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黨
埃内斯特·曼德爾（1983）
　　要解決有關政黨、政黨的建設以及革命先鋒黨的必要性等問題，先要指出社會主義革
命的特點（如果你不喜歡“革命”這個詞，可以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來代替
它）。社會主義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自覺地、有計劃地改造社會的變革。當然
，它並不打算考慮所有的細節問題，因為那取決於社會的一定的條件和變化著的物質基礎
。但至少它是基於這樣一種計畫，即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是怎樣的以及我們如何去實現它。
同時，社會主義革命也第一次需要全體勞動人民，也就是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擁有高度的
能動性和自我組織的能力。從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兩個基本特點出發，我們可以立即得出一
系列結論。
　 一個自發的社會主義革命是行不通的。一個沒有實際嘗試過的革命也是不行的。同樣
，你也不能有一個被精英所把持或被無所不知的少數領袖所指揮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
義革命同時需要兩種要素：盡可能高的階級覺悟和最廣大人口的盡可能高度的自我組織和
活動。在先鋒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中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源於這兩個因素之間的基本矛盾
。
　 如果回顧過去一百五十年（差不多是現代工人運動的開端）的世界和資本主義社會的
真實發展過程，我們會再次發現這個突出的矛盾。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克服一直以來圍繞
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所爭論的難題，並且在當前的政治辯論中確定哪些才是正確的。工人
階級只是社會變革的工具嗎？無產階級是否已被資本主義社會同化，它在過去的一百五十
年中的所扮演的真實角色是什麼？歷史的“損益表”就這些問題能告訴我們什麼？
　 從真實的歷史運動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總的說來，在日常生活中支配著工人階級
的是一種被列寧稱為工會意識的東西。我把它看作是工人階級的最基本的階級意識。它雖
然並不導致對資本主義持久地和日常地反抗，但對於偶爾會反抗資本主義的工人卻是絕對
必要和必不可少的，正如馬克思曾多次指出的那樣。用更為激進的話來說，如果工人不去
為增加工資或縮短工作時間而鬥爭，他們將變為一群道德墮落的奴隸。這些道德墮落的奴
隸們絕不會創造出一個什麼社會主義革命，甚至連基本的階級聯合都談不上。所以，他們
必須為眼前的利益去鬥爭，但這些為直接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並不會自動地和自發地使他們
成為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挑戰。
　　這個說法的另一面同樣是正確的。週期性地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反抗的工人不是成百
上千，而是數以百萬計。二十世紀的歷史說到底是社會革命的歷史。任何否認這一點的人
都應該再重新讀讀歷史書，至於報紙就更不用說了。自1917年起，在一定意義上從1905年
開始，世界各地幾乎沒有哪一年不發生革命，而工人都以相當重要的方式參與了進來。他
們並不總是構成革命隊伍的大多數這件事也同樣是真實的，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因為幾
乎在所有重要國家工人階級在實踐意義上已成為社會的主體。工人對資本主義週期性的對
抗已被過去二十年歐洲的統計所證實。工人對資本主義基本結構的真正挑戰存在於
1960-61年的比利時，1968年的法國，1968-69年的義大利，1974-75年的葡萄牙，部分地
存在於1975-76年的西班牙。波蘭1980-81年所發生的，即使不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抗，也一
定是對社會主義的支持。因此，這裡所呈現的是一幅與不斷保守的、被資產階級同化的工
人階級形象完全不同的圖景，積極地參加這些鬥爭的工人總數超過了4500萬。
　　基於這些特點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的活躍程度和階級意識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工人並不是每天都罷工，工人只有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生存，他們在資本主義經
