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個中國本科大學生畢業的時候，他們都已經逐字逐句地學習過《四書》——這種文
化前景是否可能？在12月初舉行的「兩岸三地《四書》教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們認為
現在已經是提出這一問題的時候，不少學者都提到了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對傳統文化傳承
的強調。
此次論壇由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和清華國學院聯合主辦，中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甘
陽推動及設計，彙聚了兩岸三地儒學研究的一批主要代表人物。清華國學院院長陳來在開
幕致辭中指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為科目進入國
民教育系統可以期待，包括初高中階段即開始《四書》教育，因而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
前瞻性地探討《四書》教育的框架。
甘陽在會議一開始即提出了基本而核心的問題：《四書》的學問和思想究竟有多高明，對
今天能形成多大的挑戰？如果我們認為儒學講的只是民主、人權，那麼，學習儒學還有什
麼價值？此次會議之前不久，甘陽在國家博物館發表了題為《啟蒙與迷信，或，「反啟蒙
」在中國的缺席》的演講，認為啟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時往往也在創造自己的新的迷信，因
此，「反啟蒙」必須被看成是啟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助於啟蒙的健康發展，沒
有「反啟蒙」的制約，啟蒙就無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必然會走向「啟蒙的走火入
魔」。
《四書》教學與探索文化新路的責任感
近年來，全社會包括中小學和大學越來越重視《四書》的學習。陳來概括了兩個重要的潮
流，一是最近十年來的國學熱，例如中小學生的讀經熱，以及社會教育層面對國學的熱衷
；二是世紀初以來通識教育在大學的興起，中國傳統經典被普遍視為核心課程之一。就傳
統經典學習而言，《四書》教學是最沒有爭議的，它們最應該被選擇。自宋代以來，《四
書》的重要性即已超過「六經」，被視為學習「六經」的階梯。
《四書》教學在大學和社會層面越來越被重視的趨勢，與日益浮現的社會道德危機以及重
建核心價值體系的需求密切相關。陳來認為，市場經濟以利益為導向，但是利益導向並不
能成為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因而需要宣導儒學的核心價值觀，《四書》教學可以在新的
文化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山大學陳少明指出，作為通識課的《四書》課強調傳統的道
德教化和人文價值，意味著闡發宋儒塑造的義理結構的普遍意義。香港中文大學鄭宗義認
為，現代人只有工具理性而缺乏價值理性，《四書》教育所提供的倫理道德教育可以展示
不同的價值和理論，讓學生理解人生和生命的意義。
《四書》教學與現代市場經濟時代之間的緊張，對教學的思路有著深刻的影響。甘陽在開
幕致辭中指出，強調身心性學問的《四書》教學與重視實踐的現代知識性大學之間，存在
相當強的張力；在儒學內部，也存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的張力。在兩天的討論中，與會
者對於《四書》教學的立場和出發點有不同的偏重，有的重視德育取向，強調學習《四書
》以安身立命；有的則更重視文化取向，強調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和歷史文化知識。陳來
在會議總結時評論，這兩種思路都可以很成功，前者依賴教師個人的因素較多，需要教師
有道德感召力，後者則不僅僅是知識問題，還包含了如何糾正對中國文化的錯誤瞭解。
基於這些出發點，不少與會學者都特別強調「責任感」，認為這是參加其他學術會議很少
有的一種自覺意識。臺灣慈濟大學林安梧認為大陸開這樣的會很好，這是「一元復始」。
陳來這樣概括與會者的討論：「講《四書》的老師與一般老師不一樣，充滿了文化責任感
與文化理想。」就與會者討論來看，這種文化責任感主要指的是提升《四書》在大學教育
中的地位，提升儒學在當代核心價值體系中的位置，也即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新路徑
。
《四書》從專業教育走向通識教育
目前大學的《四書》課程大多屬於哲學系的專業課，但已經開始呈現從哲學專業教育走向
面向全體大學生的通識教育的態勢。陳來特別指出了從2005年甘陽主持的「中國文化論壇
」關於「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到此次《四書》教學研討會之間的發展線索與關聯。
北京大學楊立華、清華大學方朝暉、復旦大學張汝倫、香港中文大學鄭宗義等多位學者陳
述了從事作為全校通識課的《四書》課程（或者儒學經典課程）教學經驗。不少與會者認
為，即使延續現有條件，隨著通識教育在主要高校深入發展和走上正軌，《四書》課程列
