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 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本文原刊於《人籟論辨月刊》，第86期（2011年10月），頁54-59）
作者：陳弱水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
長年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課存在著獨特的布局：除了一般的國文課本，還有一個名
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獨立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2006年被取消，改稱《論
孟選讀》，成為選修。今（2011）年六月十六日，教育部改弦易轍，決定恢復「中國文化
基本教材」，雖然號稱必選，實質上是必修，名稱則變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
差，反映了政治情勢與政治策略的微妙變化。教育部恢復「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
舉引起了不小的批評聲浪。對這件事，我也是站在反對立場的，但就閱覽所及，我的一些
看法並未見於已發表的言論中，因而願意略抒己見。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在試圖闡釋
教育部措施的涵義，一方面也藉機反思我們文化局勢中的若干深層問題。
本文要表達的，可以算是一個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所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其實就是四書選本，即使2006年之後改稱《論孟選讀》，其中仍有《大學》和《中庸》
的內容。我個人從大學時代以來，即研究中國思想史，直到現在，這還是我最重要的專長
，對於四書的性質和意義，具有專業性的了解。再者，由於特殊的機緣，我在八歲和十二
歲時各念過一次《論語》，而且剛好是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本，而非全本，至今大部
分仍能隨口成誦。四書之中，至少《論語》對我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身內物。這樣一個
局內人的批評性意見，應該有值得參考之處。
作為高中國文課的必修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出現於1962年，2006年取消，主
張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四書是經典，經典應該所有人
都讀。我並不反對經典的觀念，也不反對基礎教育中有經典的成分。問題是：什麼是經典
？四書是什麼樣的經典？
經典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現象，意思雖然不十分複雜，但也不單純。在中國，「經」的觀
念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意思大概是根本文獻，使用很廣，並不限於儒家，連醫書都可叫
「經」，《黃帝內經》就是一例。西漢中期以後（約公元前一世紀），儒家思想成為正統
，在沒有特定所指的情況下，「經」代表儒家所尊崇的若干特定文籍，這些文獻取得聖典
的地位，「經」因此有了神聖的意味。在印度，佛教徒把記錄釋迦牟尼所說的話的文本稱
為sūtra（原義是格言集），佛教傳入中國，sūtra被譯為「經」，充分顯露了這個概念
的聖典涵義。
我們今天一般所說的經典或經典教育，其實意思不完全出於中國傳統的「經」。這個
概念更多的成分恐怕來自西方──我們活在現代社會，現代文化到底是在歐洲開始形成，
而向世界其他地區傳布的，任何現代社會都不免帶有濃厚的從西方輸入的文化成分。西方
概念中的scripture和canon，中文都說成「經」或「經典」，classics也常被譯為經典。
經典教育理念中的「經典」，來源是canon。這個概念形成於十八世紀的歐洲或稍早，是相
對晚近的歷史現象，它有兩個基本涵義。首先，canon指文化傳統中的精華，教育中的必讀
作品；其次，canon是世俗性的，它是人文文化的產物，內容可以涉及宗教，但不同於宗教
聖典（scripture）具有天啟的來源。經典閱讀原本是西方教育的根本信念，近幾十年來受
到挑戰，因為不少人認為，所謂經典，並不是由任何超越的標準所決定的，它基本上是代
表極少數人的統治階層的產物，觀點往往狹隘，尤其無法反映現代受教育者的社會背景與
文化淵源。這是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但並非本文的要點。
我在這裡解釋經典教育的意思，是想指出，儘管有支持者如此相信，經典教育並不是
企圖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確切理由。現行的國文課已經是經典教育了。國文課本
中，至少近代以前的作品，大多數是經典──文化積累中公認的傑出作品。如果陶淵明的
〈桃花源記〉、蘇軾的〈赤壁賦〉、黃宗羲的〈原君〉不是經典，什麼才能算經典？退一
萬步說，有人若對《論孟選讀》列為選修不滿意（其實教的學校非常多），大可要求把部
分內容直接放入國文課本，何須另立一必讀科？何須在經典教育之上另建經典教育？兩層
樓的經典教育舉世罕見，說不定是獨一無二，其中顯然另有蹊蹺。在進入這個問題前，我
想先談一下四書的性質。
前面說過，儒家是在西漢取得文化正統的地位，作為聖典的「經」與經學也在此時成
立。四書是「經」，有人說它是「經典中的經典」，以之為要求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的理由。那麼，四書在儒經中佔有怎樣的位置呢？簡單說，儒家的神聖文本雖然在西漢
（公元前一世紀）即已獲得普遍承認，四書是宋代理學大興的產物，要到南宋朱熹（1130-
1200）撰著《四書集注》才成立。四書之中，《論語》在西漢即具經典的身分，但思想的
重要性要到三國之後才明顯。至於《大學》、《中庸》，本來是《禮記》四十九篇文字中
的兩篇，《中庸》到唐代中晚期才在儒學中開始有特殊的地位，《大學》更晚。《孟子》
原是子書，到北宋才入列於「經」。四書的確在南宋以後成為儒經的核心，後來更是官定
的科舉讀本，到現在還有人相信（至少是宣稱）它的絕對價值。不過，本文已經展現，儒