濟裡面所承擔的這種作用使得那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如果每天都罷工，他們就要挨餓。出
於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乃至心理的原因，他們必定不會每天、每年，哪怕是
每五年地去鬥爭，這裡沒有時間對這些原因詳加說明。因此，階級的戰鬥性和活躍性是螺
旋式發展的，這是由一種內在規律部分地來決定的。如果鬥爭進行了很多年並以嚴重的失
敗而告終，那麼在以後的日子裡你將不會在相同的或更高的起點上去戰鬥。你如果需要時
間來複元，可能會是10年，15年，甚至是20年。反之亦然。如果在某些時期鬥爭取得了成
功，即使是中等程度的勝利，你也會有氣勢去為更廣泛的和更高級的目標而戰鬥。所以，
我們可以詳細的描述國際工人運動史中的這種螺旋式運動。同這種階級的戰鬥性的不平衡
發展緊緊連接在一起的是階級意識發展的不平衡性，但它並不必然與前者機械的相關。伴
隨著相對較低的階級覺悟而階級的活躍程度可以很高，反過來說，階級覺悟較高但戰鬥性
會出乎意料地相對較低。當然，這裡所討論的是那些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或最廣大群眾的
階級意識，而不是少數先鋒隊成員的。
　　從這些基本概念上的區別出發，我們幾乎可以立即得出先鋒隊之所以必要的結論。為
了克服由階級的戰鬥精神和階級意識發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潛在威脅，一個先鋒組織是必
須的。如果工人始終保持最高的戰鬥性和最高的覺悟，那就不需要先鋒隊了。但不幸的是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情況即不會也可不能存在。因此，你需要這樣一群人，他們能
夠持久地體現工人階級高度的鬥爭性以及較高的階級覺悟。在每一波運動的高潮過後，一
旦臨界點到來且群眾的實際活動減少，階級意識會下降到較低的水準同時群眾的活動幾乎
會消失殆盡。
　　革命先鋒組織的第一個作用是保持理論的、綱領的和政治上的連續性以及獲得前一階
段那種高度的階級戰鬥性和覺悟的組織技能。它所充當的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永久性
記憶，這種記憶是把經驗教訓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一個綱領裡面加以整理，這樣新一代
的工人就可以從中獲得教育並以更明確的方式進入鬥爭行列而不必從頭開始。先鋒組織的
這第一個作用就是確保從歷史經驗中積累起來的總結和教訓的一貫性，因為一個社會主義
的綱領無非就是過去一百五十年中真實的工人運動、革命以及反革命的全部歷史經驗的總
和。幾乎沒有人，或者說絕對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單獨勝任這項工作。我們需要一種組織
，並且由於這種鬥爭經驗的國際性質，我們同時需要一國範圍的和世界範圍的組織，以便
能對工人鬥爭與革命的所有歷史的和當前的經驗作出持久的評價和估計，用新的經驗材料
豐富它們以產生新的革命，並讓它們能越來越充分地體現此刻正在進行的工人階級鬥爭與
革命的需要。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關於組織的，但決不限於此，在現實中它還具有政治意義。我們
在這裡遇到了集中制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堅持民主集中制，但我們並不
把“集中”這個詞首先看作是組織上的問題，而且它也絲毫不是作為行政手段所必需的。
它是一種政治原則。“集中”到底意味著什麼？集中是經驗的集中、知識的集中和對實際
鬥爭的總結的集中。倘若沒有這種集中，我們這裡會再次碰到一種對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
所產生的巨大威脅，這就是部門片面化和陷入分裂的危險，這種危險使任何人對有效行動
的問題都不能得出充分的結論。
　　如果婦女激進分子只參加女權主義的鬥爭，如果青年激進分子只參與青年人的鬥爭，
如果學生只參加學生運動，如果移民只忙於移民的鬥爭，如果被壓迫民族只參加反對民族
壓迫的鬥爭，如果失業者只參與反失業的鬥爭，如果工會分子只參加工會鬥爭，如果那些
無組織的非熟練工人只從事自己的鬥爭，如果政治激進分子只忙於選舉活動或出版報紙—
—如果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各自為戰，他們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礎上進行活動
，從各自的經驗中他們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從認識論上來說）。他們只有局部的鬥爭，
零散的經驗和片面的認識。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你甚至可以先驗地說他們所得出的
結論是不完全正確的。他們不可能對現實有全面的和總體的正確認識，原因是他們只能看
到現實的一部分。
