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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說道：“對于科技史家來說，唐代不如宋代那樣有意義
，這兩個朝代的氣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義的，而宋代較著重科學技術方面……每
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
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一位臺灣的科技史學者也認為，中國“第一千禧之后的三百年（即兩宋時期，元代的科
技成就基本上來自宋代余緒），所產生的第一流科學家竟占秦漢以降兩千多年的38%，宋
元之際的科技成就可見一斑”。
生活于北宋的沈括，被李約瑟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對天文、歷法
、地質、光學、醫學、數學等領域都有過人的研究，他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驗，發現磁
針在指南的時候，“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對地磁偏角的發現。
他又發現，日月星體為球形，月球并不發光，其光亮來自太陽光的反射：“日月之形如
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
其傍，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涂其半，側
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夢溪筆談》）假如不
是對大自然的奧秘有著赤子一般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恐怕沈括不會有那么新奇的發現。
我們從許多宋代士大夫的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好奇心與求知欲，比如朱熹，他自述說：
“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
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
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子語類》卷九四）今人只知道朱熹是一名理學家，卻不知
他終生都對探究宇宙奧妙保持著一顆好奇心。我覺得正是這種好奇心構成宋代科技發明
的驅動力。
宋朝政府沒有像明清統治者那樣將科技發明視為“奇技淫巧”，加以禁絕；恰恰相反，
朝廷常常對出色的科技發明者給予獎勵，如馮繼升改良了火藥法，朝廷賜衣物束帛。在
科技領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會被列入“奇才異行”名錄，可以直接選拔進政府機構。
政府還有意識培養科技人才，在中央一級設立了多種專科學校，包括醫學院、算學（數
學）院、天文歷法學校、武學院等，隸屬于國子監。又實行獎學金制度，如醫學院學生
成績為上等者，每月給錢十五貫，中等者給錢十貫，下等者給錢五貫。
地方的州縣學校也設置了科學課程，胡瑗主持湖州州學時，便將州學分為“經義”、“
治事”兩齋，其中“治事”齋開設治民、講武、堰水和算歷四項課程，要求學生“各治
一事，又兼攝一事”。宋代的書院也有科學課程，一生都致力于書院建設的朱熹主張：
“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
個規模大概。”（《朱子語類》卷一一七）我們以為古代的國子監、州縣學、書院教授
的僅僅是儒家經義，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想象。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到宋代時，形成一座高峰，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應該說，宋朝對
科技教育的重視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中國科技教育的衰落是從元明清三朝開始的，元朝的治理術非常粗糙，不過兩宋科研余
緒尚未斷絕。流氓無產者出身的朱元璋則對“奇技淫巧”抱有敵意，《明史·天文志》
載，“明太祖平元，司天監進水晶刻漏，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太祖以其無
益而碎之”。這一先進的技術因此失傳。明初國子監一度還開設律學課，但很快就被踢
出課程表，學校不再教授數學課。到晚明時，士大夫群體才恢復了對科學技術的探索興
趣，這才有了徐光啟對《幾何原本》的翻譯、宋應星《天工開物》的出版。但入清之后
，清廷又對科技探索采取了壓制的態度。
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問道：“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
人著了先鞭呢？”也許答案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