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研院吳介民博士的〈2012是中國因素元年〉一文，指出中國藉由財團或親中組織等
「跨海峽政商聯盟」力量介入台灣的選舉，進而影響決策、輿論與政治秩序。吳文發表後
，引發了不少關注，然而相關的討論內容卻頗為模糊，形成各說各話的趨勢，使得這一個
反思「中國因素」及其影響的契機似乎稍縱即逝，相當可惜。
目前針對「中國因素」的討論不僅焦點不同，涉及範疇亦各異。有從「惡勢力」等泛道德
的角度為出發點；有回溯百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影響者；較深入者則指出了「中國因素」的
正反面影響，以及「中國因素」與「北京因素」的辨析；更有進一步參照香港社會近年來
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等。
事實上，若使用新聞資料庫從事初步的檢索與統計，將發現「中國因素」作為一個分析詞
彙，自2000年以來確實歷經了數量上的攀升以及內涵上的轉變。在數量上，有些人或許會
以為由於2012年總統大選，「中國因素」才產生作用，因此是個被炒作的「偽命題」，事
實上不然。過去12年來，「中國因素」一直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逐步佔據重要的位置，而
每逢總統大選前後也確實引發了更多的探討。在內涵上，早期對於「中國因素」的討論主
要是「外部」的，並且集中在北京對於台灣外交空間的打壓，以及台灣在中國經濟發展過
程中的機會與威脅；然而，晚近對於「中國因素」的討論則轉移到「內部」的，並且直接
影響到台灣的傳媒、人權與民主鞏固等面向。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十多年，「中國因素」
在台灣（至少在公共討論上）歷經了一個「從外而內」、「由少至多」的影響過程。
如果我們借用吳介民的定義，將「中國因素」視為「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
按照上述的趨勢，他關於「台灣香港化」憂慮其實並非無的放矢。事實上，自1980年代以
來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固然在北京的干預與阻擾下崎嶇顛簸，在經濟定位上也不斷憂心流失
自己的優勢，淪為一個中國二線城市，人們更必須上街捍衛核心的法治與自由等價值。「
中國因素」對於香港的影響可說是無所不在且日益顯著。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審查早已經是
行內普遍的壓力來源，更不用說中聯辦對於香港選舉與政治的公然介入。北京極不願意看
到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壯大，因此對於有助於彼此溝通、協調組織的機制（例如，傳媒
與電台等）無不盡力打壓，甚至可以透過一通電話，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施壓政府官員、
影響決策。
那台灣如何因應「中國因素」？我認為應該區分為三個層次：
首先，應該結合既有的公民社會力量企圖有效地參與政治決策。在美國，為了對中國政策
提供建言，事實上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經成立了「中國因素論壇」，成為美國政府決策的重
要參考依據。我們也必須藉由持續討論、納入更多民意關注「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
其次，台灣應該更為關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發展。尤其未來的五年將是香港的關鍵時
刻，是否能夠恪守《基本法》與司法獨立，是否能開展「真正意義上的」雙普選以及繼續
捍衛言論自由等，都應該為台灣所關注。理由無他，香港正是「中國因素」影響下台灣的
前線與最佳參照。
最後，重拾「跨海峽公共領域」概念，增進兩岸相互瞭解，支持中國社會的集會與表達自
由等公民權利，避免廣大民意被排除在制度化的決策過程中，同時為難以避免的政治談判
預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