家的「經」形成於西漢，四書則是在南宋，如果四書的價值真是絕對的，亙古不變，何以
儒者花了一千三百年的時間才「發現」？原因無他，即使就儒家傳統而言，四書的成立也
是個特定的歷史現象，一個特定思想運動的產物，這種人為的建構，很難說是絕對的。
以上所說，大都是學術思想史上的常識。但教育不是歷史或思想的學術問題，教育的
對象是活生生的人，中學生更是在成長中的年輕人，一套文本要以法令規定舉國學子必讀
，是很嚴重的事，考慮這個問題，還必須檢討文本內容在教育上的適切性。四書的內容繁
多，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也沒有必要在此詳論。以下姑以《大學》、《中庸》為例
，表達我的一點看法。
《大學》首章是所有四書選本必有的，該章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然
文中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話，但全文的論述是從統治者（包括
最高統治者）的角度出發，這也是通貫《大學》的觀點。臺灣的現代社會性格已經成形，
所有的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所有成年人都有公民的身分，大家各盡其責，進而服務人群
，是這種社會所需要的基本倫理觀。依此，《大學》的觀點是否適合當前的基礎教育呢？
再談《大學》修身一章。該章的意思只有一點：修身之本在正心。以個人之見，講修養忽
略實際可見的行為，而強調看不見、摸不著、難以證實、易於隱藏的心，是近世中國道德
觀的偏頗之處。《大學》所言是否也值得檢討？又如《中庸》哀公問政章說，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這種
說法以先秦的環境來說，或許無可厚非，但放在我們身處的社會，是不是過於飄渺而有反
教育之嫌？
四書中不少內容具有超時代的價值，毋庸置疑，但其中受限於言說者的歷史處境乃至
原則上可商榷者，也斑斑可見，從實際教育的立場來看，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單獨立科？原
因到底何在呢？個人以為，有一點原因是：信仰。四書雖然在孔子身後將近一千七百年才
取得核心的經典地位，但有人相信，這個地位不可更易。這樣的「經」，已經不是經典教
育所談的「經典」了，而近乎宗教性的聖典。簡單說，半世紀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教育
中涵藏著兩種經典，一種是文化中的傑作（國文課本），一種是具有聖典性質的四書。這
是雙層國文教育的主要來由。於是，我們的問題變成：把特定的信念體系埋藏在基礎教育
中，合理嗎？
臺灣高中的聖典教育還有另一層隱蔽性：它並沒有四書之名，而叫「中國文化基本教
材」。這個名稱其實和「經」是相矛盾的。至少就原則而言，「經」應該是放諸四海而皆
準，歷經百世而不易，這種普遍性，就如《中庸》所說：「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即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怎麼變
成只是一國的真理了？就我的初步考察，「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名在1950年代即已出現
，1962年訂為高中教材。什麼人訂此名？為何訂此名？尚不得而知。不過，從近代中國的
心態演變看來，這個名稱的出現並不令人驚訝。十九世紀中晚期以後，西方文化東來，取
得絕對優勢，中國的地位與自信一落千丈，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了一種對應此情勢的
潮流，或可稱為「中國文化」建構運動。這個潮流的一個特點是，許多人把他們相信的事
物和觀念，以「中國文化」為名，界定為自家的寶藏，以此衛護其價值，也以此建立民族
主義的內涵。四書改稱「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雖然發生在戰後臺灣，無疑是這一潮流的
邏輯產物。在那個時候，聖經賢傳早就失去了現實的意義，沒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中國
文化」則有很強的正當性。
在我個人看來，類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代表了一個很有問題的觀念，我稱
此為「文化本質主義」（英文可叫cultural essentialism）。中國文化這個詞語，照道理
，應該是指：自從中國這個群體形成以來，其中所有的人關於價值和意義的經驗之總合。
但文化本質主義不重視人們的實際經驗，文化只能被歸結於本質性的幾個點。中國所在的
歐亞大陸東端，長久以來是人類密集居住之處，一切估計顯示，從公元紀年之初到二十世
紀中葉，中國的人口一直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到三分之一弱。如果遵循「中國文化
基本教材」的意念，過去兩千年四分之一以上人類的文化是非常單薄的，它有特定的核心
，這個核心只能由四份篇幅不長的文本所代表。這既不符合事實，就價值而言，也是對於
異已觀念的排斥與邊緣化。
除了儒教（特別是理學）的信仰以及文化本質主義，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為獨
立科目背後的另一個力量顯然是中華民族主義，至少是文化民族主義。有人相信，年輕人
如果接觸中國文化的精粹，有助於形成或強化他們的中國認同。這個因素恐怕在「中國文
化基本教材」編製之初就已存在，現在就更強烈了。由於看出這個因素的人很多，這裡就
不多說了。
總結本文的要點，個人以為，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要求，涵藏了某種宗教性
的信仰因素。在宋代以下的中國，這套信念藉著科舉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管道，滲透人
心，成為絕對的正統思想，多少已是勝之不武。在當前的自由體制中，更有違反政教分離
原則的嫌疑。至於文化本質主義，容易導致對人文多樣性和實際生活經驗的忽視，對於文
化的生機與創造，也是弊多於利。
從正面表述我的看法，我並不反對在基礎教育中閱讀《論語》、《孟子》的篇章，但
應該置於一般的課本，四書不宜獨立成科，也不應再掛「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名
。國文課本內容的編選，視野可則更開闊，也應再多一些現代和當代的作品。