　　當然，從國際的觀點來看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你只關注東歐國家 ，如果你只關心
不發達國家、半殖民地或尚未獨立的國家，如果你只專注於帝國主義國家，那麼你對現實
世界的看法就是片面的。只有當你把這三個部分（我們稱其為世界革命的三個“部門”）
中真正由群眾進行的具體鬥爭的經驗彙集到一起，你才能對世界現實有整體的、正確的認
識。這就是第四國際的巨大優勢，因為它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並且有很多同志在世界各個
地方從事實際的鬥爭而不只是理論的分析，在世界革命的這“三個部門”中它都同這些鬥
爭有具體的聯繫。這種優勢並不是由於（第四）國際的領導人的偉大智慧，而應歸因於世
界範圍內的具體鬥爭經驗的初步集中並將其加入到了正確的歷史綱領。
　　這就是“集中”的全部內容。這意味著——我之所以不用“最”是因為可能會言過其
實——至少，工會、非熟練工人、失業人員以及被壓迫民族中的優秀戰士，婦女、青年和
學生中的優秀分子，傑出的反帝鬥士，總而言之，各個國家以及世界範圍內的那些受剝削
、受壓迫和從事實際鬥爭的優秀分子走到一起將經驗彙集起來並在這樣一個範圍內把這些
經驗教訓做對比，據此用批判的方式對他們每個階段的綱領和政治路線做反復的檢驗，以
達到對整個社會、世界及其發展動力以及如何實現我們共同的社會主義目標的全面認識。
這用我們的“行話”來說就是正確的綱領、戰略和戰術。既然階級意識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階級的活躍水準也是不平衡和間歇性的，那麼上面所說的就不可能由群眾作為一個整體
來做到。那種想法只不過是民粹的幻想罷了。
　　有一些人宣稱只有他們才具有打“持久戰”這種很“精英”的專長。這種能力只不過
是他們自己所標榜的，而它需要在實際生活中得到證明。那些退出政治活動的人在實踐上
證明了他們其實並沒有這種素質。還有一些人即使是在群眾停止鬥爭後還繼續從事戰鬥和
啟發階級意識，繼續闡述政治和理論觀點並用一種持久和連續的的方式不斷地試圖改變著
社會，這些人才具備這種品質。由於這種“專長”——不論它怎麼普通和有限——一種具
體的和實踐的品格會逐漸形成，這種品格是檢驗一個先鋒組織的正當性的依據。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先鋒組織與廣大群眾之間存在著現實的矛盾。如果可以稱其為一
種辯證張力（dialectical tension）的話,我們必須著手解決這個矛盾。首先，我使用了
“先鋒組織”這個詞而不是“先鋒黨”。這是我有意識地引入的一個概念上的區別。我不
相信一個自我標榜的先鋒黨。我不相信有五十或一百個人站在市集廣場 上拍著他們的胸
脯說：“我們是共產黨”。可能在他們自己的意識裡面是這麼認為，但如果其他人根本不
在乎他們，在很長時間內他們就只能在廣場中央大喊大叫而在實踐上一無所獲。比這更糟
糕的是，他們會試圖通過暴力將自己的信念強加在群眾身上。一個先鋒組織的特點是能夠
堅持。一個先鋒黨是要通過長期的過程來建造和建成的。表明先鋒黨已形成的一個特徵就
是它至少要被本階級中數目不小的少數人所承認。在自己的階級隊伍裡沒有追隨者的先鋒
黨是不存在的。
　　一個先鋒組織在下述情況才會成為先鋒黨：現有的工人、貧農、革命青年、革命婦女
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者，也就是真正的階級中重要的一少部分人承認該組織是他們的先鋒
隊，換言之，在行動上跟隨它。至於這部分人必須占10%還是15%則是無關緊要的，但他們
必須是階級隊伍中真實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樣一部分人，那麼一個先鋒黨是不存在的，
有的只是一個未來的政黨的核心。這個核心將來會發生什麼變化，歷史會做出回答，這是
一個留待歷史去解決的問題。從先鋒組織到真正革命的政黨的轉變需要持久的鬥爭，真正
的先鋒黨要紮根於工人階級，參加工人階級的鬥爭並且它本身要被這個階級中的至少一小
部分人所接受。
　　我們需要在這裡引入另一個概念。我說過，工人階級並不永遠都具有活躍的行動和高
度的階級覺悟。現在我要指出一種分化。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或整個階級是不同質的。
這不僅是因為他們隸屬於不同的政治團體，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覺悟，受資產階級意識形
態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還因為群眾自身範圍記憶體在著分化。工人階級內部始終有社會
性和政治性分化的過程，在一定時期記憶體在著從普通群眾到先進分子的“萃取（
distillation）”。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此寫過很多東西。可能會令你們中一些人驚訝的是
，羅莎·盧森堡對此也有過很多論述。那些有志于建立革命組織的活躍分子——比如我，
可以告訴你一些國家的工人先進分子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這不是什麼神秘的事情，
