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轉移財產到海外﹐炒房這些事情都是鄧小平死後的社會現象﹐很難說他能實現對這些
有什麼實現的規劃。
其次﹐你過於高估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如果他們說建設什麼就建設什麼那還搞什麼市
場經濟﹖不考慮成本建設內地﹖那不就是大三線麼。歷史已經証明共產黨權力再大也打不
過客觀規律。
從改革開放本身來說﹐均貧富本身就是一個被放棄的目標。無論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都說明當時決策者意識到效率和公平是不可兼得的。市
場經濟要想成功﹐就需要有足夠的利益刺激﹐就不可能得到結果公平。當然﹐他們可以多
做一些事情來保証起點公平或者過程公平﹐但共產黨也要吃飯﹐也要有些東西收買合作者
。
※ 引述《bilice ()》之銘言：
: 如果鄧小平改革開放讓大家一起慢慢富起來或限制先富起來的不太過份(比如不得轉移財
: 產到海外，富人稅極高，不准炒房，國家為勞工發聲搞工會等等)而不是先養肥一批，然
: 後富者愈富。比如建設不優先集中沿海，特區慢慢全國都搞個試點，有個起色就到更內陸
: 的地區建設，以此類推。不考慮成本，反正中共的控制力極強。
: 那麼現在是不是會更好?當然，一起富起來的結果可能是大家感覺和旁人差不多，
: 換句話說就是均貧或均富。這應該是最理想的狀態，因為人人滿足。如此一來民運會晚到
: 1996年才發生。因為受到台灣直選總統刺激。當然還是會被鎮壓或者搓掉，因為違反中共
: 一黨專政。可能人民思想比現在單一，還在過渡階段。也算是烏托邦了。
: 當然了，我說的是人民，中共高層既得利益者不在此列(限制不了)。
: 還有沒有其他不像現實空轉30年(1949~1979)完全走回國民黨資本主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