入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是可以預期的未來；至於《四書》課程能否成為所有大學生必修的
核心課程，則有待觀察。
與會者對於人才培養的討論，呈現了目前《四書》教學狀況的兩個特點。一是不少學者都
提到學生對於《四書》學習有熱情，有學生聽課會熱淚盈眶。中央黨校王傑也指出，儒家
思想的專題課在黨校的幹部培訓中也頗受歡迎。這些現象顯示儒學包括《四書》教育的吸
引力已經和正在顯現。二是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如何評估教學效果的問題，重點可以著眼于
培養優秀學生。甘陽指出，《四書》課感動學生很容易，但這種感動很脆弱，關鍵是能否
吸引最好的學生。武漢大學秦平認為，較好的教學效果應該是引導學生心境平和。中國人
民大學婁林則強調，要通過《四書》教學發現「中人以上」的學生。這些討論呈現了夯實
大學經典教育的師資人才基礎的自覺。
圍繞《四書》教學，學者們有熱烈的討論。其中一個焦點即在於課程的吸引力何在，應該
有怎樣的教育氛圍。一種主張是應該讓學生對經典學習有敬畏感，強調以老師為表率，強
調教學的整體氛圍；另一種主張要加強課程對學生的吸引力，通過教材教法的形式創新，
首先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陳來總結時指出，這兩種強調都很好，各有所長。
《四書》教育在當代的位置與挑戰
無論是《四書》教學在大學中的位置的討論，還是《四書》教學方法的討論，與會者無法
繞開而屢屢涉及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四書》教育對當代中國人有怎樣的意義？這是學者
們自己提出的問題，也是在教學過程中經常被學生問及的問題。在兩天的會議中，討論主
要集中在現代市場社會與傳統經典教育的關係之上，其中既涉及前者對後者的挑戰，也涉
及後者對前者的挑戰。
百餘年來的中國歷史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緊張關係的基本背景。主辦者特意將會議地點定於
廣東南海的理學名山西樵山，這裏鄰近儒學近代變革的關鍵人物康有為的家鄉，曾是青年
時代的康有為讀書的地方。中年時代的康有為主導的戊戌變法是科舉制終結進程中的重大
事件，辛亥革命之後的康有為則極力反對民國政府禁止小學讀經，西樵山與康有為的聯繫
或許提示，重新討論《四書》教學在當代大學的定位，需要跨越一百多年來中國複雜的文
化變遷。
甘陽在會議一開始即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四書》的學問和思想究竟有多高明，對今天能
形成多大的挑戰？如果我們認為儒學講的只是民主、人權，那麼，學習儒學還有什麼價值
？而甘陽在國家博物館的演講，認為 「反啟蒙」必須被看成是啟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有助於啟蒙的健康發展，沒有「反啟蒙」的制約，啟蒙就無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
迷信，必然會走向「啟蒙的走火入魔」。從這一視野來看，《四書》教學的意義在於回到
歷史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四書》，重構古典視野，以培育和保持對於現代性的制衡力量，
而不是將之混同於各種啟蒙學說。
就《四書》教學的話語體系而言，華東師範大學楊國榮認為，經典解釋與中西問題之間的
關係無法分離，因而需要重視經典的歷史性與時代性。陳少明認為，高度西學化會使經典
沒有活力。張汝倫、中山大學劉偉等學者則認為，《四書》教學應該儘量使用中國傳統的
語彙。
有關新「四書」構想的問題和討論，則在不同的層面確認了面對時勢變化的必要性。陳來
在開幕致辭中提出了有關經典如何重新結集的問題。清華大學方朝暉則提出，雖然他在課
堂上要按照既有課程體系教《四書》，但教育自己的孩子則更願意先教《詩經》等經典。
這些討論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六經」、「四書」等經典體系的問題。從制
衡現代啟蒙的角度，也可以說，經典重新結集有助於探索更為有效、有力的制衡方式。
這些討論也顯示，與會者普遍認為現代市場社會對於大學傳統經典教育的挑戰是真實而重
要的。《四書》教學越來越被重視，需求越來越強大，本身即意味著傳統經典學習與現代
社會之間的緊張在加劇。從這一角度看，人們提出《四書》教育對當代中國人有怎樣的意
義這一問題，也是試圖評估傳統經典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制衡市場規則對於道德倫理秩序
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滲透和控制。這一問題的解答並不能靠理論推演，而要看這些教育實
踐能夠走多遠，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四書》教育實踐的重要性正體現在直面和挑
戰現代社會的難題。在這個意義上，《四書》教育無疑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拓展了一條非
常重要的進路。
來源：社會觀察 特約記者：吳銘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426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