年籌設研究院和大學部，1926年歷史系正式成立，教授有梁啟超、陸懋德、劉崇
鋐等先生。同時研究院（即人們艷稱的“國學研究院”）還有王國維、陳寅恪及李
濟先生，歷史學科的陣容已很強大。此後，歷史系迅速發展，先後又有蔣廷黻、雷
海宗、張蔭麟、邵循正、吳 、孫毓棠、周一良等許多先生任教，培育了大量優秀
人才，於國內外學術界有很突出的聲譽和影響。
我是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前入學的清華文科最後一班的學生，當時不在歷史系
，但有機會上過孫毓棠、周一良、丁則良、侯仁之等先生的課，對歷史系的學風略
窺一二。後來在中國科學院（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長期工作，陸續繹
讀清華歷史系諸位先生的著作，逐漸體會到清華的歷史學傳統確實有其特點，依我
個人淺見，至少有這麼幾點值得稱道：
清華的文科，一向以“中西融合，古今貫通”為宗旨，這在歷史系有明顯的體
現。試以建系伊始的課程設置作例。學生第一學年必修陸懋德的“中國通史”，劉
崇鋐的“西洋通史”。第二學年起，則“治國史者先選修中國近代史，治西洋史者
先選修歐洲近百年史（錢端升講）”，然後再學習中國古代史，外國國別史等等。
如此以中國史與世界史，古代史與近代史兼顧並重，而且由近代上溯古代的設計，
有利于學生以中外歷史相互比較，更能將中國歷史文化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中分析考
察。
重視歷史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是清華歷史學的另一特色。這一趨向，不妨前追
到梁啟超。大家知道，梁啟超接受西方進化論觀點，早於1902年就在《新民叢報》
上發表題為《新史學》的名文，提倡“史界革命”。他1922年起始在清華授課，這
一年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歷史系及國學研究院建成後，他仍講“歷史研究
法”課，於1926年出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兩書至今為有關學者所必讀。再
有如在中國史方面，王國維先生講授“古史新證”，提出傳世文獻同地下史料互相
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影響深遠；在世界史方面，雷海宗等先生對西方歷史學理
論有不少介紹評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1929年起，蔣廷黻主持歷史系，進行了若干變動，又為系中學術帶來了一個特
色，就是與社會科學學科的密切結合。如30年代在系讀書的何炳棣先生所說：“蔣
先生認為治史必須兼通基本的社會科學，所以鼓勵歷史系的學生同時修讀經濟學概
論，社會學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課程。在歷史的大領域內，他主張先讀西洋史，
採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後再分析綜合中國歷史上的大課題。”這樣做
的效果，自然是對社會經濟史的強調和側重。
新中國建立之後，清華歷史系經歷了根本的變革。“院系調整後，歷史學作為
完整的學科體系在清華不復存在，但史學的源流並未因此而完全中斷。”在清華大
學恢復為綜合大學的要求下，1985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所中多數成員屬於歷
史學領域。1993年，歷史系重建，10年後與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併，我就是在那時成
為歷史系的一員的。
清華歷史系經過多年曲折，正在重新茁壯發展之中。當前我們的師資數額，在
國內各大學相當學系間顯然偏少，但已經從國內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引進了一批優秀
的中青年學者，獲得了一級博士學位授權點後，為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
的基礎。我認為，新的清華歷史學特色的產生和凸顯，不僅應該繼承發揚原有的優
良傳統，更必須把握新的時代條件和機遇，開拓歷史學的前沿境界。因此，我們需
要校內外同行學者的指導、幫助和支持。我個人推想，歷史系決定組織長期的系列
講座，其中即寓此深意。希望《清華歷史講堂》這套書繼續編輯出版下去。
http://www.gmw.cn/01ds/2007-02/07/content_5484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