而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比利時、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西德等國家的先進工人
都是哪些人呢？他們從事的是領導實際的罷工，組織工會中活躍的反對派，為群眾的示威
和鬥爭做準備以及與傳統的官僚化了的組織保持距離。
　　社會分化和政治分化雖不相同但同時存在，人們盡可以討論它們各自所占的確切比重
。但工人中的這些階層本身是真實存在的，在不同的時期它們的數量也各有不同。在德國
，柏林工會和大型工廠中的“工人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1918年11月的革命並建立了獨立
社會民主黨（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隨後該黨中的左翼力量與德國共產黨在哈
雷代表大會（Congress of Halle）上合併，他們也隨之加入了德國共產黨 。不僅在柏林
，在德國其它許多工業地區，他們都是這個社會中實際存在的一個階層。人人都知道他們
，他們的數量也不是未知的而是成千上萬。如果我們留意在這15年之後的德國工人階級中
的先進分子，也就是1930-33年左右，這個階層在數量上雖然急劇下降但依然存在。
　　對俄國的研究會得出相同的結論。1905年，這些人家喻戶曉，他們領導罷工，帶領普
通群眾反對沙皇的專制統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1905年之前游離在社會民主工黨之外，
在1905-06年的革命期間，他們逐漸加入社會民主工黨，而後在反動時期 一部分人退出了
該黨（一併脫離了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1912年，特別是隨著1917年二月革命的開始
，他們重返政治舞臺並在更大的規模上成長起來。1917年4月，也就是在布爾什維克黨採
取了直接而明確的路線“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之後，他們中的大
部分人被吸收進了布爾什維克。
　　人們可以在字面意義上爭論布爾什維克究竟是在1912-13年間還是1917年成為先鋒黨
的。我更傾向於認為是1912-13年這段時間，否則對他們而言在1917年的一個春季儘快的
成長起來是很困難的。但這只是對歷史分析的一個起點，真正的要點在於政治先鋒組織和
工人階級中的先進階層及產業工人、婦女、青年及少數民族鬥爭的領袖在實際生活中要結
合起來。當這種結合發生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才會有一個被階級隊伍中的一少部分所
承認的真正的先鋒黨。如果沒有這種結合，你就只有一個潛在的先鋒黨的核心或一個先鋒
組織，它只不過是在將來進行這種結合的一個前提。
　　這就產生了第三個重要問題：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在階級鬥爭
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工會。接著，你會有處於不同階級意識
水準的群眾性政黨，如資產階級的工黨，獨立工黨以及工人的革命政黨。只有在革命的危
機關頭工人的自我組織才具有最高的程度的發展，這就是蘇維埃類型（Soviet type）的
組織，即工人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或大眾委員會，隨便你叫它什麼都行。
　　為什麼我說這種類型的自我組織程度是最高的呢？原因是，它把大多數工人都捲入了
進來，而在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情況下你在工會或政黨裡面通常見不到這些人。通過工人委
員會式的階級組織進行直接的自我管理是最高級的形式，這不是因為我對它有理論的、意
識形態的、道德的或情感上的偏愛，而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客觀原因：他們將更大比例的工
人和受剝削群眾組織了起來。在正常情況下，如果不受官僚化的機構和領導的限制，他們
應能組織起高達90-95%的群眾，這在傳統的工會和政黨裡面是找不到的。因此他們是群眾
自我組織的最高級的形式。
　　更進一步地講，革命先鋒分子的獨立組織與他們在群眾組織中的活動之間是絕對不矛
盾的。相反，歷史通常證明了先鋒組織越是能更自覺和更好的運轉，你就越能在工人階級
的群眾組織中有效地開展工作。這意味著你必須以一種徹底的方式來避免理論上的宗派意
識並尊重工人民主（workers'democracy）、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但這絕不是說就
不存在矛盾了。你在工會、群眾政黨和工人委員會中對自己所能要求的唯一權利就是成為
這些組織的更投入的、更積極的、更專注的、更英勇的、更清醒的和更忘我的建設者，成
為工人階級的一般利益的捍衛者。在你的工人階級的同路人面前，除了說服他們的權利外
你沒有任何特殊的私利。
　　我們對工人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多元化的立場是基於這樣一種理解：共產
