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
：「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又何止兩？」
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
，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
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
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
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王陽明《傳習錄‧卷上
‧薛侃錄》）
以上是陽明先生與弟子梁日孚的一段問答，日孚受到朱子學的影
響，認為「居敬」和「窮理」應該是兩種不同的工夫，不明白陽明為
什麼將這兩者視為同一件事？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心學和理學對「修
行工夫到底是什麼」的理解不同所導致。理學將工夫看成是一種可操
作的具體程序（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面對不同的現實經驗
狀況下產生的不同問題，當然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對治。比如心思昏
亂、情緒激動，就要用「居敬」也就是「主一」，教人靜坐摒除雜念
去對治。心情平靜了，遇到事情卻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就要參考前人
尤其是古聖先賢的智慧，所以要「窮理」也就是「讀經」。
但從心學觀點來看，上述處理方式其實是不得要領，有點像「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雖然對治的方法也可以層出不窮，但如果失去
核心本質內涵，這些方法也未必有效，或可能引發其他副作用。比如
「主一」就可能有追逐外物或沈溺空寂的弊病，「讀經」也可能將古
人的說法當成教條照搬硬套，未必適用於現代。因此陽明認為工夫只
有一事，就是「一心在天理上」，這種工夫就不是像前面說的，落在
經驗的層次，面對不同狀況採取不同做法；而是更高一層次，時時忠
於天理、良心，自然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不是什麼事都
要預先訂出一個規矩，用各種做法去限制，流於囉唆繁瑣。心學不反
對各種分門別類的做法，但不能只有這個層次。
基於此觀點，對「居敬」、「窮理」當然就可以做出有別於傳統
的解釋，居敬就是窮理，窮理就是居敬，「一心在天理上」的「一心
」這一面稱為居敬，「在天理上」這一面稱為窮理，但兩者是一體的
，不是像梁日孚所理解的是分開、獨立的兩件事。「一心在天理上」
才是最關鍵、最重要的，而不是過分糾結在細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