黨人或工人階級的先鋒黨沒有和工人運動的整體利益所不同的利益。不能存在這樣的情況
，即把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隸屬於任何派別的、小團體的或個別組織的利益。正是出於對
這一事實的理論上的認識，我們才能更激情地和投入地戰鬥並深刻地理解工人的聯合陣線
、工人運動中各種傾向的統戰策略和工人階級的共同目標。我們深信，如果沒有為這種共
同目標而鬥爭的勝利，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也不可能的。
　　我們的這個立場還有一個基本理論的支撐。我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完美的和最
終的教條或教義。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體現了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工人運動的實際經驗的連貫
性，我們不相信它是一本完全塵封的書。如果誰要那樣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一隻只能
憑記憶來說話的鸚鵡，或者把所有的經驗教訓輸入電腦以祈求現成的答案。對我們而言，
馬克思主義永遠是開放的，因為不斷會有新的經驗和新的事實（也包括關於歷史的事實）
被編入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獻中去。馬克思主義永遠是開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評的。
　　當馬克思在一個客廳遊戲裡被要求回答“你的座右銘是什麼”，他給出的“懷疑一切
（De omnibus est dubitandum）”這個答案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經常有一些愚蠢可笑的
人認為馬克思創立了一種無神的新宗教，馬克思實際上是持一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對任何
事物都保持懷疑和對自己說過的一切都能提出質疑的精神是與宗教的教義針鋒相對的。馬
克思主義者認為沒有永恆的真理並且沒有人能通曉一切。工人階級的“聖歌”——國際歌
的第二節在法語版裡以如此精彩的詞句開頭：
　　Il n'est pas de sauveurs suprêmes
　　Ni Dieu, ni César, ni tribun
　　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crétons le salut commun
　　德語表達的更明白：
　　Es rettet uns kein höh’res Wesen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Kein Gott, kein Kaiser, noch Tribun
　　（也沒有神仙皇帝）
　　Uns aus dem Elend zu erlösen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Können wir nur selber tun
　　（全靠我們自己）
　　勞動群眾的解放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沒有上帝、沒有凱撒也沒有一個永不犯錯的中央
委員會、主席或總書記能夠代替工人階級所做的集體的努力。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嘗試著同
時建立先鋒組織和群眾自我組織的原因。
　　你必須通過說服的方式而不能欺騙工人或“誘使”他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必須
幫助工人階級能共同地並實實在在地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組
織與群眾自我組織之間的辯證關係。對我們來說，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多元化，辯論和
爭吵對於保持這種自我批評的過程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即便辯論採取了宗派主義的不健
康和令人不快的方式或這種爭吵激怒了那些嚴肅的激進分子（我非常同情他們，因為這很
大程度上是在浪費時間）。如果說沒有人能預先掌握所有的真理，如果各種情況都始終要
用工人運動中的新經驗以批判的方式去重新檢驗，那麼你當然就需要批判的精神，需要對
比不同的解決方案和變通。工人民主不是一種僅僅為了表達對它的抽象公式的真誠的奢侈
品，絕對不是！它是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絕對必要的前提。
　　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工具，正如黨也是一種工具一樣，我們的目的是建設一個
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所做的一切，即使從短期來看像領導群眾進行日常鬥爭這樣
的工作，也絕不能同基本的長期目標相背離，這個長期的目標就是工人階級和所有受剝削
群眾的自我解放以及建設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性別暴力的無階級社會。社會主
義民主不是不可企及而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所不可或缺的。讓我們舉兩個例子
。
　　我們今天認識到社會主義民主在後資本主義社會（東歐、蘇聯、中國、越南和古巴這
樣的社會）所起的作用。沒有社會主義的多元民主，你找不到解決社會主義計畫導致的基
本問題的正確方案。沒有哪個政黨能代替人民群眾來決定他們消費意願的優先順序、消費
基金和投資基金的分配、個人消費和集體消費的分配、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消費基金的分配
以及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投資基金的分配如此等等。沒有哪個個人能做到這些。再說一次，
這種想法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
　　如果群眾不接受你對優先事項的選擇，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即使是史達林政權製造
的大恐怖，能夠迫使他們做到你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須擁有的基本要求：積極地、創造
性地和堅定地參加生產。有一種形式的反抗是官僚主義所不能有效地壓制的，它會變得越
來越劇烈，那就是通過消極怠工來表達自身的反抗。東德有一個著名的笑話：一位元記者
來到工廠問主管：“同志，現在有多少工人正在工廠裡工作？”，這位經理答道，“哦，
至少有一半吧”。這是發生在所有官僚化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真實情況。靠製造
恐怖解決不了問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多元化以及生產者和消費者有可能在各種
不同的計畫間做出選擇而這些計畫要按照他們自己的理解來最大的限度的滿足他們的利益
，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問題。
　　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只有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才需要的奢侈品。中國需要它，越南也
同樣需要它。只有它才能迅速糾正由政策的巨大失誤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沒有這種多元
主義，沒有廣泛的公開辯論，沒有一個合法的反對派，你可能要花費15、25甚至30年來糾
正這些錯誤。歷史的記錄向我們表明了如果需要耗費這麼長的時間才能糾正錯誤，工人階
級要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錯誤本身是在所難免的。正如列寧指出的，革命的關鍵不在於避免犯錯誤（沒有人不
會犯錯），而是如何改正錯誤。沒有黨內民主，沒有集會的權利，沒有合法形成派別或黨
派的權利，沒有自由公開的辯論，你在改正錯誤的過程中會面臨巨大的障礙並付出高昂的
代價。我們完全贊成有不同傾向、內部充分民主和合法形成派別與政黨的權利。
　　我並不是鼓勵形成派別，這是一個錯誤的公式。出現派別是一個政黨發生病變的徵兆
。同時從政治路線和黨內活動這兩個角度看，一個健康的黨是不會產生派別的。如果你組
織了一個派別，將你開除出去並格外禁止內部辯論而使黨內生活僵化所造成的罪惡要大於
保留你在黨內活動的權利所產生的禍害。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尤其是對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來說。革命先鋒組織越是深入
地紮根於無產階級，其中的學生和其他非無產階級成員的數量就越少（我並不是指有學生
或知識份子不好，他們是必需的，但不應成為革命組織中的多數）。你的組織中的工人越
多，你的組織就更好的根植於工人階級，你也就越能提出關於階級本身的具體問題。在這
個一般框架下，先鋒組織的本職工作是擺正階級鬥爭、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位置。我們
決不應該忘記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嚴格的辯證關係，否則我們就會偏離軌道同時也無法實現
我們想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幫助世界上被剝削、被壓迫的群眾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
個社會主義的世界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